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楠

摘    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不断普及，网络纪录片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无论是创作主题、叙事方式等都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互联网+”使长期处在低迷期的纪录片迎来“第二春”。在互联网与纪录片融合的过程中，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参与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使得纪录片摆脱原有的刻板印象，其自身传播形式的转变也同样趋于大众化、去精英化，在网络传播媒介的变革中，新兴的创作群体、模式乃至传播平台与方式正引导着纪录片发展的新方向。本文试以“互联网+”時代背景展开论述，从纪录片在网络媒体中的发展现状、新创作主体的变化与诞生及其特点、新创作主体的创作动机等方面来探讨互联网对纪录片发展额度重塑与拓展。

关键词：纪录片;互联网;话语表达;创作特点;创作动机

一、纪录片在网络媒体中的发展现状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纪录片的创作主体、内容、记录手法等创作流程都被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而深深的影响着。从2011年开始，国家层面对纪录片产业的推动下，纪录片开启了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纪录片产业有了整体的改观和发展。

近五年来，电视行业稍显颓态，电视广告首次出现负增长，但是纪录片却成为一抹亮色。纪录片产业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视频网站蓬勃发展，各个视频网站陆续开设了纪录片频道，使之获得了生存空间和传播渠道，尤其是网络纪录片开始如春笋般大量涌现，成为了纪录片新的传播模式，其中不乏有“爆款”的出现。

2017年4月，文化部正式发布了首个“数字文化产业”概念的文件，其中“互联网+”的新业态、新模式等成为具有产业风向标的作用。可以说，“互联网+”使一度低迷不振的纪录片迎来了真正的春天，启动了互联网时代下的“纪录片新时代”。而在这以国家需要、政策良好为背景的互联网与纪录片融合过程中，使得纪录片基于原有的发展困境，转为产业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逐渐完成产业化甚至进入院线，将其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相结合，“双效统一”推动文化产业与社会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

二、纪录片创作主体的变化与诞生

纪录片作为艺术作品，在不同的视域语境下决定了他的呈现方式与价值表达的不同，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下催生了新的媒体传播形式，将过去传统媒体一次性播放的纪录片转变为借由新媒体传播平台编程方便、自由的高密度传播。而基于“互联网+”语境和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其自身传播形式的转变也同样趋于大众化、去精英化，在网络传播媒介的变革中，新兴的创作群体、模式乃至传播平台与方式正引导着纪录片发展的新方向。

1.传统纪录片：新语境下的转变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爆发，网络空间的不断扩宽与自媒体平台（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发展使得更多的“网民”释放个体的表达欲望。在新的语境传播下，传统纪录片创作手法开始转变，其中较为明显的是将其“个人化视角”的转化和影视形态的隐形表达性，着力于在新受众中找寻突破口。因而，纪录片创作者开始放弃以往的着力于表达自己的感受，有明显的主导文化色彩，由宏大的叙事视角展开纪录片的讲述转化为从个人角度出发，平时事件切入的方式，其也是“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下最好的交织方式。

从《我在故宫修文物》窥探其表达方式的视角转变，其故事设置虽在故宫中，但“我”才是叙事的主体表达，不再是以描述文物的历史感为切入点，而是以个人化视野观其历史背景，将视线对准的是修文物的师傅身上，镜头开始有了”人的体温“，吸引观众的也是”接地气“的文物修复家和故宫的猫，尽管其叙事的视野发生变化，但是与国家形象的构建却是只增不减。

2.新创作主体的话语构建

“互联网+”时代，重新从创作主体的角度看当下的纪录片，会发现其话语主体和话语形式的转变过程。从一元的官方传达意识与文化认同的话语主体转变为多元的话语主体，虽然主流媒体作为党政的喉舌依旧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和话语优势，但在“互联网+”的时代下，“民间”的话语权也占据一席之地。

《舌尖上的中国》大热后，各大玩这个汗液相继推出了舌尖上的没事犀利，通过各种自媒体让网友上传自己家乡的美食，这一点很好的实现纪录片“接地气的”的创作，继而产生了一系列《人生一串》等美食类纪录片讲述美食背后的人生百味。

三、新创作主体的特点

1.草根性

自媒体平台的传播速度与网络空间的拓展，便携式设备的普及使得社会群众也能成为互联网时代纪录片的创作主体，进而涌现了一大批“草根”、平民化的拍客，表现出与以往的精英文化不同视角下的人生百态。

以哔哩哔哩（B站）为例，其年轻的定位以及弹幕等功能成为网络热门华谊的发源地之一。《寻找手艺》这部草台班子拍摄的民间手艺人纪录片在B站上走红，站内播放量超过50万，不同于电视台制作的精致与专业化，“土得掉渣”这个词是片子导演自称的，因为没有华丽的画面，没有绝妙的悬念，摄影摆拍也不专业，因为这个原因被十多家电视台拒绝。后来投放到爱奇艺和B站，这才逐渐吸引了观众的目光，特别深受年轻人喜爱。

2.匿名性

传统媒体时代，受众一般处于被动地接受信息的位置，而互联网时代下，话语权的多元化使得大多数人开始转变角色，成为传播者。基于互联网时代的部分传播者不像传统媒介时代一样有迹可循，网络的虚拟性使创作者可以以虚拟或者匿名性来参与传播。例如《浮生一日》就是由众多网友“众筹”制作而成这部“爱和恐惧”为主题的纪录片，而其创作主体来说，真正的创作者是来自这190 多个国家的“匿名”作者。因而以匿名的身份来参与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纪录片内容的贡献上，其最终价值是参与本身就是纪录片内容的重要构成。

3.年轻化

“互联网+”时代下，无论是影像的创作者还是受众，其年龄均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到2019年为止，我国网民达8.2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9.6%。年轻一代对网络具有天然的亲和力，网络成为他们了解世界、表达情感的重要媒介。因而，网络时代纪录片凸显其年轻化的特征，新媒体的发展，赋予了年轻创作群体的自我意识表达的机会，以及年轻受众参与的话语权力。

视频网站的弹幕就是观众参与的典型模式，《我在故宫修文物》最初在B站走红就是靠草根的网站和草根的弹幕来实现，将受众参与到话语表达中，实现“互联网+传播”效应。当这部“亲民”的纪录片走进互联网后，弹幕也形成了一种文化形式，片中的王津师傅在弹幕的追捧下也成功的打造成“故宫网红”人物，例如“王津老师好帅”“王师傅娶我”这种与传统题材不相符的弹幕，在互联网时代下，不仅上得台面变成对王津老师个体的认同，同样也是对匠人匠心的中国传统统文化的认同。

四、新创作主体的创作动机

艺术创作本身就是创作主体通过艺术作品的呈现将其自身情感得到抒发或倾泄。传统媒体时代，手中更多的时被动的情感接收身份，而在网络时期，由于受众身份的转变，使得原本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倾泄权”因转变而下放。因此，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创作者的情感表达更加丰富了如个性表达、对现实的揭露以及社会参与等创作主体的价值观表现。

1.个性表达

互联网时代的纪录片创作，主体上的个性表达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记录设备的便携性，使得网民纷纷拿起手机或者单反，将自己或身边的故事搬上网络、甚至是大屏幕。因而在这批不断涌现的纪录片作品中，无论是在主题还是各故事叙述方法上都呈现出来异常强烈的个性化特征。尽管影片本身可能存在着镜头语言单一或者影响运用上的不成熟，但是极具个性的表达方式的却形成了一条亮丽风景线。

《重返狼群》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将狼重新放归狼群的故事。整整篇故事以格林的“回家”为主线，通过对捡回小狼，把它养在城市到决定帮它回家，这一路通过他们简单又又诗意的独特表达方式，体现出了他们心中的“善“，这也是让无数观众为之感动和落泪的原因。这部无明星、无特效、无大制作的纪录电影一上映，因其独特的个性表达和人文关怀，斩获了无数好评。

2.揭露现实

互联网作为新的传播媒体，它的独特传播方式决定其具有揭露现实的功能。在传统纪录片时期，由于其信息传播的单向性，很多现实问题得不到及时的揭露与传播，而互联网时代则因其传播特性而改变其现状，纪录片创作者可以将其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拍摄、上传，通过网友的转发评论引起网络舆论来关注和解决问题。

例如网络纪录片《穹顶之下》自播出后受到热切关注，让人们在短时间内了解到过去北京在内的全国近半数城市受到雾霾天气的污染，从它的播出引发的网友热议以及各行各业纷纷做出的反应。网络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给了网友发声的权力，使网友同时扮演起来社会监督者的角色，并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引发网友的关注和热议，最终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借以解决现实问题。

3.社会参与

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平台，许多相关网站也变得丰富起来，例如哔哩哔哩、VICE此类专门为年轻人提供高品质内容的网站纪录片的创作者可以将自己关心的话题或者自己的生活以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然后传到网上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时受众可以通过弹幕等形式参与进讨论中来。《厚街》《差馆》厚街是珠江口的一个小镇，差馆是广州火车站站前派出所，都是通过关注一个万象生的地方，来让你看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折射面。《偷》这个纪录片是陈东楠导演的留美毕业作品，拍了很多纪录片导演不想、不敢、不愿拍的故事 ，新疆在人们心中是美好的地方。陈东楠的电影则来关注看到了新疆人生活中的“另一部分。”互联网促进了网民的自我意识的加强，网络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社会以及热点事件的看法并且随时随地可以参与进来，满足了互联网时代纪录片创作者进行社会参与的需求。

五、结论

综上所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纪录片的创作主体、内容、记录手法等创作流程都被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而深深的影响着。对传统纪录片的冲击也使之焕发活力，在影视产业崭新登场，重获一席之地。在互联网语境下，不管是主体创作者还是受众心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且通过纪录片产业的良性发展，带来内容、形式及创作动机等方面的突破，甚至使原本小众的纪录片有了走进院线的机会。

网络时代的传播有着较大的自由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为纪录片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但是同样也存在着创作者水平多样化和纪录片质量的问题难以理清，如果把控不好“度”，很容易使纪录片陷入对利润盲目追求的扭曲，沦为博眼球的艺术下等品。因此，我们应该站在理性的立场迎接互联网时代的这场纪录片产业变革，并时刻牢记： 纪录片的一切模式创新都离不开好的内容，“讲好中国故事”依然是我国纪录片发展的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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