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燕春

一

原本计划乙亥年底出版的《诗教与情教》是理想中“诗教三书”的第二本，阴差阳错也成了“疫中三书”的第一本。这个坚硬的庚子之年有理由让作者更加坚信：人类的情感与感情需要教育。作者当然没有资格教育别人，只是深知自己需要教育，写作的动力很多时候基于自我教育。昔年熊十力先生与唐君毅先生均尝言天地间有必不可少之书与必须阅读之书，此即圣贤之书、先知之书、诗人之书，其他著述大抵皆属于艰难自己亦艰难别人之作。作者能力委實有限，所能做的无非借此尚不乏诚意的书写，略为故国典范留影以念。

中国文化有关“情”的起源与性质的探讨出现甚早，尽管学界的意见并不一致，也很难一致，但早在战国时期，“情性”问题就是重要的思想课题，是诸家的共同关怀与共同论述，其中儒家的关切尤其醒目。儒家人性论之所以发达，基于其最重视道德自觉与道德教化，涉及人性的问题就无法不涉及人的情感状态。儒教就其立教的人性论基础而言即可称为“情性之教”。对于侧重经验性与人间性的儒者，既然“道始于情”、“礼作于情”、“文起于情”（郭店竹简《性自命出》），比起“复性灭情”这类逆向证成的价值趋向，人类德性养成被认为不可或缺的路径，即包括“因情”、“称情”、“养情”的“情教”种种。道、情两端被视为亘古大义，“情”要表现（知情者出之），“情”被视为“道”展开的可能。情的展开同时就是道的展开，道至情达则是。就此而言，“情”与“理”不仅同出异名，情的状态很可能更基要根本，也更彻底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