莫山洪

摘要：《南霁云睢阳庙碑》是柳宗元传记类文章中的代表作。文章以骈体的形式，叙述了忠臣义士南霁云牺牲前后的故事，是一篇骈体叙事的典范之作。文章叙事细密，简要精致，用典贴切，语言精美，充分体现了骈文的文体特征。本文的写作，是柳宗元贬谪初期写作的创意，也是写作此文政治背景的需要。

关键词：柳宗元 《南霁云睢阳庙碑》 骈文

柳宗元是唐代古文大家，其古文创作影响深远，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因其古文的成就，其在骈文创作上的成绩多被掩盖。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娘娘，务色彩，夸声音，而以为能也。”虽然是说自己后来致力于古文，但却也说明了自己本来就擅长骈文。学兼骈散文，在骈文创作与古文创作上自然都有突出成绩。因此，柳宗元在传记方面的文章创作，既有古文方面的代表之作《段太尉逸事状》等，又有骈文方面的代表之作，如《南霁云睢阳庙碑》。《南霁云睢阳庙碑》是作为纪念唐代忠臣南霁云的一篇传记文字，可以称得上是一篇典范的骈体叙事之作。

《南霁云睢阳庙碑》的内容及其写作背景

《南霁云睢阳庙碑》是为在“安史之乱”中表现突出的忠贞之士南霁云作的碑文，文中叙述了南霁云在“安史之乱”中与张巡、许远镇守睢阳，因睢阳城被困，他奉张巡、许远之命，突围向贺兰进明求救未果，返回睢阳城，最终与张巡、许远等人一同殉国的事，歌颂了南霁云义薄云天、义胆忠贞的英雄气概，表现了作者对忠臣义士的崇敬之情。

根据宋代世綵堂本《河东先生集》，《南霁云睢阳庙碑》写于柳宗元贬谪永州时期，“南霁云名霁云，魏州顿丘人，禄山反，张巡、许远守睢阳，遣霁云乞师于贺兰进明，不果如请，事详碑中。霁云还人城。十月，城陷，与巡等同被害。初赠开府仪同三司，再赠扬州大都督。宪宗元和三年戊子，公时三十六，永州司马”，按照解题所说，此文作于元和三年（808）。但是，此文通篇骈体，故亦有人以为此文当作于少时，黄震就说此碑“一句一事，始终属对，全似韩、柳未出时文体，与子厚他文不类，当是少作”。黄震又称：“近世晦翁尝以年考之，乃子厚晚年作。殆自隳以从俗耶？”朱熹说柳宗元文章创作变化的问题，是他在谈论骈体在文章发展中演变的时候说的：“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如苏颈着力要变，变不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然当时亦无人信他，故其文亦变不尽，才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并只依旧到得陆宣公奏议，只是双关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双关之文，向来道是他初年文字，后将年谱看，乃是晚年文字，盖是他效世间模样做，则剧耳。文气衰弱，直至五代，竟无能变。到尹师鲁、欧公几人出来，一向变了。其间亦有欲变而不能者，然大概都要变，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滚杂。”朱熹提到，柳宗元的文章有两种形态，骈体类文章，本来以为是年少时候所写，但查看了年谱，却是其晚年所作，而且是效仿“世间”所作。这在一定程度上贬损了柳宗元这类文章的创作价值。不过，朱熹是根据何“年谱”得出这样的结论，并未说清楚。从柳宗元的生平看，36岁也不能说是年少，当然也不能说是晚年。这样的提法多少还是不够严谨。

从柳宗元文章创作情况看，其在长安时期和在柳州时期都有不少优秀的骈文作品，长安时期的如《送幸南容归使联句诗序》《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等，柳州时期的如《谢除柳州刺史表》《献平淮夷雅表》等，可见柳宗元在文章的创作上是骈散兼长的，并不一定只以某一种文体扬名。章士钊称：“人不能作各种不类之文，其人必非高手，子厚高出退之，窍要即存乎是。”这一提法，虽无确证，但道理是不错的。只是抑韩扬柳，似有过之。元和三年，柳宗元到永州不到三年，写作出《南霁云睢阳庙碑》这样的骈体文章，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故何焯《义门读书记》称：“《睢阳庙碑》，当时睢阳死守，李翰既为之传，南八事首尾，韩氏又书之矣，此碑用南朝文体，盖相避也。郁厐眉之都尉，挫猿臂之将军，柱厉不知而死难，狼晖见黜而奔师，柳子方为僇人，假以发其愤慨，四六使事，复不觉其讦露耳。”称此文是柳宗元到永州不久所作，所见不差。

《南霁云睢阳庙碑》的骈体叙事之精致

碑这一文体，刘勰《文心雕龙》称：“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碑文多称道碑主，歌功颂德，这自然也就要求对碑主的生平有所涉及。故碑文之中，必有叙事，这自在情理之中。《南霁云睢阳庙碑》全文以骈体出之。用骈体以叙事，按照刘知几《史通》所言，并不是很理想：“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刘知几认为，叙事类文章当以简要为工。骈文句式整齐，语言华丽，以刘知几的观点来看，确实不适宜叙事。但柳宗元此文，抓住叙事“简要”的特点，充分发挥骈文在句式上的特点，突出展现南霁云最辉煌的事迹，可谓叙事精致。

首先是叙事重点突出。刘勰《文心雕龙》称“其叙事也该而要”，即言简而意赅，重点突出。柳宗元此文，重在突出南霁云“急病让夷义之先，图国忘死贞之大”的仁义之举，因此，全文的叙事，以南霁云求救贺兰进明一事为重点。文章对于南霁云与张巡、许远等人死守睢阳并没有做过多的叙述，对城破身死也没有做太多的叙述。或者说，文章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做细致的敘述，而是采用了概括式的骈句。如叙述睢阳城被围，只用了两句带叙述性质的句子：“贼徒乃弃疾于我，悉众合围”，“诸侯环顾而莫救，国命阻绝而无归”，其他的句子，则是以骈句来烘托紧张气氛：“技虽穷于九攻，志益专于三板。逼阳悬布之劲，淠城凿穴之奇。息意牵羊，羞郑师之大临;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这样的叙述，对于烘托南霁云的侠肝义胆，有着非常好的作用。文章的重点在于以骈散结合的方式，并使用人物语言，对南霁云求救贺兰进明一段做了细致的叙述：

公乃跃马溃围，驰出万众，抵贺兰进明乞师。进明乃张乐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礼，独何心欤？”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恸哭而返，即死孤城。

此一段文字，骈散结合，写得细致真切，南霁云慷慨凌然的形象，跃然纸上，读来令人气血贲张。南霁云拒绝贺兰进明的礼聘，并噬指以明志，鲜血淋漓，却又震撼人心。此情此景，不能不令人对南霁云充满了崇敬之情。因此，作者又连用两个典故来加以赞许：“首碎秦庭，终懵《无衣》之赋;身离楚野，徒伤带剑之辞。”以申包胥的典故，再次表现了南霁云的忠贞之情;并借屈原《国殇》中的“带长剑兮挟长弓，首虽离兮心不惩”，进一步表达忠贞爱国之情。这样的叙事，既简要，又重点突出，符合刘知几所说的“以简要为主”。

先后顺序井然，条理清晰。文章属于庙碑文，碑文的特点，当然是以歌颂为主，且碑文写的是碑主的生平，自然也会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来组织安排文章结构。《南霁云睢阳庙碑》不仅仅是要考虑碑主的生平，更要贴合其中的“睢阳”二字，即以睢阳的事迹作为主要内容。故全文叙述只涉及睢阳城破前后的事情，从敌人围困睢阳城，到南霁云出城求救贺兰进明，再到三人城破身死，以及后来的儿子受封等，娓娓道来，秩序井然。

从文章结构上看，这篇文章虽是骈体，但其叙事并不输于散体。焦循批《柳文》卷一五称此文“似左丘明”，就是对其叙事的肯定。

《南霁云睢阳庙碑》的用典艺术

刘勰《文心雕龙》称碑的特点“其缀采也雅而泽”，即指其语言典雅而富于影响力。“雅”当然可以通过用典来体现，因为典故的运用，不仅可以增加文章的容量，还可以使文章充满典雅之气。用典是骈文的一大修辞形态，自六朝以来就多为人诟病。中唐陆贽在改革文章时，就写出了许多不用典、少用典的优秀骈文。尽管如此，典故的运用，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仍用的手法，无论诗词骈文，都有这样的传统。柳宗元擅长古文创作，但正如前文所说，他在骈文创作上也有很突出的成就。他在21岁的时候即考中进士，因服父丧而未能参加铨选，后于26岁再中博学鸿词科，步入仕途。能够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考中进士，又再中博学鸿词科，可见柳宗元学识之渊博。须知唐代的科举，“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21岁就考中进士，绝对是非常难得的。

有这样的基础，自然也就非常熟悉各种典故。在《南霁云睢阳庙碑》中，柳宗元所用的典故有30多个。这些典故，大多与忠君爱国有关，分别出自《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表达出作者对南霁云的崇敬之情。

《南霁云睢阳庙碑》的用典，充分展现了柳宗元文章用典的高超艺术。

首先是典故的使用与碑主的身份、事迹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南霁云是一位忠贞之士，他的事迹充满了传奇色彩，却又让人倍感悲壮。叙述这样一个人物的生平，自然要用那些感人肺腑的经典故事。从文章看，作者使用的典故涉及李广、王衍、柱厉、狼晖、耿恭、臧质、墨子、赵襄子、马敦、申包胥、傅燮、周苛、臧洪、蔡恭、鲍信、庞德、勾践、温序、赵充国等，这些历史人物，都有忠贞之心，且都曾在非常困难的时候表现出超人的毅力，忠于国家。故柳宗元文章中出现的与这些历史人物相关的典故，很显然是考虑到碑主自身的特点。如“虏骑虽强，顿盱眙而不进”一句用臧质典故，《南史》记载：“（元嘉）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广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太武怒甚，筑长围一夜便合。……魏以钩车钩垣楼，城内系絙，数百人叫呼引之，车不能退。质夜以木桶盛人，县出城外，截其钩获之。……杀伤万计，死者与城平。如此三旬，死者过半，太武乃解围而归。”臧质被魏军围困，其情与南霁云相似，而臧质坚守三月，南霁云则与城共存亡，其忠贞亦有相似之处。再如“首碎秦庭，终懵《无衣》之赋”一句，用申包胥之典故：“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场之患也。逮吴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申包胥向秦国求救兵，与南霁云到贺兰进明处求救，颇为相似。但申包胥虽然过程也较艰难，却终于还是得到了救兵，感激之下，行九顿首之礼。而南霁云却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贺兰进明根本就不出兵救急。

其次是典故的运用折射出作者的复杂心境。柳宗元当时被贬谪永州，内心愤懑，情绪低落。柳宗元在贬谪初期，对于永贞革新的认识，应该说还是停留在过去的认识上，认为这是为国家发展的一次重大改革，他在贬谪初所作的《惩咎赋》中就表明，他们的改革是正当的，失利也是因为敌人的阴谋破坏：“奉訏谟以植内兮，欣余志之有获。再征信乎策书兮，谓炯然而不惑。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图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但无端被贬谪，且以王叔文“朋党”之名，谪为永州司马，自然有其愤懑之处。对于自己这种被误解的状态，他自然特别需要得到人们的理解。因此，在典故的运用上，也使用与之相对应的典故。如“数奇见惜，挫猿臂之將军”一句，用李广的典故，《汉书·李广传》称：“广历七郡太守，前后四十余年，得赏赐，辄分其戏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生产事。为人长，爰臂，其善射亦天性。……元狩四年，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击匈奴，广数自请行。上以为老，不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大将军阴受上指，以为李广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李广有很高的才干，却因卫青之阻碍，未能如愿。南霁云与李广有相同之处，都很有才干，却也未受重视，且被人排挤。联系到柳宗元自身，则他亦为一有才华之人，也受到了排挤和打击。选取这样的人物典故，应该说很能体现柳宗元复杂的心理——因革新失败而被贬谪蛮荒之地，因遭误解而朋友远离，很需要一种帮助。

《南霁云睢阳庙碑》中的典故运用，范围极广，有正史中的，如《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也有出自诗歌辞赋的，如《楚辞》中的《国殇》、张衡的《思玄赋》等，甚至还有笔记野史类的，如（（汉武故事》。这些典故的使用，充分说明柳宗元学识渊博，博涉百家。与科举相关的经学著作自然不在话下，而与科举相关的诗歌辞赋，也有钻研。这些知识的储备，为他考取功名自然帮助不小，而他的文章用典，也就得心应手了。

《南霁云睢阳庙碑》的语言艺术

刘知几称叙事之文当“文约而事丰”，当然也就强调叙事之文的语言精练，所以“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骈文是特别讲究语言美的文体，柳宗元曾经称骈文是“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批评骈文语言华丽。尽管如此，本文的创作，柳宗元还是特别注重文章语言的美。当然，这种语言的美，并不是从色彩方面着手，而是从精练简要人手。

首先是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从碑文的文体创作角度来说，碑文不宜直接引用碑主的话，但是《南霁云睢阳庙碑》一文为了更真实地再现南霁云的高大形象，特地用了人物语言来给予展现。如其拒绝贺兰进明的邀请：“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礼，独何心欤？”义正词严，足见南霁云的仁义本性。同时，又以“乃自噬其指曰：‘瞰此足矣！”来展现其视死如归的大义凛然气概。全文引用南霁云的话不多，但这两句话出现在关键的地方，尤其能体现出人物的性格。

其次是语言的精准传神。作者充分发挥《春秋》以来史书简洁精要的特点，往往一字传神。如“乃自噬其指”中的“乃”字，显得果断而坚决。作者用一个连接副词，却精准地写出了南霁云毅然决然的态度。

当然，《南霁云睢阳庙碑》在语言上最突出的特点还是工整的句式和严谨的对仗。全文几乎通篇骈体，对仗工整，所用对句大多为隔句对、单句对，隔句對如“不遇兴词，郁龙眉之都尉;数奇见惜，挫猿臂之将军”“亲贤在庭，子骏陈谟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师而劝进”“息意牵羊，羞郑师之大临;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纳官其子，见勾践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等，单句对如“急病让夷义之先，图国忘死贞之大”“天旋亏斗极之位，地圮积狐狸之穴”“裂裳而千里来应，左袒而一呼皆至”“技虽穷于九攻，志益专于三板”等，都非常严谨。这种整齐的句式对于文章的整体美、音律美当然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柳宗元毕竟学习了古文的创作，因此，为了打破这种过于整齐的句式，使文章形式更趋灵活，他在一些对句中加入一些字词，改变文章的节奏，如“将保江准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复”，前面用一“将”字领起，节奏稍有变化，又如“不惟以能死为勇，善守为功”，前面用“不惟以”引起，节奏变化比较明显，“所以出奇以耻敌，立慬以怒寇”也是如此。再加上文章在写南霁云求救于贺兰进明一段的散体写法，就使得全文于整饬之中蕴含变化之美，于僵化之中富于灵动之美。这种语言上的变化，正是柳宗元改造骈文的一个做法。

为了展现南霁云的威武与大义凛然，文章还多处使用了数词，且同一数词的目的也不一样，如“超千祀而挺生，奋百代而特立”中的“千”“百”，突出其影响之深远。“艺穷百中，豪出千人”，其中的“百”“千”二字，突出了其武艺超群。“裂裳而千里来应，左袒而一呼皆至”中的“千”“一”，突出了其号召力之大。“技虽穷于九攻，志益专于三板”中的“九”“三”，突出了守城之艰难。这种写法，充分体现了骈文辞藻的“丽”。

正是在这种简约与华丽的交织中，文章充分展现了南霁云的英勇顽强，歌颂了其忠贞爱国的情怀。

骈体写作的选择与柳宗元的贬谪心态

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从叱咤风云的礼部员外郎到无所事事的司马员外郎，从权力中心的长安到偏僻荒凉的永州，身心难免受到极大的打击。

何焯称柳宗元此文是“不觉其讦露”，“讦”，《说文》解为“面相斥罪，相告讦也”，意谓攻击别人的短处或揭发别人的阴私。何焯以为，柳宗元当时初为罪人，心情郁闷，故借此文以宣泄，但用四六行文，故不见其怨愤。从柳宗元当时的情况来说，被贬谪荒凉的永州做一无所事事的司马员外郎，心情自然郁闷，且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志在为国，遭此贬谪，自然愤懑，为文偏激，在所难免。但是，柳宗元毕竟是曾经的礼部员外郎，在朝廷的权力中心有过叱咤风云的生活，诚所谓见多识广，自然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出问题。因为这篇文章的写作，一方面是旌扬忠贞义士，自然不可太过于张扬自我;另一方面，借此文表达自己的忠心，也未尝不是一种尝试——改变命运的尝试。

骈文的一大特点是句式整齐，便于传诵。从柳宗元作此碑文的情况看，他以骈体行文，自然也有希望文章能得到传诵的愿望。文章得以传诵，自然也就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作为因永贞革新而被贬谪的官员，柳宗元也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人们的关注。这篇文章所表达的对忠臣义士的歌颂，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柳宗元自己的思想情感。须知，柳宗元等人因永贞革新而被贬谪，朝中之人对他们也颇多贬词。永贞革新失败前，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曾上表要求惩处以王叔文为首的弄权朋党：“……今群小得志，隳紊纪纲，官以势迁，政由情改，朋党交构，荧惑宸聪;树置腹心，遍于贵位，潜结左右，难在萧墙;国赋散于权门，王税不入天府;亵慢无忌，高下在心，货贿流闻，迁转失叙，先圣屏黜赃犯之类，咸擢居省寺之间。至令忠臣陨涕，正人结舌，遐迩痛心，人知不可。伏恐奸雄乘便，因此谋动干戈，危陛下之家邦，倾太宗之王业。”柳宗元等人原来是被贬为刺史，但后来“物议罪之，故再加贬窜”，追贬为司马。柳宗元被贬谪后，在《答问》中借问者之口，描述了自己被贬谪后的情状：“独被罪辜，废斥伏匿。交游解散，羞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他人有恶，指诱增益;身居下流，为谤薮泽。”即使后来他已经去世，韩愈在给他作的墓志铭中还称他“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剌史时，亦自不斥斥”，在惋惜其“材不为世用”的同时，对其不能“自持其身”还是颇有不同意见。在受到朝廷上下非议的情况下，在遭受贬谪的打击下，有必要向朝廷表达自己的忠贞之情，以求得朝廷的宽大。而文章一旦得以传诵，则朝中之人知道的可能性就很大，自己也就有可能得到平反昭雪。也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推动下，柳宗元采用骈体写作本文。骈文在当时本就是通行的文体，朝廷章奏多使用之，民间传诵，也多以此为主。以骈体写作，自然能更快融入社会。

从柳宗元自身的情况看，他也是一位忠贞爱国的人士，对于其他爱国人士的歌颂，自然也是彰显自己思想的重要手段。柳宗元不但写了《南霁云睢阳庙碑》歌颂南霁云，还写过《段太尉逸事状》歌颂段秀实。这些人，都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涌现出的忠臣义士，都是学习的楷模。柳宗元身为忠贞之士，对于这些人的态度，不言而喻。以当时流行的骈体写作本文，自然能够为当时人所接受，文章也就有流传下去的可能，这对张扬忠臣义士有巨大帮助。

《南霁云睢阳庙碑》作为柳宗元文章中优秀的骈文作品，因其所歌颂人物的缘故，影响深远，又因其文章之精妙，也为历代文人所赞许。清康熙御敕编纂的《古文渊鉴》评价称：“以两汉之健骨，运六代之腴词。”蒋之翘虽对此文不满，称“几无生气”，但又引陈仁锡的话称：“此篇似模燕、许，在柳文中又是一格，而峭郁之意自见。”陆梦龙更是称此文“虽排偶，实与左、史驰骋，非六朝作手所能”。当代著名柳学研究专家孙昌武先生在谈到《南霁云睢阳庙碑》时，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骈文典赡工丽，有其特殊的表现力量。由于这篇作品的内容充实、生动，使人感觉不到堆砌典故、雕琢字句的弊病，反而显示出沉着慷慨的风格。这是柳宗元利用他的骈文素养所创作出的杰作。”诚如论者所称，《南霁云睢阳庙碑》确实是柳宗元文章中别具一格的优秀作品，以骈文而叙事，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成为骈体叙事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