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熹注《大学》-直被学者所认同，但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对朱熹注解的《大学》产生质疑。他的质疑主要体现在对于朱熹改动《大学》行文次序，将“格物致知”作为<大学》的核心以及朱熹对“亲民”的改动。王阳明对朱熹的《大学章句》的质疑与他的思想体系分不开，王阳明在重新诠释《大学》的基础之上建构了其心学的理论结构，他对于《大学》的质疑之中体现了他的“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思想。

关键词：王阳明;朱熹;《传习录》;《大学》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 （2020） 21-0007-02

一、前言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早期的中国思想家并没有认识到《大学》的重要性。到了宋代，儒者开始重视和推崇《大学》，二程开启了改定《大学》文本的先河。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大学》进行了文本顺序上的改动，并对《大学》依据“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做了注释。之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方考试的教科书，朱熹对于《大学》的注释一直被人们所认同。早年的王阳明也是朱熹理学的拥护者，但是经过七日格竹的失败，以及龙场悟道事件，他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产生了怀疑，在《传习录》中对朱熹《大学》中的很多注解提出不同的见解。

二、对于朱熹改动《大学》文本的质疑

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之上对于《大学》原有的内容和次序进行了改动。

首先，朱熹分经别传，将《大学》分为右经一章和右传十章。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提到，经只有一章，是孔子的原话，而曾子述之。传文一共有十章，则是曾子的意思而他的弟子们记录的。朱熹认为第一章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大学的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的条目。

其次，朱熹认为《大学》提出了一整套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学进德之序，所以将之后的章节按照解释右经的内容重新编排次序。《大学》原文之中第一章之后是‘‘诚意”的内容，朱熹认为这是“错简，造成的，所以将诚意的解释按照八条目的顺序放在了正心的前面。将《大学》中的“克明德”、“苟日新”和“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这三个部分放在了前面。

最后，朱熹在对原文的编排之中发现，原文并没有释“格物”和“致知”之意，认为这一部分是缺失造成的，于是用程颐之意补充完整。朱熹所补充的这一段表明其思想中为学之始在于“格物致知”，学者学习当从“格物”开始，理存在于天下事物之中，“格物穷理”，学者从已经认识理的基础之上進一步探究，以求达到穷尽的程度。长时间的努力，一旦豁然贯通，所有事物的表、里、精、粗就无所不到了。朱熹将“格物”置于<伏学》的核心地位。

王阳明早年也是朱熹理学的拥护者，朱熹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于是王阳明取亭中之竹，连格七日，想体悟万物之理，但是最终因为消耗过度而病倒。这一事件使得他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产生了怀疑。后来的龙场悟道事件是王阳明在思想上脱离理学，建立自己心学学说的一个分水岭。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对《大学》的诠释就体现了他的心学思想。

王阳明对于朱熹所注的《大学》并不赞同，对于朱熹对于大学文本上的改动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朱熹对于《大学》最大的改动就是按照释三纲领和八条目的顺序将“诚意”一章放到“正心”之前，并按照自己的理解添加了释“格物致知”这一部分，让《大学》整体看上去符合学者为学的次序。但是王阳明认为这一改动是不必要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看上去非常符合为学次序，但是其实不诚其意，格致事物的性理就会茫然空荡。王阳明在《传习录》答蔡希渊问中就提出这一点：“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①而且王阳明认为《大学》旧本已经流传了数千年，其中的文词仍然明白通顺，其中的工夫，仍然简易入手，增补其中的内容是背离了孔子的原意。

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反对朱熹对于<大学》原文的改动主要在于王阳明很看重诚意，而朱熹的改动更加突出了“格物致知”的重要性。所以王阳明和朱熹在对《大学》的核心上认识不同。

三、对《大学》中心的认识不同

（一）王阳明和朱熹对于《大学》中心的不同认识

上面谈到朱熹认为古人为学是有次第的，《大学》首章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人的德性是上天所赋予的，是人从上天那里禀受来的，但是由于后天的气禀不同或者由于人的欲望的遮蔽，使得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发现自己的德性，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认识到自己本性的内涵并加以保全的。圣人对于人的本性的理解是‘‘生而知之”，但是普通人对于人德性的认识是“格物致知”。格物的目的是为了致知，知就是‘‘即物而穷其理也”。知至而后意诚，诚意的基础在于致知，在于知万物皆有所止，如果不从心底里去认识这一点，那么就无法做到诚其意。而之后的正心偏向于个人情感上的把控，人的喜怒哀乐都不能过度。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朱熹将“格物致知”看成《大学》的核心，一切学问始于“格物致知”。

但是王阳明认为《大学》的中心在“诚意”，“大学之要，诚意而己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己矣。”王阳明认为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是为诚意服务的。王阳明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来源于他自己的体悟。他认为：

“《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额事情。”②

对于这段话的理解在于，如果不谈论诚意，而只讲求格物，格物只能流于空谈。意诚，大体上心也就自然中正，身也就自然修养。在此基础之上，王阳明对于格物的认识也不同。他认为，格就是正，纠正那些不正的欲望念头和想法，让它们归于正道。

（二）朱熹和王阳明不同认识的原因

王阳明和朱熹对于<大学》中心的认识不同在于他们二人对于“理”的认识有所不同。朱熹认为“事事物物皆有其理”，而这些理本身是相通的，每格一事物对于理的认识就精进一分，而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一旦豁然贯通，所有事物的表里精粗无所不到。

王阳明也认为理只有一个“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③但是王阳明将心和理统一起来，他认为心就是天理，世界上不存在人心之外的事物和道理。对于朱熹的在事物之上寻找天理，他提出了质疑：“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④这些道理只存在于人的心中，而不是存在于外事外物之上。

四、王阳明对“亲民”的不同看法

朱熹继承了程子对于《大学》的解读，认为“亲民”中的“亲”字应该当作“新”。并将“新”字进行解释“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⑤朱熹对于“亲民”的改动有一定的依据，后面的“汤之盘铭”章中可以体现出来。

朱熹的这个改动使得“新民”有两个含义，第一新自己;自己每天通过修身使得今天的自己比以前的自己在德性上更进一步。这个观点在后文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能够体现出来。第二就是新别人：推以及人。如果仅仅只是个人修养足够，并不符合儒家的入世观点。也无法和后面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

而王阳明并不同意朱熹的改动，他认为朱熹将“在亲民”改为“在新民”的依据说不通。上面提到朱熹将首章的“在亲民”改为“在新民”，依据在于《大学》下文引<康诰》所说的“作新民”。王阳明讲“作新民”的“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的“新”不同，不能够作为依据。后面治國平天下的内容基本上与新字没有关系，而且都是在讲亲。另一方面，王阳明也引用孟子的“亲亲仁民”来说明“在亲民，，才是正解。“‘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王阳明的这个解释也有两个意味蕴含其中，第一是放在如何推以及人，对周围的人“仁之”，那么周围的人必然会投桃报李。第二是强调修养是一个自我觉悟和成就的过程。吾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明明德之后亲民就是一种自然而然地行为。

朱熹和王阳明对于“亲民”的不同解读，都有其思想蕴含其中。朱熹强调为学要循序渐进，新民”强调自我为学进阶过程。而王阳明更强调知行合一的观点，所以并不强调明明德之后的“苟日新，日日新”，而是突出强调明明德和亲民的同一性。但是不论是“亲民”还是‘‘新民”，其中都蕴含社会作用，都强调推以及人，儒家的思想从来不是只强调个人的修身，他们的思想很注重对于社会的作用，家国一体的观念在《大学》中体现的非常明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是一个社会人应该如何做。

王阳明对朱熹的《大学章句》的质疑与他的思想体系分不开，王阳明在重新诠释《大学》的基础之上建构了其心学的理论结构。他对于朱熹改动《大学》行为次序的质疑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诚意才是《大学》的核心，突出他的心即理的思想。而他对于亲民的不同看法在于王阳明更加强调知行合一的工夫。

注释：

①②③④（明）王阳明，传习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7：147， 268， 10.

⑤（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3.

参考文献：

[1]肖永明，陈峰.《四书》诠释与儒学演进[M].北京：中华书局，2017.

[2]张颖.王阳明《大学》思想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0.

[3]李海龙.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的不同解读[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 （01）.

[4]张尧.尊德性与道问学——从朱熹与王阳明对《大学》之不同解读来看[J].开封大学学报，2015 （03）.

[5]黄一洲.王阳明“诚意”“致知”的思想内涵——以解释《大学》为例[J].哲学研究，2019 （06）.

作者简介：何珊（1996-）.女，河南信阳人，学生，哲学硕士，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