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玉凤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性丑闻曾轰动全美，引发一系列调查和对克林顿的弹劾案，却并未影响他的总统生涯，也未累及他的婚姻甚至声誉。他结束总统生涯4年后出版回忆录《我的生活》（2004），赚得盆满钵满，还于2013年获得奥巴马总统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可谓名利双收，左右逢源。而丑闻的女主人公莱温斯基却成为人们唾骂、嘲笑与羞辱的对象，潮水般网络暴力的推波助澜更使她无处可逃，生活与事业都饱经挫折。

事件曝光16年后，莱温斯基以社会活动家身份重回公众视野，利用演讲、访谈等形式诉说丑闻带给她的种种恶劣影响，引起社会对网络暴力的关注及对该事件的反思。畅销书作者加·泽文（Gabrielle Zevin，1977— ）的第九本小说《太年轻》（Young Jane Young，2017）就是这种反思的结果。书中南佛罗里达国会20岁实习生阿维娃·格罗斯曼和众议员亚伦·莱文的性丑闻，与克林顿丑闻如出一辙，莱文安然无恙，阿维娃却身败名裂、销声匿迹，最后才回归公众视野。通过这种丑闻写作，泽文意在揭露批判那种羞辱女性的“荡妇羞辱”文化：男女双方共同犯下错误，男性可以全身而退，女性却要终身佩戴无形的红字“A”，就像《红字》中的海丝特·白兰一样，受尽羞辱。

根深蒂固的“荡妇羞辱”文化

“荡妇羞辱”是父权制的产物，“厌女症”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世界各地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无数女性成为这种腐朽文化的牺牲品，有些涉嫌通奸的女性甚至被沉塘或乱石砸死，而男性却大多逍遥“罚”外。

在这种厌女文化影响下，性丑闻往往以女主角的名字命名，女性成为人们谴责与批评的焦点，男主角却被忽略甚或被解读为牺牲品。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被叫做“莱温斯基丑闻”，莱文与阿维娃的丑闻被称为“阿维娃门”，突显的都是主流社会对女性的羞辱。阿维娃被刻画成洛丽塔一样的实习生，各种类似“荡妇”的大帽子纷至沓来。她不堪其扰，患了抑郁症，又求职无门，灰心丧气的状态下和莱文的得力助手乔治上床、怀孕，最后不得不改名换姓远走他乡才算稳定下来，独自生养女儿露比，生活和工作都严重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而莱文只是拉着妻子在电视上做了回秀就万事大吉。男女平等的神话被“荡妇羞辱”的恶俗所戳穿。甚至在丑闻败露15年后，主流社会仍然一边倒地丑化侮辱阿维娃，而这充满“厌女情结”的一长串演讲竟出自迈阿密大学美国犹太文学教授路易斯之口；更富于戏剧性和反讽意味的是，听众中间还坐着阿维娃的母亲瑞秋——仿佛隔着纸张都能看到瑞秋的愤怒与无奈。

路易斯本该是一位颇具理性的知识分子形象，却完全站在所谓的主流文化一方，肆无忌惮地抨击弱者，蛊惑盲从的芸芸众生。他连用四个“贻害”给阿维娃定性：贻害南佛罗里达，贻害犹太人，贻害政治家，贻害整个社会文明。路易斯觉得阿維娃生就一副淫荡相，明知莱文有家室还勾引他，要么为权，要么为名，要么缺乏安全感；若不是阿维娃坏事，能干的莱文说不定会成为首位犹太裔总统。在知识渊博的路易斯眼里，20岁的阿维娃简直十恶不赦，有权有势的中年议员莱文却俨然一个受害者。他清晰描述了15年前媒体与网络对阿维娃的围追堵截与肆意侮辱，逼得阿维娃与瑞秋无处可逃。而现在，这位教授的演讲字字无情地敲击着瑞秋的心。如果路易斯了解瑞秋对于这种事的看法，他也许会瞠目结舌。当副校长瑞秋发现校长费舍与一个毕业班女学生有染时，认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还是应该严格自律的，于是建议董事会立即解雇费舍。无奈同样性质的事情发生在阿维娃身上却无人为其主持公道，瑞秋还被迫辞去了校长职务。

实际上早在东窗事发前，阿维娃就饱受她所迷恋的莱文议员有意无意的侮辱与漠视。阿维娃发现在两人的交往中，自己“丝毫权力也没有，而他掌握着全部的主动权”，她只能被动等待、想念，连争吵都不敢。其间莱文提出过分手，但几个月后又找阿维娃私会，阿维娃逐渐意识到自己只是莱文的垃圾桶、行李箱、高尔夫球袋，从无平等可言。

对引发丑闻曝光的那场车祸，两人的反应出奇的一致——考虑的都是莱文的利益。脖子受伤的阿维娃想尽快离开现场，以免被人发现他俩的特殊关系而影响莱文的前途；头脑冷静的莱文想的也是他自己的事业，虽然他很清楚接下来阿维娃会面临多么糟糕的处境。他深知丑闻与犯罪的区别：丑闻总有平息的一天，对他来说无伤大雅；但如果隐瞒车祸的真实情况就是犯罪，他的事业就彻底完了，因此他需要阿维娃留下来为他作证。单纯的阿维娃愿为爱牺牲、付出任何代价，却不知莱文只是逢场作戏、利用她的感情而已。

在互联网与博客尚属新生事物的20世纪末，善用网络的阿维娃在团队中大放异彩，她替莱文开设的官方博客也为其竞选加分不少。然而，她自己开的博客却成了她一辈子抹不去的耻辱，任何人都可随时围观、辱骂，包括她13岁的女儿露比。研究证明大多数人遭受的创伤来自媒体，即“媒体化创伤”，而在信息时代，女性所遭受的羞辱与创伤被互联网无限放大，如同当下肆虐的网络暴力。科技成了人们手中的杀人利器。

莱温斯基在名为“羞辱的代价”的演讲中称，近20年来，我们逐渐在文化的土壤中播下了羞辱和公开侮辱的种子。无论是线上线下，八卦网站、狗仔队、真人节目、新闻报道甚至黑客，都是羞辱的渠道。隐私侵犯、网络煽动与欺凌越来越猖獗。她谴责“羞辱文化”是一种“流血的娱乐”。她倡导同情心和同理心，这也正是泽文创作《太年轻》的初衷。

“荡妇羞辱”的女性内化

在由来已久的“荡妇羞辱”文化浸淫下，大部分女性都在不知不觉中内化了这种令女性蒙羞的腐朽文化，甚至成为其帮凶。很多女性“意识不到自己也在羞辱和伤害其他女性，因为在男权环境中生活太久而不自知”，这是泽文对莱温斯基事件反思的结果，也是小说想传递给读者的信息。

《太年轻》中，连身为律师的艾伯丝也内化了这种男性中心文化。当艾伯丝得知丈夫莱文的婚外情时气急败坏，当即对以前的邻居瑞秋破口大骂，连称阿维娃为“荡妇”，却从头到尾无一字谴责莱文。更出乎瑞秋意料的是，艾伯丝竟对丈夫的丑事不以为意、听之任之，从而直接断送了阿维娃的名誉和瑞秋的事业。

然而，聚光灯下光鲜亮丽的艾伯丝何尝不是男权文化的牺牲品？作为政客之妻，她需要出席很多集会场合，极力营造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的良好形象。面对丈夫的性丑闻，同为律师的艾伯丝毫无悬念地做出与希拉里同样的选择，优雅得体地在公众面前原谅、支持丈夫，全力与竞选团队一起拉票、筹款、演讲、应酬，心里却像吞了只苍蝇一样苦闷抑郁，几近人格分裂。她15年如一日地在各种活动中机械般重复着几乎一模一样的演讲内容，又得极力表现得诙谐幽默，而心里却在滴泪、流血。她竭尽全力将丈夫的丑事压在心底，但露比的从天而降再次激起狂风巨浪。每次丈夫捅了篓子，人们总是给她打电话，她也总能帮丈夫收拾烂摊子，只有阿维娃的事她未插手，结果闹了个满城风雨。已近花甲之年的艾伯丝强撑着被癌症、化疗和失眠折磨得虚弱不堪的病体，独自与前来参加她30周年结婚纪念日晚宴的三教九流周旋，还要表现得欢快、自如、得体。她同样是性别歧视与盲目感情的牺牲品。

当阿维娃的女儿露比偶然听到丑闻女主角“阿维娃”的名字，之后又看了阿维娃的博客以及网络上的风言风语，原本与母亲无话不谈的她大骂母亲是个愚蠢、丢人、令人恶心的“罪犯”“大骗子”“奥林匹克撒谎比赛的冠军”，可以说全盘内化了主流社会对阿维娃的侮辱。

性骚扰与性丑闻只是女性面对的困境之一，在男尊女卑的文化氛围中女人始终处于劣势地位，被无数次地告知不该这样或那样生活。女性的身体、衣着打扮、婚恋和生育状况等都可能被人指指点点，就像因身材过于丰满而饱受打击的阿维娃一样。阿维娃聪明睿智却缺乏自信，内心不够强大，关键时刻做出了一连串失去理智的错误选择。她从小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对，她的发型、身材、衣着、卫生都不入母亲的法眼，“觉得自己是个手脚粗笨、身材臃肿的丑姑娘”。实习第一天，她被主管责备违反了着装规定，敏感自卑的她委屈地偷偷哭泣时被莱文抓个正着，正是他的趁虚而入使两人关系迅速升温。面对风度翩翩、有权有势、热情体贴的莱文，不谙世事的阿维娃心怀感激并很快转化为爱。再来看看人们眼中聪慧、知性、无所不能的艾伯丝，她其实与阿维娃没两样，她看似很强大，却又什么都“做不好”，或许正是这种软弱心理，使她面对丈夫的背叛时，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因为她早已认同了女性的柔弱无力，需要丈夫的光辉点亮她的人生。

好在阿维娃逐渐明白了自己的原罪不是身材欠佳，而是她的性别，是社会对女性的评判标准。人们总是通过外表评判女性，然而即使她像总统那样穿上深色西装，人们也不会选她做总统，只因她是女性。这样的性别歧视对8岁的露比也不放过：在天寒地冻的缅因州，小露比却因没有刮腿毛而遭到嘲笑奚落，直抱怨母亲不告诉她女孩子需要刮腿毛。5年后千里寻父的露比假托参加“未来女子领导人”项目，口号就是“拥抱丑陋”——不在乎自己是否光鲜亮丽，自信强大、聪明睿智最重要——以此抗议人们长久以来以“相貌丑陋”的评价标准抹杀女性的声音，剥夺女性的自信。

泽文声称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并界定女权主义的根本立场在于女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谁也没有资格教她们如何做女人。

对“荡妇羞辱”的反击

泽文对“荡妇羞辱”的批判与反击体现在故事的字里行间，并开出了摆脱这种恶俗的“个人药方”。

当弱者无法抵抗主流社会的强大势力时，逃遁也许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不堪其扰的阿维娃改名换姓，逃离自己居住了20余年的犹太小镇，从美国的东南端搬到东北端，不只是地域、环境、气候的巨大改变，也是她人生的巨大转折点。犹太人占佛罗里达州人口的30%左右，而阿维娃所在的瑞博卡拉顿镇约92%是犹太人，在这个相对封闭、保守的犹太社区，她面对着巨大压力，因此逃离压制她的男权中心文化就成为其反击“荡妇羞辱”的利器。

小说中，反击“荡妇羞辱”的另一策略是逃离婚姻。阿维娃、瑞秋、露比、艾伯丝等重要人物对婚姻的态度都颇为悲观，这并非偶然。阿维娃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永远不再和已婚男人牵扯不清，牢记“即便一桩婚姻糟糕透顶，你也不应该掺和进去”，宁愿做单亲妈妈。而她的婚礼策划工作更让她对婚姻的真相了如指掌，几百场婚礼策划下来，她洞悉了结婚的各种理由，爱情只是其中之一，她甚至不能確定爱情是不是一个女人嫁人的最重要原因。

从小就帮母亲工作的小露比也学会了感叹“不幸的新娘各有各的不幸”，着实可爱又可怜。作为婚礼策划人，她们发现婚礼前的几个月人们往往会暴露自己最糟糕的一面，而这往往也是他们最真实的一面，不幸的是那些前赴后继、飞蛾扑火般的痴情女人总是在木已成舟后才认清自己的处境。而泽文笔下花心滥情的男人却一个接一个：花店老板试图勾引阿维娃；罗兹的丈夫勾引瑞秋不成，竟恶人先告状，诬告瑞秋勾引他……忠贞的爱情与婚姻不知何时成了神话。泽文对婚恋的抨击看似平淡无奇，实则犀利无比。

面对强大得令人窒息的男权中心文化，女人之间的相互支撑与帮助是泽文开出的良方，母女亲情、姐妹友情是女性走出歧视羞辱泥潭的法宝。泽文认为女性“或许没法阻止男人的做法，但至少可以不加入‘荡妇羞辱的行列，可以形成一种女性互相支持的局面，这样就能帮助她们走出逆境”。从瑞秋到阿维娃再到露比，三代女儿的最好朋友都是母亲，母女间敞开心扉，几乎无话不谈。虽然女儿年轻时并非事事听从母亲，但迟早会像瑞秋那样意识到 “母亲的建议总是十分可靠”。无论如何，母亲总是女儿最坚强的后盾，当然还有母亲的母亲。

亲情至关重要，姐妹情同样必不可少。如果不是镇上有权有钱的摩根夫人的主动游说和鼎力相助，阿维娃怕是一辈子再无机会实现自己的从政梦。摩根夫人深知美国人引以为傲的选举是用钱堆出来的，而且具有浓重的性别色彩，但她临终前想看到一位女镇长。她不在乎阿维娃之前的“丑闻”，更看重其有头脑、有人脉，受人尊敬，这些都是阿维娃的优势。

读过《太年轻》这个反抗“荡妇羞辱”、倡导女性自我救赎与重塑的故事，许多国家的女读者告诉泽文她们都有过几乎一模一样的遭遇。泽文直言自己写作就是为了真实再现当代女性的诸多生存困境，为倡导女性解放与男女平等开辟新视角，从而改变性别歧视的思想观念、促进社会公平。而这正是作家社会责任感的最好体现，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