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雨霁

阎连科终于写“她们”了。

我似乎从未想过，当年在香港科技大学那半圆形的演讲厅，一位头发花白、说话谦卑、语述缓和、带领着我们分析克莱尔·吉根的短篇小说《南极》的男人会这般写女人。就连表达自己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不推崇，也是带着犹豫和推测的语气，说了一句“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变得‘经典的”。春夏之交的香港，阳光翻山越岭，在冒着薄雾的海面上腾升几番潮湿的蒸汽，将他上课的声音延伸得颇为悠长。若我的记忆没有出错，我记得他并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课堂讲稿上也极少流露出关于两性的思考和批判。但他还是写了女人，像是一场必然要注定的相遇，宛如中原土地上必然会长出颗粒饱满的稻穗;或，经过严冬的季节，总能盼到嫩绿、清脆的春花。

我似乎是不假思索、一气呵成地读完了他的散文，像是冒冒失失地闯进了他的故乡洛阳嵩县，穿过田野和麦浪，推开那种着泡桐、榆树的瓦房小院，就那么杵着，看着他和那群在黄土地的女人们，如何跟生活相处、相依乃至告别。他写了在春日午后晃着二郎腿的相亲对象，写吃着烩面的时候等到同意结婚的妻子，写大姐把自己的辫子剪下、卖掉，换来全家的汽水，写拉煤时候二姐给自己煮的热汤面，写四个姑妈的婚嫁，还写那些娘婶的凡人之心和通神之性。他一笔一画认真地写着给予自己血肉之躯的母亲，还会走街串巷地去观察在保守社会里那些越界的女人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