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徙南

敢于“硬磕”的姐姐们

哈里特·伊丽莎白·比彻·斯托在哈特福德长大，后来随父移居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一个废奴情绪强烈的州。辛辛那提和蓄奴州肯塔基州仅有一河之隔，郊外是星罗棋布的大农奴主种植场。婚后斯托夫人在那里生活了18年，经常接触逃亡奴隶。她自己也亲自去过南方，目睹了黑奴的悲惨生活，后来还将自己的家作为帮助南方奴隶逃亡的中转站之一。

从1851年到1852年，斯托夫人开始为华盛顿特区的报纸《民族时代》撰写连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揭露南方黑奴受到非人的待遇。小说第一年就卖出30万册，翻译成超过40种文字，大大促进了北方的废奴情绪。以至于在南北战争爆发的初期，当林肯接见斯托夫人时，曾说“你就是那位引发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南方的奴隶主却也因此对其恨之入骨，诋毁斯托夫人歪曲事实，其小说是幻觉的反映。一开始，《汤姆叔叔的小屋》还能在南方的书市自由出售，但很快成为禁书，拥有这本书甚至会影响自己的人身安全。面对这些攻击，斯托夫人又云淡风轻地发表了一篇《汤姆叔叔的小屋题解》的文章，列举了大量文件和证据，以强硬的姿态让奴隶主求锤得锤。

玛格丽特·米歇尔在《飘》中写道“战争是男人的事，不是女人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参与还是记录，战争都将女性排除在外，这被认为是无需省察的真理。然而就像《纽约时报》著名战地记者格洛瑞亚·爱默逊所说，女性战地记者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男人从心底还是迷恋枪炮与军装的孩子”。

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盖尔霍恩，自二十八岁采访西班牙内战开始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二战时，盖尔霍恩与海明威一起为《科利尔周刊》提供报道。作为著名作家，海明威获得特许权，随军报道诺曼底登陆，盖尔霍恩却只能自己想办法，她和一艘停靠在英格兰的医疗舰交涉，说她想做一篇关于护士的报道。得到许可后，她一上船就径直冲向厕所，把自己锁在里面，直到起航。这已经是第三艘试图横跨海峡的医疗舰，前两艘都被水雷击沉。

从最终发回的报道来看，盖尔霍恩细致地描写了这次进攻的代价，尤其是伤员的情况，反思战争的非人道。除了本职工作，盖尔霍恩还在枪林弹雨里主动上岸协助过抬伤员，但在文中完全隐去了自己的存在。

另一边的海明威则在自己的文章中夸夸其谈他对于诺曼底登陆作战成功的重要意义，他是如何指导军官完成了这次战役，尽管事实上虚张声势的海明威根本就没有踏上诺曼底一步，仅仅在船上完成了一次跟团游。

坚强自立的姐姐们

1928年10月20日，大雨，伍尔夫受邀去剑桥大学就“女性与小说”为题发表演讲。在回答“一个女人要如何才能自由”的命题时，伍尔夫提出了两个条件，一要有钱，二要有自己的房间。在公用起居室写了一辈子爱情小说，却一辈子没结婚的简·奥斯汀要是能看到这场演讲，肯定会激情转发。

与张爱玲齐名的作家苏青生于浙江宁波一个书香之家，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却也从外婆和母亲那里耳濡目染：女人需要隐忍。1933年，苏青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一年后就为了和青梅竹马的丈夫李钦结婚而退学。因为连生了四个女儿，苏青的婚姻摇摇欲坠。1935年，为了抒发苦闷，苏青第一次拿起笔写作了散文《产女》投稿给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发表。

一次因为苏青要钱买米，李钦抽了她一巴掌，还讥讽她“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苏青一气之下就此离婚，还写了篇文章《论离婚》，受到时任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的赏识。

在当时的上海，女人要么被人伺候，要么伺候别人，苏青却选择最难的一条路，靠自己养活自己。因为辍学找不到好工作，她就先靠写短篇稿件赚快钱。有了一定积蓄后，她开始连载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收到上海市民追捧，合集出版后一直印到第36版。

自己一个女人当作家还不够，她又一手创办了首家完全由女性支配的《天地》杂志，一人身兼数职，胡兰成、张爱玲、纪果庵都后来成了《天地》杂志的常客，而这一切，都是从那一巴掌开始的。

男性作家从来不会被提问如何在写作与父亲的角色中取得平衡，但这却是每一个已婚女性作家都不免要碰到的问题。去年辞世的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曾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解释自己每天清晨开始写作的习惯，因为孩子熟睡后，天亮之前，这是一个单身母亲唯一的闲暇时间。尽管如此，她仍然认为，离婚而有孩子是非常棒的解放。

年轻时的莫里森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黑人女性，更是处于边缘之边缘。她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说我是一个作家，是困难的。事情几乎就像是你需要写作的许可似的。”莫里森对于讲故事的痴迷源自祖母阿黛丽娅·威利斯，莫里森在1981年出版的小说《柏油娃娃》的前言中这样描述祖母：“她给我们讲故事，让我们可以坚持完成那些单调乏味的工作；让我们忘记疼痛和水痘；冲破沉闷，给我们揭露了一个迷人的世界。”

虽然莫里森的童年被非裔美国人的民间传说、音乐、仪式和神话包围，从康奈尔毕业后，她并没有成为一个女作家，而是去了德克萨斯南方大学和霍德华大学任教。在霍华德大学任教期间，她遇到了后来的丈夫，牙买加建筑师哈罗德·莫里森。

这段婚姻只持续了六年，1964年，莫里森选择离婚时，第二个孩子还在肚子里。离婚后，她辞去了教职，在纽约锡拉丘兹的兰登书屋担任图书编辑，这是她当时能走到的离文学最近的地方，毕竟她已经是小说部门的第一个黑人女性高级编辑。为了对抗离婚后的孤独，她开始写作。

因为要抚养孩子，莫里森无法全职写作，无人打扰的清晨，下班回家堵车的路上，她抓住一切时间写上几笔。五年之后，她挤出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最蓝的眼睛》，她没有使用自己的本来名字克洛伊·沃福德，而是用了笔名托妮·莫里森。这是她和丈夫仅剩的联系，不过多年以后，这让她一度十分后悔。

成了作家以后的莫里森还是如往常一样忙碌，但她已经知道“我再也不会把我的生活、我的未来托付给男人的随心所欲了，公司里的或是外面的任何男人。他们的判断跟我觉得我能做的事情再也不会相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