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绍基

摘要：回望近现代美术可以发现，主题性美术创作无论在任何时期美术作品中都占有了重要的位置，随着时代的发展，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价值与意义被不断的诠释与发展，逐渐形成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在今天艺术创作中，回望、研究中国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发展历程，无疑对我们理解与思考近代中国美术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主题性美术创作：美术史：价值：近现代

中图分类号：J2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 （2020） 21-0063-02

一、前言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前期，即1921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个时期的美术因其独特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意义，一直备受美术界及全社会的关注。诚如英国学者苏立文所说，中国艺术家与西方艺术家最基本的不同是，中国艺术家始终关注“社会意识和伦理观念等非艺术的问题”①，因为“即使是最激进的中国美术家也依然受到不能脱离社会的传统观念的约束。传统观念要求艺术家不能脱离社会，不管他们的表达方式如何，艺术家都必须具有社会的良心和责任感”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至改革开放前期的美术创作中更彰显了这一点。

如果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至改革开放前期的美术创作进行过程划分，那么，以国家性质、社会主要矛盾或思想意识形态等为界，在这里，我们且将它分为三部分：首先，启蒙、探索阶段，即1921-1937年，属于旧的国家体制及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为主要矛盾时期的美术;第二，以民族矛盾为主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以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推翻反动统治的历史阶段，即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再到1949年10月建国前期间的美术，它初步实现了“为大众而艺术”的思想理念;最后，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0年改革开放前期，属于新国家体制阶段的美术，它遵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尽管遭遇1966——1976年对文艺方向的扭曲，但1977年后的拨乱反正，又迎来了文艺和美术发展的春天。

二、启蒙与探索

中国绘画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早在16、17世纪的明清时期，就已显露端倪，其标志是“文人画”的极度繁盛。因为“文人画，超越了“唐宋绘画讲求形似、注重制作、群体意识的内涵和强烈的从属社会的功利作用，更多地注重艺术形式的绘画性、表现艺术内容的个性和强调艺术作品的主体性”，它将“中国传统绘画推向了新的艺术层面，同时也显示出中国绘画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迹象”。③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中国绘画，正值新文化对旧的艺术形态的挑战。此时的绘画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生活、脱离了广大民众，而“美术”应该是与科学、民主与大众生活广泛联系的文化艺术中的一部分。经历了“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等的洗礼后，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清醒地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并开始了一条新的变革中国社会道路的探索。他们认为，“救国实在重要，以至所有文化艺术都应该成为实现‘救国的致用工具”。于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强烈批判意义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为大众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等主张，在蔡元培、鲁迅、徐悲鸿、林风眠、“岭南画派”的画家以及赵望云、蒋兆和等人的言论和行动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兴版画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人才和作品，如胡一川的《到前线去》、张望的《负伤的头》、江丰的《码头工人》、陈铁耕的《母与子》、郑野夫的《黎明》、李桦的《怒吼吧！中国》等，这些大多也应算作“红色作品”，代表着这个时期的美术走向。

三、积极响应“为大众而艺术”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人们希望艺术能够对抗日救亡的宣传有所作用。这样，木刻、漫画以及用写实绘画手法表现抗战内容的宣传成为有力的文化武器，成为了历史的需要。

进入40年代，由于所处的战争环境，中国革命美术也不再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相联系，而更多地接受苏联革命美术的影响。1942年，毛泽东针对当时延安文艺工作者存在的思想问题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并发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④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解决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如何为群众服务等问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邓小平也指出：“把新老少文化人进一步动员起来，为争取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胜利，更好地深入斗争生活，进行创作，为群众服务”。⑤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尤其是延安木刻取得了质的飞跃。广大爱国的美术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创作出了不少以反映抗日斗争为题材，或以劳动人民为画面主人公，占据中心地位，表现手法也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如古元的《减租会》、《离婚诉》，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等。木刻创作和民间美术相结合，艺术不再是个人的无病呻吟，而是关注到整个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命运。

除延安的版画家外，油画家、国画家们在这个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都有所表现。有采用象征手法寄托感情的作品，如何香凝的《雄狮》、徐悲鸿的《飞将军从天而降》，张善孖的《怒吼吧，中国》、张安治的《后羿射日》等;有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如司徒乔、徐悲鸿以当时流行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为题创作的油画、冯法祀的《平型关大战》以及蒋兆和的《流民图》等。这个时期的艺术风格特点就是作品有力度、充满阳刚之气。其中不少也成为了“红色经典”。

四、“为工农兵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

经过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三年较量，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年，新中国成立。建国最初的几年，是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型的特定时期。在全国完成土地改革后，1953年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及实行公私合营，中国才开始步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画的创作是油画发展树立的一个时代成就标志，其间出现了许多代表性作品，如董希文《开国大典》、罗工柳《延安整风报告》和《地道战》、胡一川《前夜》、靳尚谊《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候一民《刘少奇与安源矿工》、高虹《决战前夕》、黎冰鸿《南昌起义》、王式廓《血衣》、孙滋溪《天安门前》、李宗津《强夺泸定桥》、詹建俊《狼牙山五壮士》、蔡亮《延安火炬》、潘世勋《我们走在大路上》、恽圻苍《洪湖黎明》、温葆《四个姑娘》、王文彬《夯歌》等。

在中国画方面，如何突破中国画旧传统的束缚，如何创造传统国画的新生，是当时的主题。其中，艾青等提出了“新国画”的概念，要求内容新、形式新。自此，歌颂新农村，以毛泽东形象为创作主题及毛泽东诗意山水等大量作品纷纷涌现。代表性的作品有：李可染《万山红遍》、钱松喦《红岩》、傅抱石、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李琦（住席走遍全国》，杨之光《毛主席与农讲所学员》、石鲁《转战陕北》、方增先《说红书》、关山月《新开发的公路》、黄胄《洪荒风雪》、姚有多《新队长》、黎雄才《武汉防汛图》、刘文西《祖孙四代》和《同欢共乐》等。雕塑方面则有潘鹤的《艰艮苦岁月》、中央美院创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以及唐大禧的《欧阳海》等。

1949-1966年的美术，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社会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五六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抒情、歌颂、明朗、乐观、幸福的风格形态，所以，革命性、理想性可谓是这个时代美术创作的一个极其显著的特征。

在表现手法上，这期间的美术创作借用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手段和形式，以及浪漫理想主义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虽然，当时的作品创作存在种种未能尽如人意的地方，也影响了作品本来可以达到的更高的高度。但不可否认，那种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崇高追求，高昂激越、一往无前的精神风貌，是今天不少美术作品所失落、所缺乏的极其宝贵的财富。直到今天，这些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强烈力量。

1966-1976年，文化艺术、美术创作被“三突出”、“红光亮”、“高大全惭左右。然而，在那艺术低谷艰困时期，经过美术家艰苦的、不断与困扰抗争的艺术努力，也出现了不少有影响、有份量、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红色经典”，如刘春华《毛主席去安源》、陈衍宁《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何孔德《古田会议》、《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汤小铭《永不休战》、陈丹青《泪水洒满丰收田》等油画，关山月《俏不争春》、周思聪《长白青松》等中国画以及唐大禧的雕塑《群山欢笑》等。它们的诞生尽管带有强烈的，那个时代的特色，但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岁月中，显得极其难能可贵。

1977年至八十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艺术复苏，迎来了美术的新的春天。美术家心情舒畅地投入创作，涌现出不少优秀的作品，堪称新时期的红色经典主题创作。其中如陈逸飞、魏景山合作的《攻占总统府》、肖峰、宋轫的《拂晓》、罗中立《父亲》等油画作品，以及周思聪《人民与总理》、杨力舟、王迎春《黄河在咆哮》、《太行铁壁》等中国画。

中国绘画走过了这段红色的美术历程，留下了一批有份量、有力度、有特定时代特色的主题性创作，是中国现代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红色美术作品，经过时间的考验和洗礼，其中不少成为了“红色经典”，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笔具有深厚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珍贵财富，也为以后及将来的美术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经验，当然也包括其中的一些教训。总结这一红色的美术履迹，将给我们的美术创作带来新的拓展。

注释：

①（英）M·苏立文，东西方美术的交流[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3.

②③（英）M.苏立文.《东西方美术的交流》第七章陈瑞林《结语：对东西方美术交流的思考》，《16世纪至20世纪西方美术对于中国美术影响的历史回顾[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 （06）：414.

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第2版）.

⑤黄可.中國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活动史话[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12）：146-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