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10年，日本“无缘死”纪录片播出以后，日本学界将这一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指向了传统共同体的解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单身和独居人口不断增多，这似乎印证了日本的传统共同体解体一说。然而，深入分析这些数据发现，日本社会的主要单身群体并不是由离婚造成，而是由未婚导致。如果婚姻关系的成立意味着家庭共同体的再生，那么未婚就并不意味着家庭共同体的解体，而意味着家庭共同体没有再生。除了血缘以外，以地缘和业缘为基础的日本传统共同体也因为“无缘死”现象而暴露其面临的问题，但是否能称为解体则需要重新商榷。通过对日本官方数据的重新整理和分析发现，日本的“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传统共同体的解体，而在于共同体再生的困境。

关键词：共同体;无缘死;解体;再生;自噬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0）04-0054-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0.04.006

一 、 问题的提起

2010年，日本广播协会播放的纪录片《“无缘社会”——32 000人“无缘死”的冲击》曝光了日本社会的一种死亡现象，即“无缘死”。所谓的“无缘死”，指的是一个人长期独自居住生活，缺少人际交往，直到死亡前身边都无人照顾，甚至死亡以后也无人认领遗体的死亡现象。

“发达国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给与日本的主要标签。环境优美，经济发达，和平稳定，国民素质高等一直被視为现代日本社会的主要特征，这几乎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共识。同时，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日本集团主义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日本出现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去无人知晓的死亡现象会引来热议也就不难理解。

关于社会现象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所谓的现象，指的并非个案，而是指异乎寻常的众多相似事件。社会学实证主义研究奠基人涂尔干就是通过研究自杀现象开创了社会现象实证研究的先锋。然而，不同于人的主观意愿上“求死”的自杀心态，“无缘死”是在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死亡后果的情况下发生的死亡现象。因此，无论是从现实意义来看，还是从学科立场来看，日本的“无缘死”现象无疑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通常，遇到类似的社会问题时人们更喜欢追问为什么。比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死亡现象？但是，本文的意图并不在于此。“无缘死”是日本近年来创造的新概念，但实际上与“无缘死”相似的社会现象却并非日本独有。中国和西方社会都存在这样的死亡现象。近年来，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尸体在家中已经干枯成一堆白骨以后才被人发现的事件屡见不鲜。欧洲社会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社会现象，并且学界已经对此进行了研究。这种死亡现象在西方国家被称之为“lonely death”。日本学界近几年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了“孤独死”或者“孤立死”这类新概念来替换“无缘死”。

社会现象背后通常与社会问题关联在一起。有的社会问题是以显性的面貌出现的，比如暴力冲突;而有的社会问题却是以隐性的面貌潜伏着，比如阶层固化。比起显性的社会问题，隐性的社会问题如果不仔细地通过对社会现象进行归纳和分析就会难以被发现。“无缘死”所反映的根本问题并不像暴力冲突所反映的社会矛盾或者社会秩序稳定问题一般明显，它反映的根本问题是隐性存在的，如同我们所看到的收入高的家庭中子女更容易接受更优质的教育现象所反映的社会阶层固化问题一般。那么，“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隐性的社会问题之根本究竟是什么就值得深究。因此，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是，日本“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二、 研究综述

对于日本“无缘死”现象的关注在中国学界近几年的研究中开始陆陆续续地出现，但是研究成果并不丰富。值得一提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日本高龄者“孤独死”现象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1]。这一研究以人口老龄化为切入点，旨在强调“孤独死”与日本地域社会变迁、家庭结构变革与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瓦解之间的关系，以及日本采取的相应对策给中国带来的启示。这一研究实际上支持的是日本学界的一个基本观点，即日本传统共同体的解体。

在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中，日本学者以“无缘”为线索来理解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包括橘木俊诏[2]110、石田光规[3]1219。他们认为，“无缘”指的就是日本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3种人际关系的消失，因而日本的“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就是日本传统共同体的解体。对此，他们列举了日本人的离婚、未婚、未就业等方面的数据，以及日本人在社会活动（比如志愿者组织）中的参与程度，来证明日本的传统共同体的解体程度。

近几年，无论是日本社会对“羁绊”讨论的增多，还是一些客观数据都似乎在印证日本学者所担忧的问题，即日本传统共同体的解体。1970年，日本的离婚率为0.93‰，到2007年，离婚率上升到2.02‰[2]73。但是，2014年日本的离婚率下降到1.8‰参见日本总务省统计局《人口家庭》《世界71个国家的离婚率》，http：//www2.ttcn.ne.jp/hon kawa/9100.htmt.。独居人口也在不断增多，尤其是老年独居人口。以老年夫妻为成员的家庭在日本逐渐增多。根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1980年，日本65岁以上的独居老年人约88万人，2015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600万人左右，据推算，2035年，这一数字还将继续增长到760万人左右参见http：//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16/html/zenbun/s1_2_1.html.。不仅如此，无业的人口也不断增加。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统计的结果显示，2011年，日本60岁以下的未婚无业者达到255.9万人之多[4]25。

然而，数据所反映的另外一个事实却被忽略了。虽然日本社会的离婚单身人口以及独居人数不断增加，但是，比起未婚单身人口的增长，离婚单身人口以及独居人口的增长显得并不足道。1965年，日本男性和女性终生未婚率分别为1.5%和2.53%;2015年，日本男性和女性终生未婚率分别增长至23.37%和14.06%，据推算，这两个数值到了2035年还会分别继续增长至29%和19.2%参见http：//www8.cao.go.jp/shoushi/shoushika/whitepaper/measures/w-2011/23pdfhonpen/pdf/1_2_1_2.pdf#page=3.

http：//www.mhlw.go.jp/wp/hakusyo/kousei/15/backdata/02-01-01-002.html.。此外，从国际比较来看，日本的离婚率也并不比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更高。2014年，俄罗斯的离婚率为4.7‰，美国为2.8‰，德国为2.3‰，英国为2.1‰，而日本的离婚率只有1.8‰同①。。此外，根据日本的《帝国统计年鉴》和厚生省《人口动态统计》的数据[5]150，这一数据甚至比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数据还低：1880年至1900年之间，日本的离婚率就已经在2.5‰和3.5‰之间高居不下。共同体解体的前提是已经建立了共同体，家庭共同体的解体前提是婚姻关系的成立。如此一来，“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是否就是日本传统共同体的解体就值得商榷。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学界之所以将“无缘死”现象的根本问题指向日本的传统共同体，即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基本结构，可以追溯到日本社会研究的两位著名学者，一位是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支，另一位是美国学者傅高义。

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6]2931《以家庭为中心的人際关系》[7]165173，以及美国学者傅高义的《日本第一》[8]162163，这3部代表性著作分别建构起了日本社会“地缘”“血缘”“业缘”3种基本人际关系类型。中根在其著作《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指出，日本社会的人际关系认同意识是以“场”所谓的“场”，中根认为包括地域和集团。然而，中根这一归纳实际上并不够准确。在地域和集团之间，日本人更认同的是地理空间上的地域，而不是现代组织集团。为原理，对地域和集团存在着强烈的认同感，并以此决定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日本社会的“地缘”人际关系认同意识由此成为学界中颇具影响力的观点之一。此后，中根又在其另一部著作《以家庭为中心的人际关系》中指出，日本的社会结构是以父权家长制式的亲子关系为主要特征，这也是日本社会核心的人际关系。在这部著作中，中根认为“血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血缘”并不能按照生物意义上的血缘来理解，更不能按照中国人的血缘观念来理解。在日本社会，“血缘”的社会意义并不以纯粹生物意义的血缘为基础。是日本社会人际关系，乃至日本社会结构的核心。除了血缘、地缘以外，进一步以“缘”来解读日本社会的学者是傅高义。傅高义在其代表作《日本第一》中指出，日本战后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日本企业依靠三大法宝即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和工会组织。建立起来的员工“爱社如家”精神、员工与企业之间以及员工之间紧密的业缘关系密不可分。在中根千枝以及傅高义的影响下，“缘”不仅成为理解日本社会的关键概念，而“缘”所指的人际关系也成了理解日本社会结构的根本。日本学者滨口惠俊提出了“间人”论[9]150151，中国学者尚会鹏提出了“缘人”论[10]，可以认为都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提出来的。

另一方面，“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虽然是日本共同体的困境，但是并不能只从结构的视角看待共同体形式本身。如果仅以结构把握日本血缘、地缘和业缘共同体的变化，对于“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的考察只关注了静态的共同体形式，就容易忽略社会学考察的根本维度之一，即行动，从而无法全面把握日本传统共同体所面临的问题。共同体是人际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但是人际关系不仅包括共同体这种表现形式，还包括贯穿始终的人际交往行动。可以认为，共同体和人际交往行动共同形成了人际关系的形式和内容，如同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

三、 重新审视“无缘死”现象根本问题的两个基本维度

在社会学领域中，有两个基本维度构成了学科研究的根本视角，即行动和秩序。无论是早期经典的唯心论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还是20世纪中叶奠定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都是以行动和秩序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两个基本维度来建构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正如杰弗里·C·亚历山大在《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中所指出的那样，“行动和秩序代表了社会学争论的真实预设;它们建构了一个其他理论争议所不能包含的一般框架”[11]83。

然而，在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范式转变过程中，无论是行动还是秩序，都渐渐出现了亚历山大提出的“化约”的危机：或者将行动化约为秩序，或者将秩序化约为行动，将两个维度合并为一个维度。这种化约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如果将行动化约为秩序，就会难以解释社会的变迁;而如果将秩序化约为行动，就会难以解释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或者称为结构性的稳定。因此，两个维度化约为一个维度在社会学研究中可以称之为研究的危机。显然，日本学界关于“无缘死”现象的研究路径就明显存在这一化约危机，将行动化约为秩序，将秩序固化为人际关系结构形式，从而造成从历史的纵向维度来看待同一方面的数据时难以自圆其说。因此，为了对日本的“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进行重新探讨，文章将回到社会学研究的两个基本维度，即秩序和行动，来探讨当前日本社会的传统共同体现状，分析传统共同体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秩序和行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两个基本维度实际上也曾引起过社会学界关于两个维度本身的深入探讨。比如作为结构主义代表的帕森斯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行动本身所存在的结构，而韦伯则认为社会行动是以不同的理性为导向的，比如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情绪的、传统的四种不同类型，根据行动的手段、目的、条件等将社会行动分成不同类型。马克思强调秩序是外在强制性的，而涂尔干则强调秩序的主观性。但无论是哪一种立场，都如同亚历山大在《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中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社会行动都必然包含对手段和目的，规范和条件之间比重的评估;社会秩序则包含强制性的外在力量和规范性的内在依归的权衡。换言之，虽然是从行动和秩序两个基本维度重新探讨当前日本社会传统共同体的现状，但并不是以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立场探讨个体“自行其是”、各自行动，而是以方法论集体主义的立场探讨在日本社会中存在的趋同的行为模式倾向。因此，本文将通过对日本的传统共同体形式和人际交往行动相关的宏观数据的定性研究，分析日本传统共同体所存在的具体问题。

四、 解体还是再生：日本传统共同体的困境辨析

（一）共同体的解体和再生的基本逻辑分析

解体和再生两个概念原本都是生物学领域的基本概念。实际上，生物学概念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早已不是新鲜事，早期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提出“共同体”和“社会”这一对概念时就已经开始使用了生物学领域的“有机”概念。滕尼斯关于共同体和社会区分的重要观点就是共同体是有机的，而社会是机械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更是进一步区分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这组概念。此外还有诸如社会学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的主要理论范式都是以生物学的结构、功能等概念为基础。

如果我们承认了共同体是有机的，那也就意味着除了社会学视角以外，还需要从生物学视角来看待共同体这个如同生物组织一样的社会组织。如此一来，共同体就应该具备两个基本属性：其一，如同生物组织有生存和灭亡的规律一样，共同体也有产生和消亡的属性;其二，共同体的各部分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不可分的统一性。正如生物体的细胞通过不断裂变维持机体正常生命活动一样，由人组成的共同体也会通过相应的机制维持共同体的正常运转。

不同的是，共同体的运转依靠的其中一种关键机制既有生物意义，也有社会意义。这种关键机制就是人口再生产。共同体中的行动主体是在生物意义上会经历生存，成长，死亡和再生过程的人。但是由于在不同的社会中对人口再生产所采取的不同政策，比如节育，因此，人口再生产机制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机制。由于这一机制的存在，共同体便不会保持产生时的原初形式和规模，而是会不断打破旧有的共同体形式和规模，产生出新的共同体。人口再生产的直接结果是产生新的人口，这是新的共同体成立的重要条件。新共同体的成立，与新的人口产生的生物过程一样，这种过程可以称为共同体再生。虽然人与人之间会根据各种不同的原则来建立新的共同体，但毋庸置疑的是，人口再生产为共同体再生创造了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按照上文所述，共同体这种有机的社会组织既会产生也会消亡。如果共同体内部之间的各部分不再紧密联系，彼此分离而无法成为统一的整体，那么共同体就会因此而消亡。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体消亡也可以称为共同体解体。人口的消长对于共同体这个依靠人形成的社会组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人员一旦从共同体离开（或者是死亡，或者是迁移），共同体的完整性就会受到影响，尤其是一些小的共同体，比如家庭共同体，这种影响会非常明显。要恢复共同体的完整性，就需要通过补充新的人员，或者引进，或者人口再生产，来补偿共同体的完整性。反之，如果人口再生产停止，那么共同体就难以得到有效的补偿条件而保持自身的完整性，从而直接导致共同体走向解体。因此，作为共同体的关键机制，人口再生产如果能够得以保证，那么共同体才有再生的条件，而人口再生产一旦停止，那么共同体就会面临解体的风险。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人口再生产虽然是共同体存亡的关键机制，但并非唯一机制。毕竟共同体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组织，更是社会意义上的组织。正如赵鼎新所指出的那样，“生物学中机制和经验现象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对一的，而人的特性致使机制和经验现象在社会中产生了多对一的关系：对于一个社会现象，我们一般都能找到多个——有些甚至是和经验现象毫无关系的——解释机制”[12]。概括而言，社会现象经常是通过多个机制才能加以解释。此外，共同体的解体和再生虽然会受到人口再生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未必是即时性的，在其他社会机制的作用下，这种影响极有可能会延迟出现。换言之，在其他社会机制的作用下，人口再生产的停止未必会立刻造成共同体解体;人口再生产的持续也未必会立刻促进共同体的再生。在影响共同体的社会机制中，有一个的重要机制不得不提，即人际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些社会关系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际关系。如果说人口再生产影响共同体的再生，那么人际关系则影响人口再生产。虽然在生物机制上，人口再生产是共同体再生的关键机制，但是在社会机制上，人际关系却是共同体维系的关键机制。因此，要理解日本传统共同体的困境，就应该理解以上两个机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正如上文所述，日本“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是日本传统共同体的困境，其中传统共同体包括以血缘、婚姻为基础的家庭，以地缘为基础的邻里，以及以业缘为基础的企业（或事业）这3种基本的传统共同体类型。要全面理解日本传统共同体困境的具体问题所在，需要打破以往日本学界主要从共同体形式为讨论对象的主流研究路径，从共同体形式以及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行动两个维度为切入点，对家庭、邻里、企业（或事业）3种传统共同体的现状进行分析和归纳，才能理解日本“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需要提出的是，人口再生产是共同体的关键机制，而这一关键机制的功能承担者是家庭共同体，即只有家庭共同体才能够为传统共同体提供实现再生的人口条件。因此，下文将重点分析日本传统共同体中的家庭共同体。

（二）家庭共同体的自噬

近年来，日本社会研究学界热议最多的话题之一是日本的老龄少子化和未婚人口的急剧增加。2015年，联合国公布的全球人口老龄化数据显示，日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30.1%，居全球第一。而到了平成时期以后，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持续下跌。2012年，总和生育率跌至1.4左右，低于人口稳定发展应达到的目标值2.1，进入少子化社会。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日本未婚的人口正出现急剧增加，15年以后，每10名日本男性當中就有3人未婚，而每10名日本女性当中就有2人未婚。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出生率偏低一直为日本各界诟病，成为日本社会当前面临的难题，因为老龄少子化会直接带来老年人看护难，医疗成本上升，劳动力短缺等等其他相关的社会问题。但是，对于家庭共同体的影响才是最直接的。显然，家庭共同体会由于成年子女未婚以及人口再生产的减少而难以产生新的家庭共同体，如同细胞无法裂变一般。这是日本家庭共同体所面临的最为显性的困境。

也许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从日本的家庭共同体发展的现状来看，老龄少子化和未婚人口的急剧增加只是其中的部分问题，还有近几十年来更为突出的现象是家庭共同体规模的缩小，即所谓的核心家庭的大量出现。这或许应该被视为日本家庭共同体解体的根据。根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参见http：//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16/html/zenbun/s1_2_1.html数据。，1980年65岁以上单身独居的老年人大约为88万人，至2015年，达到了600万人左右;1980年65岁以上的老年夫妻家庭在所有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家庭形态中所占比例为19.6%，2013年则上升到38.5%;与子女共同居住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家庭1980年为69%，2013年则下降到40%。家庭共同体的传统形式就是“同居共财”，所谓的解体之说似乎也就并非无法理解了。但是，如果仅凭此认定日本的家庭共同体解体的话，那么这种观点容易受到来自历史人口学的研究成果的挑战。日本学者速水融在其研究日本历史人口学的成果中就指出过，由一对夫妻和婚生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实际上在日本近世时期就已经大量存在。从这一点来看，很难认为日本核心家庭的增多就是日本传统的家庭共同体解体。此外，如果按照家庭共同体的“同居共财”这一基本性质来看的话，还需要考虑到“共财”这一家庭共同体的另外一种基本性质。而在缺少对家庭财产进行制度性分配的情况下，人际关系机制会促使即便家庭成员不再同居，却依然共财的现象的发生。

尽管老龄少子化和未婚人口的急剧增加，但这仅仅只是日本的家庭共同体所面临的显性问题。日本家庭共同体面临的实际情形要远远超过它所暴露出来的显性问题。如上所述，人际关系是家庭共同体再生的重要机制。人际关系的行动就是指人际交往。从人际交往行动来看，日本的家庭共同体面临的复杂情形是：一方面成年子女与非共同居住的父母之间面对面的交往近乎断绝;另一方面成年子女却又依赖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来维持自身生活，他们或者即便到了适婚年龄也不结婚并依然与父母共同居住，享受父母住房和资金方面的经济支持，或者即便结婚了也依然得到来自父母的资金等经济支持。

2015年，日本内阁府公布的第8次老年人的生活和意识国际比较调查结果显示参见http：//www8.cao.go.jp/kourei/ishiki/h27/zentai/pdf/kourei_h27_2-2.pdf数据。，在日本、美国、德国、瑞典4个国家中，日本老年人与非同居的成年子女之间的交往亲密程度最低。调查频率分为“几乎每天”“每周1次以上”“每月1至2次”“每年数次”和“几乎没有”这5种程度。在显示亲密程度最高的“几乎每天”这一项中，日本只有20.3%，低于美国（42.9%）、德国（24.8%）、瑞典（30.0%），处于垫底位置;而在显示亲密程度极低的“几乎没有”和“每年数次”这两项中，日本分别高达3.1%和18.8%，高于美国（2.1%和5.6%）、瑞典（0.8%和6.6%），接近甚至超过德国（3.2%和15.8%），居于前列。

另一方面，日本的成年子女无论是未婚还是已婚，他们虽然在与父母的面对面的交往上存在近乎断绝的状态，但是他们对父母的经济依赖程度却并没有因此断绝，甚至很高。这种经济上的依赖表现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未婚的和无业的成年子女通过与父母同居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住房需求，甚至解除自身的家务劳动。日本学者山田昌弘和玄田有史将这类人群分别称之为“寄生单身者”[13]11或者“孤立无业”[4]3者。他们或者不结婚，或者不工作，却能够凭借父母为他们提供的住房并帮助他们解决家务劳动的便利，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尤其是孤立无业者，他们与独居老年人相似，除了同居的家庭共同体成员以外，几乎不与其他人员交往。另一方面，无论是未婚的还是已婚的日本成年子女，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着来自父母的经济援助。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对日本成年子女接受父母经济援助的相关调查《第2次全国家庭动向调查》统计的数据参见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題研究所2000年的《第2次全国家庭动向调査——现代日本的家庭动向》一文。，日本未婚男性和未婚女性在不与父母同居的情况下，接受父母经济援助比例分别为21.9%和51%，在与父母同居的情况下，这一比例分别为37.3%和36.9%;日本已婚男性和已婚女性在不与父母同居的情况下，接受父母经济援助比例分别为45%和27%，而在与父母同居的情况下，这一比例分别为46%和39.4%。然而，日本的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经济交往并不具有相互性。日本学者铃木富美子[14]的研究成果表明，95.5%的日本成年子女并没有在经济上援助父母，90%左右的日本成年子女并不会在生活上照顾自己的父母。

从日本家庭共同体面临的以上情形来看，按照有机体的生物现象，可以认为，日本的家庭共同体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自噬。所谓的自噬，简单而言就是指生命体吞噬自身细胞来实现维持自身存在或者更新需要的过程。日本因发现细胞自噬机制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分子细胞生物学家大隅良典的研究成果表明，细胞自噬除了能够分解细胞内的老化物质以及有害物质来维持身体的健康外，不少有冬眠习性的哺乳类还会利用这一现象让细胞内的物质再生以此维持生命。这种生物机制是细胞活动的动态过程，对于观察日本家庭共同体的现状是值得借鉴的。以动态的眼光来看，日本的家庭共同体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便是这种如同生物自噬现象一般。在人际交往行动上，家庭共同体的自噬现象表现在两个不同的方面：其一，家庭共同体成员的人际交往行动从与家庭共同体以外的人员交往转向了仅仅与家庭共同体内部的人员之间的内部交往，尤其是与同居的家庭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其二，家庭共同体依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保障的功能，成为日本成年子女在不需要缴纳保险费用的情况下却能够没有任何阻力地享受着父母提供的住房和保障金等待遇的保障單位。这两个方面就如同日本细胞生物学家大隅良典揭示的细胞自噬机制一样，日本的成年子女如同细胞一般，分解着家庭共同体内老龄化的父母来维持自身的生存需要，尤其是日本未婚、无业却与父母同居的成年人，他们像冬眠的哺乳动物一般，通过家庭共同体自噬而使得日本的家庭共同体并没有如同日本学界所言的解体，而是维持着日本的家庭共同体的存在，虽然这种存在形式不再是一对夫妻和婚生未成年子女，而是一对夫妻和婚生成年子女的变异形式。

（三）邻里共同体的僵化

共同体维系的关键机制是人口再生产，但是在邻里这样的传统共同体当中，人口再生产并非直接影响共同体，而是在人口迁移因素的影响下间接发挥作用。在日本的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流动不仅使日本地方人口过疏化以及大中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而且使邻里共同体人口数量也必然受到影响。以地方小城市为代表的城市和乡村的邻里共同体随着城市人口的骤减而减少;相反，以东京、大阪为核心的超大城市和城市圈为代表的大中城市的邻里共同体人口则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而增加。从共同體形式来看，在小城市的邻里共同体中，人口的减少自然会限制人口再生产，如此一来，邻里共同体不仅再生受到限制，而且会因为人口的流出而面临解体的危机。按照这样的逻辑，那么在大中城市的邻里共同体中，人口的增加为邻里共同体注入了新的人口，为共同体的再生也创造了条件。但是，日本大中城市的邻里共同体是否会因为人口的增加而因势利导，有效地实现共同体的再生呢？

除了人口因素以外，邻里关系也是考察邻里共同体现状的重要维度。从行动来看，邻里交往的频繁程度或者亲密程度可以视为邻里关系的重要参考指标。但是，日本邻里交往的频繁程度或者亲密程度并不乐观。根据日本内阁府2006年公布《国民生活偏好程度调查》统计的数据参见日本内阁府《2006年国民生活偏好调査》，

http：//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10361265/www5.cao.go.jp/seikatsu/senkoudo/h18/18senkou_2.pdf.，人们的地域活动参与程度极低，绝大部分关系到人们之间社会交往的地域活动参与程度所占百分比几乎只有个位数。日本广播协会的统计结果显示，日本人与邻里之间相互商量和相互帮助的期待程度从1973年35%下降到2013年的18%参见https：//www.nhk.or.jp/bunken/summary/yoron/social/pdf/140520.pdf#search=%27%E6%97%A5%E6%9C%AC%E4%BA%BA%E3%81%AE%E6%84%8F%E8%AD%98%E8%AA%BF%E6%9F%BB%27数据。。此外，根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2015年《第8次老年人的生活和意识的国际比较调查》结果，日本老年人对邻里的依赖程度明显低于西方国家，只有18%左右，而美国、德国和瑞典最低为24.6%，最高为45%参见http：//www8.cao.go.jp/kourei/ishiki/h27/zentai/pdf/kourei_h27_2-2.pdf数据。。这种依赖程度包括站在屋外闲谈、一起吃饭喝茶、参加活动、交谈心事、帮助生活琐事、生病时互相帮助等。邻里之间在生病时互相帮助，反映邻里人际关系亲密程度最高;交谈心事这类相互分享彼此较私密信息邻里交往行动反映的邻里人际关系亲密程度较高。但是，在反映亲密程度最高的人际交往行动中，日本老年人的比例最低，只有5.9%，德国、美国和瑞典分别高达31.9%、27%和16.9%。而在反映亲密程度较高的人际交往行动中，日本老年人的比例依然最低，只有18.6%，而德国、瑞典和美国分别高达48.3%、31.2%和28.3%。虽然是关于日本老年人与邻里交往的国际比较数据，但是这一数据充分地证实了日本广播协关于日本人与邻里交往程度的统计结果。

由此可见，在大中城市的邻里共同体中，人口虽然不断增加，而邻里共同体的人际交往却形成了僵持的局面。日本邻里共同体的人际交往现状便是如此。邻里共同体成员由于住在同一个小范围的地域共同体内，基于礼貌的见面寒暄或者只是站在屋外闲聊都只是在一种无法避免的情形下会产生的人类社会普遍发生的社会交往行动，完全有别于主动的，频繁的和亲密的人际交往行动。在相互交谈心事或者生病时需要帮助这种体现关系的亲密性的人际交往行动上，日本人却避之不及。日本人并不愿意与邻里之间的人际关系能够往亲密程度发展，更愿意把邻里之间的人际关系维持疏远的程度，保持距离感而不愿意将关系往前推进一步。如此一来，日本邻里共同体的人际关系就表现出一种僵持的局面，使得邻里共同体也变得僵化。

（四）企业共同体功能的改变

与邻里共同体相似，企业共同体也并非直接依靠人口再生产机制来维系自身存在的人口需求，而是以调整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或者结构的方式来满足自身存在的人口需求。最一般的调整方式就是通过招聘新的企业员工和辞退旧的企业员工（或者企业员工按规定年龄正常退休）。然而，企业共同体毕竟是社会组织，在社会意义上，劳动力人口的流动直接造成的是企业共同体成员的更换，并随之导致企业共同体成员之间人际交往的主体的更换，这意味着不仅共同体成员的数量在增减，而且共同体成员所承担的功能可能也在变化。因为每个被替代的劳动力所应当承担的劳动分工内容也许一样，但是他们实际发挥的功能却未必相同。更重要的是，人际交往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频繁的更迭。如果企业共同体人员频繁更迭，带来的后果将会是企业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变动。

按照流行学界多年的“三大神器”（终身雇佣制度，年功序列制度，工会制度）论，日本企业员工“爱社如家”的精神，终身效力于某个固定的企业，直到退休。无论是新进的员工，还是从企业退休的员工都能够继续如同家庭里的一员，得到企业这个大家庭的各方面关照和庇护，他们永远亲密无间，日本的企业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能够一直维持不变。

然而，随着所谓的终身雇佣被日本企业新的雇佣制度打破，日本企业的劳动力人口频繁流动，企业共同体内部人际交往主体也不断更迭，使得企业共同体的人际关系维系出现困难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就出现了雇佣兼职员工的新的雇佣方式。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劳动者派遣法》的出台，日本企业雇佣非正式员工的做法就受到了法律认可，90年代，所适用的行业由16个又扩展到26个。于是，日本企业的雇佣制度变成了正式雇佣和非正式雇佣两种。前者是指享受企业全职员工待遇的全职雇佣，后者是指无法享受全职员工待遇，且只是短期工作的雇佣（少则数月，多则一年）。日本企业雇佣制度变更以后，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1984年，日本非正式员工人数约为604万人，占所有雇佣劳动者人数的15.3%左右，而到了2016年，日本的非正式员工人数增长至2 023万人，占所有雇佣劳动者人数的37.5%参见http：//www.mhlw.go.jp/file/06-Seisakujouhou-11650000-Shokugyouanteikyokuhakenyukiroudoutaisakubu/0000120286.pdf#search=%27%E9%9D%9E%E6%AD%A3%E8%A6%8F%E9%9B%87%E7%94%A8%27数据。。

非正式员工的大量出现，不仅改变了企业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支出，而且改变了企业共同体内部的人际关系。原本被企业共同体称颂的“爱社如家”的精神不复存在。对于大量出现的非正式员工而言，他们工作关系和所属集团不断发生改变，没有办法把每一个工作的企业变成自己的家一样去热爱，因为他们要不断地面对新同事，而没有一个家庭会不断地在数月或者一年里增加无数的“家人”。也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对企业共同体的人际关系期待值才会从1973年的59%不斷下降到2013年的36%参见https：//www.nhk.or.jp/bunken/summary/yoron/social/pdf/140520.pdf#search=%27%E6%97%A5%E6%9C%AC%E4%BA%BA%E3%81%AE%E6%84%8F%E8%AD%98%E8%AA%BF%E6%9F%BB%27数据。。

非正式雇佣不仅让企业共同体内部的人际关系发生改变，而且产生的大量非正式员工在维系或者建立其他人际关系方面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非正式员工的薪酬远远不及正式员工，其他社会保障方面的福利也不及正式员工。日本学者太郎丸博指出，日本非正式员工与正式员工的纯收入相差2倍[15]43，正式员工与小时工、兼职员工、临时工之间的薪资差距大约为3倍，正式员工与派遣员工之间的薪资差距大约为1.9倍，正式员工与短期员工和临时员工的差距则为1.6倍[15]75。在其他福利待遇方面，日本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距同样较大，比如年金和失业保险。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存在成年子女依然需要依赖父母经济援助现象的原因之一。2001年，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5岁至39岁且与父母同居的日本未婚人口中，64%以上的人是为了享受父母提供的更优越的经济条件参见内阁府《2001年国民生活偏好调査》，http：//www5.cao.go.jp/seikatsu/senkoudo/h1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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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共同体的劳动力人口的频繁流动，是出于削减劳动力成本支出的经营和管理需要，为共同体的经营和管理带来更大的便利。与此同时，日本企业共同体的劳动力人口的频繁流动，打破了日本企业共同体成员所谓的终身雇佣下产生的稳定人际关系，使企业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不再处于稳定状态，而是不断随着人员的频繁流动导致的人际关系的断裂。这对于企业共同体的经营和管理并不会产生直接的消极影响，相反，企业共同体依然继续利用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创造物质和财富，提供就业岗位，维持企业共同体的运营。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企业共同体并不像日本学界所指的那样解体了，而是继续存在。但是，企业共同体的人际关系并没有因为其继续存在而变得更加稳定，相反，企业共同体的人际关系因为劳动力的频繁流动而变得松动，人际关系也逐渐疏远。显然，日本企业共同体因为它本身不再可以为所有企业共同体成员提供同样保障，已经变成了无力承担起原先同样保障功能的社会组织，员工无法再做到“爱社如家”，且员工之间也很难维系“家人”般的关系。于是，“尼特族”“寄生单身者”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如此一来，当劳动力供给不足时，企业又不得不继续采用更加削减劳动力成本的雇佣举措，造成企业雇佣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恶性循环，影响企业发展。

综上所述，日本“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日本传统的共同体解体的问题，而是共同体再生的困境。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基础的传统家庭共同体，传统邻里共同体，传统企业共同体分别表现出不同的再生困境。家庭共同体的人口再生产功能弱化，未婚人口激增，并出现了成年子女需要父母养育，而父母却无法获得成年子女经济和精神支持的不可逆的自噬现象，由此，传统的家庭共同体实际上是以限制再生的方式维系其存在。邻里共同体并没有因为人口流动产生新的活力，人际关系反而越来越疏远，传统的邻里共同体依然存在，但却陷入了一种僵化局面。企业共同体采用具有更大变数的雇佣制度维系企业共同体的运营，但是人员流动频繁带来的人际关系的不稳定性使其所谓的“家”的功能变弱，影响企业劳动力供给，导致促进企业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造成企业雇佣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恶性循环，影响企业发展。既然“无缘死”的根本问题是日本传统共同体再生的困境，那么导致这种困境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这也许是国别研究视角难以独立解决的问题，需要以更宏观的学科视角来加以考察。

[参 考 文 献]

[1]高强，李洁琼，孔祥智.日本高龄者“孤独死”现象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J].人口学刊，2014（1）：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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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田光規.孤立の社会学 ： 無縁社会の処方箋[M].東京：勁草書房，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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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根千枝.家族を中心とした人間関係[M].東京：講談社，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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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太郎丸博.若年非正規雇用の社会学[M].吹田：大阪大学出版会，2009.

[责任编辑 王雅坤]

Research into the Essential Problem of Japanese “MUEN Death”

LI Shuqin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In 2010， when “MUEN death” broke out in Japan， the Japanese academics almost regarded the essential problem of it as disinteg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 Admittedly， since 1980s， Japanese single and solitude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It seems that the conclusion made by the Japanese scholars is absolutely right. However，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ata will reveal that the Japanese singles do not originate from divorce， but from being unmarried. I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arriage relationship means the rebirth of the family community， then being unmarried does not mean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family community， but that the family community is not reborn. In addition to blood ties， the Japanese traditional community based on geographical and industrial ties also exposes the problems it faces because of the phenomenon of “MUEN death”， but whether it can be called disintegration needs to be reconsidered. Disintegration or regeneration？ Through analysis of Japanese official data，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reflected in the phenomenon of “MUEN death” in Japan is not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 but the dilemma of community regeneration.

Key words：community; “MUEN death”; disintegration; rebirth; autophagy

收稿日期：2020-04-30

作者簡介：

李书琴（1986—），女，湖北赤壁人，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日本社会、日本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