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炳文 曹东芳

中国金石礼器文化源远流长，明清以来铜器，尤其以宣德三年（1428）铸造的鼎彝最为珍贵。《宣德鼎彝谱·杨荣原序》（清嘉庆十三年张海鹏辑录文彭《墨海金壶·宣德鼎彝谱》）称之为“诚谓天朝之伟器，昭代之尊彝，在宗庙则与瑚琏并珍，在朝廷则与球琳同宝”。嘉靖至万历时期收藏鉴定大家项元汴《宣炉博论》一文称“虽三代、汉魏之器亦当退舍”，“与南金和氏璧同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代档案“由于明亡时焚烧宫殿衙署，使大量明朝档案化为灰烬。以后清政府多次下令销毁明朝档案，各地架格库和南明朝廷档案所剩无几，又历次大兴文字狱也销毁了大量书籍”，以至明代文献记载此事非常少见。明清以来的多次劫难给寻找、研究宣德朝鼎彝造成很大困难，致使近代有研究者提出了质疑。

对《宣德鼎彝谱》的质疑

对有明一代是否有《宣德鼎彝谱》甚至宣德炉的质疑主要有以下几方观点：

清道光 宣德彝器谱浙江省图书馆曙光路馆古籍部藏

1.法国人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在1936年对此曾有过详细考证，认为1928年定名的《宣德彝器图谱》是后世的伪作，他在《法国远东学院通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否定了宣德鼎彝和鼎彝谱。

清光绪 宣德鼎彝谱浙江省图书馆西湖孤山馆善本室藏

2.英国学者罗斯基尔（Rose Keer）1990年在《中国晚期铜器》一书中认为，宣德炉可能是明晚期至清初康熙时期的作品，同时她发现明代许多文献系作者伪托前人所作，《宣德彝器图谱》等著作也不例外。

3.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陆鹏亮在《文物》2008年第7期《宣炉辩疑》一文中认为：“在宣德朝官方并未大规模地铸造铜炉，宣德炉实为晚明人臆造的一类伪文物，传世所见带各种宣德年号款的铜炉一般不早于万历朝。”

4.2012年7月15日《广州日报》发表《宣德鼎彝谱不靠谱·古玩辨伪铜香炉》的文章称：“最早提及此书的是乾隆时期的杭士骏，他在1776年发表的一系列短文中，提到了《宣德彝器谱》一书。同时期四库全书的编委们，也见到和杭士骏所述书名略不同的《宣德鼎彝谱》一书文稿。到了十九世纪被扩充到20章。在1928年，该书最终定名为宣德彝器图谱，应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版本，其实《宣德鼎彝谱》不符史实之处很明显：首先，编者礼部尚书吕震卒于宣德元年，而谱中其督造年代为宣德三年；其次，嘉靖时序中称书出自于忠肃公家，但于谦在弘治二年谥‘肃愍’，直到万历十八年（1590）才改谥‘忠肃’；三、原料载有‘贺兰国’（荷兰）花洋斗锡，而荷兰为中国所知不会早于17世纪初；四、关于《宣德鼎彝谱》等三谱面世年代，三卷本始见于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刊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八卷本编入《四库全书》提要序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二十卷本附线图者，始见于《喜咏轩丛书》者，为1923年在北京海王村肆购获。根据这些事实，有学者指出，‘宣德炉’的性质应重新考虑。如宣德三年并没有大规模铸造铜炉的直接证据。而且，万历前尚无‘宣德炉’的认识。”

5.2018年1月21日羁吾生在新浪博客发表《宣炉三谱真伪考》，“其二，所记乾清宫和坤宁宫等各附属殿阁一类出自前朝旧称，并非明宫所有，如唐宫之紫宸殿和功臣殿、宋宫之睿思殿和慈寿殿、南朝北极阁、金宫广寒殿等，一类则来于杜撰或声名不显如瑶华殿、隆安殿等，其他坤宁宫附属殿阁则不再细列。”

文献档案中的宣德鼎彝

因明代墓中没有作为祭器的宣德鼎彝标准器，只能从历代文献中找到宣德朝鼎彝的证据和实物，即可解开宣德炉之谜。

先看《四库全书》提要“震等篡集前（永乐十三年吕震本）后（宣德三年吴中、周瑛本）本末以成此书”，《宣德鼎彝谱》辑录进钦定《四库全书》，为后世寻找宣德鼎彝保留下珍贵资料依据。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今存三种谱本，先分析《宣德彝器图谱》（存孤山馆善本室）喜咏轩谱本。浙江馆前身原为清末光绪进士邵章家私人藏书楼，其中二十卷图谱是邵章之子邵锐（1905～1966）在民国时期所作，其在题跋之中写有“因恨文彭所画图谱失传，仅八卷本鼎彝谱传世”，故邵锐自己爰拉杂记，文影摹图，提铅握椠成二十卷图谱。另据浙江馆古籍部所登记，邵家藏书只有民国喜咏轩丛书一本，盖有其父邵章的印章，此二十卷图谱是1928年邵锐成书。此书与明代宣德朝鼎彝谱无关，不能成为研究宣德鼎彝的参考。

明万历 陶珽编辑《说郛续》收宁献王朱权《焚香七要》清顺治宛委山堂刊本

中国善本书目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藏

宣德鼎彝谱题跋清光绪九年许佐铅印本

查《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一：“永乐十三年戊子，行大平交趾余孽，啸聚山林，刧害良善，将士竭忠效力，殄除凶丑，今还，宜早定功赏，震等以拟以奏……庚申修太庙社稷并历代帝王祭器。”《宣德鼎彝谱》卷一记载：“礼部一本为钦奉上谕事，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臣吕震，于宣德三年三月初三日，接到司礼监太监臣吴诚赍出圣谕一道着臣会同太常寺卿臣周瑛，司礼监太监臣吴诚录查本部祠祭册籍，以及太常寺礼寺署，司礼监内丰積库册籍，所载郊坛太庙内廷供用等件。”《宣德鼎彝谱》卷五记载：“以上应该补铸一应大小鼎彝壶尊俎豆簠簋卤簿诸器，合计一万五千六百八十四件，除鼎彝铸过外，余器应补铸者，照永乐十三年礼部题请，铸造诸项品目款式列册上呈。”嘉靖甲午（1534）文彭抄本序“《宣德鼎彝谱》十六册出自于忠肃公家，公于正统中为礼部祠曹郎，得之于司礼监太监吴诚”。根据以上证据，礼部尚书吕震在永乐十三年修订了祭册籍，“录查本部祠祭册籍”八字证明了正是于谦为礼部祠曹郎时所抄录。礼部祭册籍（三卷本残卷）是清雍正朝年希尧从工部找到，见《中国善本书目·子41018573宣德彝器谱》，今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清道光朝湖北按察使张青选题签，傅俨抄录谱本现存浙江图书馆（曙光路馆古籍部）。以上记载说明宣德朝鼎彝在设计谱册（即《宣德彝器谱》）过程中，参照了永乐十三年礼部吕震所修祭册籍。吕震本人在宣德元年去世，铸造鼎彝之事，由明宣宗皇帝、工部尚书吴中、司礼监太监吴诚、礼部太常卿周瑛等人完成。

据《大明会典》卷一百五记载：“国初诸藩国进贡，东洋大小硫球三国贡物有生红铜、锡、螺壳、金银、玛瑙等；南洋诸多藩属国贡有宝石、珊瑚、玳瑁、番红土、血竭、黄蜡、锡、西洋铁、乌爹泥、石青、回回青、宝石等等。”原料来源是在明初藩属进京纳贡之物，以上记载否定了之前研究者质疑材料来源的诸多错误论点。

《宣德鼎彝谱》卷五有“工部一本为鼎彝铸冶告成，进呈御览恭谢天恩事，臣吴中”的记述，由此记述工部一本是宣德三年十一月，铸造完工的965件鼎彝之谱册。也就是施工的《宣德鼎彝谱》本，此本失传。《四库全书》所讲的前本是礼部存永乐十三年吕震本，后本是《宣德鼎彝谱》卷二“司礼监一本为钦奉上谕事”，此本是今天所见传世谱本，是司礼太监吴诚、工部尚书吴中、礼部太常卿周瑛等人设计过程的原档谱册。

明崇祯五年 前明御赐乐山堂家谱（孙氏族谱）

明天启本 宣德鼎彝谱国家博物馆藏

明内府朱丝栏抄本明宣宗《御制集》，其卷四十一《睡起》诗曰：“三边无警万民安，朝退恭承圣母欢。日晏小斋聊隐几，起拈书卷静中看。日长庭院睡初醒，袅袅炉熏一缕清。坐对小山浑咫尺，落花啼鸟总幽情。”明末万历进士陶珽编辑《说郛续》所收明人杂著500余种，有清顺治三年（1646）宛委山堂刊本，辑录明宁献王朱权（1318～1448）撰《焚香七要》：“香炉官哥定窑，岂可用之？平日，炉以宣铜、潘铜、彝炉、乳炉，如茶杯式大者，为适用雅观。”《宣宗皇帝实录》、御制诗《睡起》和宁王朱权所著《焚香七要》是当事人记录事件的铁证实据，证实了《宣德鼎彝谱》及宣德鼎彝的存在。

明亡以后，文彭（1498～1573）家中藏书散出，被照旷阁张仁济、张海鹏、张金吾家族收藏。张海鹏在清嘉庆十三年辑录文彭抄本存于《墨海金壶》而刊行，此书标有“四库全书原本”六字，现存浙江省图书馆（西湖孤山馆善本室）。后因张海鹏家失火，文彭老谱连同《墨海金壶》中的大多书本被烧毁。崇祯中书舍人给事武英殿文震亨（1585～1645）所著《长物志》，其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志器具，卷第七称：“三代秦汉鼎彝及官哥、定窑、龙泉、宣窑、皆以备赏鉴，非日用。所宜惟宣铜彝垆稍大者最为适用，宋姜铸亦可，惟不可用神垆太乙及鎏金白铜双鱼象鬲之类。尤忌者云间潘铜胡铜所铸。”山东省图书馆古籍部唐桂艳2009年在《藏书家》第十六辑发文称：“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于1948年斥巨资收购安丘赵录绩模鬯阁藏书，派省图书馆长王献唐、主任路大荒等人赴青岛点校模鬯阁藏书，移交山东省政府《模鬯阁书目》，现存山东省图书馆古籍部，在该批善本藏书中找到明嘉靖时项子京手抄本《宣德鼎彝铭》二册珍本，现存放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部。”项氏所著《宣炉博论》也在此时。项子京（1525～1590），嘉兴人，明末崇祯十年进士，官御使。其所著《蕉窗九录》被嘉兴人曹溶（1613～1685）辑录进大型丛书《学海类编》，民国九年上海涵芬楼景印版《蕉窗九录·论香》云：“香炉官哥、定窑、龙泉、宣铜、潘铜、彝炉乳炉大如茶杯而式雅者为上。”明鸿胪寺高濂生于嘉靖初年，生活于万历年前后，著有《遵生八笺》，其中有云“论宣铜、倭铜、炉瓶器皿”。屠隆（1544～1605）明万历五年进士，曾任礼部主事郎中等官，著《考盘馀事》一书，其卷三香笺也云“香炉，官哥、定窑、龙泉、宣铜、潘铜、彝炉、乳炉大如茶杯者为上”。查证《中国善本书目·子41018571宣德鼎彝谱（八卷）》，明天启年间鲍士恭家藏本（四库全书底本）在国家博物馆存放，书末另附有项元汴《宣炉博论》一卷“皇明天启丙寅春三月就李项子京书”，该书是皇明天启年间三月抄就于项子京《宣炉博论》，书中《宣德鼎彝谱》内容抄自于《宣德鼎彝铭》（项元汴嘉靖抄本）。由于抄录《宣德鼎彝谱》本及《宣炉博论》本合于一书内，又用了神宗皇帝给于谦的谥号“于忠肃公”，《四库全书》本鼎彝谱抄了天启本，因质疑者没作源头考据工作，误把天启本所附《宣炉博论》抄写日期当作了嘉靖本《宣德鼎彝谱》的抄写时间，因而对抄写时间产生误判。以上证据否定了质疑者认为宣德鼎彝在万历之后才有文献记载的错误观点。

光绪九年铅印版鼎彝谱（现存浙江西湖孤山馆善本室），题跋讲了安徽歙县许佐（任刑部员外郎），光绪间为安徽巡抚延聘入幕，甚倚重，能诗文，工书精鉴别，因避咸丰兵乱北渡次仙女镇得其底本。题跋曰：

清宣统三年 宣德鼎彝谱及题跋

清乾隆四库全书收《宣德鼎彝谱·卷七》

明宣德 山雷螭首彝

“宣炉之美世所艳称，几于三代法物同其宝贵，而溯其源，始覆其真赝，则又言从殊良由当图谱无所考证，所称述者皆齐东野语，伪以传伪，唯四库全书提要，载有宣德鼎彝谱八卷，为浙江鲍士恭家族本，世亦未见，盖仅呈进而未刊行耳，咸丰庚申佐避兵北渡次仙女镇，于市肆故纸堆中，得此抄本档案，具在所纂集及杨文前后序，项氏博论悉与提要一一吻合，乃至即有鲍氏本照录出也，久置匣中，漫不省记，今年与同幕山阴陈君镜堂、俞君黎生偶论及之出以相示，二君从与刊布，躬任校杂正共鲁鱼亥豖，且出资以赞厥成，适帅府有铅字聚珍版，爰假以排印，俾由兹显着于世。二君诚功人哉。按文氏序称，宣德鼎彝谱十六册足征图绘之多，惜皆佚去无存，末由按图考索，而就中穷流溯源明辨以洵足资鉴别，而为博雅之助，因以提要一则，冠之简端。其已论列者不复赘述第志，其缘起如此云。光绪九年岁次癸未季夏，古歙许佐书于皖江节署幕府。”

另有毛西堂家藏本在清末辛亥年刊印版（今存浙江西湖孤山馆善本室），其书杨宝镛序言云：“宣炉一物媲美鼎彝，脍炙人口，顾其谱录，见之者少，此钱塘毛西堂先生庚所藏旧抄本，谱后附卷有项墨林宣炉博论，考订原委，辨别真厌至为详，核余案自来著录，关于宣炉者不一而足，唯程氏多暇，录所载二条可考证，因附录焉，辛亥闰六月元和杨宝镛核实。”

《续修四库全书》所收杭世骏著《道古堂文集》记载，雍正朝工部侍郎年希尧在部中找到宣德朝黄册一本：“铸冶须知黄册一本钤印进呈御览，所应颁发各项物料，须至册者计开，暹罗国风磨（风能转动石磨）生矿洋铜三万九千六百斤、赤金八百两……”此黄册对应了《宣德鼎彝谱》卷二的说法：“宣德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上御乾清宫瑶华殿，敕谕司礼监太监吴诚，工部尚书吴中等，所上册本朕已亲览，所费浩大，着尔等可往工部校勘虚实，其金银药料等物作何用度，可酌量裁减的实具本奏来。”“今将裁减物料清册具奏如左，暹罗国洋铜原册三万九千六百斤，今裁减七千九百二十斤，实该三万一千六百八十斤。”宣德皇帝因铸造鼎彝所费浩大，裁减重量尺寸后作废的工部黄册料单，在雍正朝被工部侍郎年希尧找到。“档册犹在，铸鼎年月尤可考也”，所以杭士骏否定了《帝景物略》作者刘侗（1593～1636）未见实录，妄言宫殿失火的说法。

《宣德鼎彝谱》的流传印迹

从宣德皇帝、崇祯皇帝、宁献王朱权、于谦、文彭、文震亨、文秉、项元汴、高濂、屠隆、邓士龙、曹溶、鲍廷博、鲍士恭、乾隆皇帝、年希尧、刘墉、纪昀、和珅、翁树培、杭士俊、张仁济、张海鹏、张金吾、钱熙祚、许佐、毛庚、杨宝镛、邵锐等人，及明清朝历代鉴定家、收藏家，金石、文献考据专家多次考证，八卷本《宣德鼎彝谱》传承有序，是宣德朝存司礼监设计鼎彝的原档。质疑者否定《宣德鼎彝谱》及宣德鼎彝是完全错误的。

开始见到并传抄《宣德鼎彝谱》的是于谦，而后是明嘉靖时期的文彭、项元汴，而非清中早期的杭世骏。《墨海金壶·宣德鼎彝谱》（文彭抄本）跋文：

“《宣德鼎彝谱》十六册，出自于忠肃公家，公于正统中，为礼部祠曹郎，得之司礼太监吴诚，诚于宣德间奉敕曾监督铸冶之事，当日兴工开冶，身亲目击其事，因与大宗伯吕公震、太常卿周公瑛彚著图谱进呈尚方，九重严密，世无传本，最为珍秘，此谱乃进呈之副本也，忠肃公官礼曹时，与司礼吴公为京邸比邻，莫逆交稔，得以有此。余与忠肃诸孙豫庵中翰素称相知，往来契密，暇日偶以出示，因拜假归，乃命画工绘图敷采，装潢藏之笥中，以时展玩，得睹昭代典章文物之盛，非独以鼎彝熏燎之微，而忽视之也，倘有海内好事诸君子，购得宣炉，真者当按图披视，梗概自明，余虽非博雅之流，恒喜茗椀熏炉，日与周旋，开册盘桓，抚图玩式，每致忘于寝食，因自哂痂癖多，难免达人之嗤矣，然则此册序次精详，应舆博古图，考古图诸书共垂不朽也。嘉靖甲午岁仲春上浣吴郡文彭书于玉磬山房。”

从文彭序可知，此谱是司礼监保存设计过程中的原始本档案，卷一、卷二为遴选款式设计图纸和方案调整的过程。“工部一本为钦奉上谕事，太子太保工部尚书臣吴中……已经会同诸臣参酌，遵旨于博古图录，考古诸书遴选款式典雅着，纪得八十有八种，其柴官哥汝定均中，亦选得二十有九种，二共一百一十七种……以供郊坛太庙内廷之用，共纪一百一十七款，通纪三千三百六十五件。”卷三、卷四为首期工程（宣德三年五月至十一月），御用祭祀、内府和各宫殿鼎彝说明资料，开工实际领取物料。卷五记录了首批鼎彝完工验收情况，第二批须补铸鼎彝先呈睿览清册事宜。宣宗皇帝铸冶之日，要求工匠用十二炼工艺，致使宣德三年六月十五日，已开工的铸造材料不足，先做了皇家御用鼎彝。宣德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工部又调整鼎彝数量，只完工了965件。卷三、卷四、卷六、卷七是铸造鼎彝名目册，大多数需补铸，卷八的鼎彝只留有谱册并没有铸造。这也是后人没有在两京各衙门、内府道场、名山道观发现宣德三年鼎彝的原因。

清光绪之前，只有宫廷存放的《四库全书》及收藏家的几本存书而已，工匠未能见谱。《大明会典》营缮清吏司卷一百八十七规定“高用周尺，余今尺，下同”。由于民间无法悉知，以至谱中尺寸不知所用为何尺，因没有根据，工匠无法仿造，所以后世炉皆是寄托款的臆造器物。《宣德鼎彝谱》是宣德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前设计过程的原始档案，存放于司礼监而得以传世之本。根据明代文献相关记载找到可信出处的器物，对证谱中卷二“铸造鼎彝大小轻重估计该用对象裁减十分之二，具册上闻”，铸造完工的鼎彝大小轻重比谱记载少了十分之二；再对照鼎彝谱卷二料单做无损检测金属成分，与此谱相互印证鉴别真赝，且完全合符之器，就是真正的宣德三年鼎彝珍宝重器。

明思宗以内库历朝诸铜器尽发宝源局铸钱，文秉（1609～1669）《烈皇小识》季稗史汇编本，卷六云：“上又将内库历朝诸铜器，尽发宝源局铸钱。内有三代及宣德年间物，制造精巧绝伦，商人不忍旧器毁弃，每秤千斤愿纳铜二千斤。监督主事某不可，谓：‘古器虽毁弃可惜，我何敢私为轻重？’商人谓：‘宣铜下炉，尚存其质，至三代间物，则质清轻之极，下炉后，惟有清烟一缕耳，此则谁让其咎？’监督谓：‘圣性猜疑甚重，若如公言，必增上疑，如三代物不便下炉，则有监督内官，公同验视，罪不在我。’于是古器毁弃殆尽。”以上对崇祯皇帝毁了三代及宣铜鼎彝之事有详实记载，证实明皇宫御用祭器确为宣铜。

由此宫中御用宣德鼎彝尽被崇祯帝所毁，后李自成农民军大掠京师，王公勋贵富家金银铜器皆被洗劫一空并毁炼成饼。经此两难，“阳乌之镕藏，加以沧桑换劫，半尘燹灰，内库供储都销泉局，六龙杳去空题像海之铭，九凤飞来莫认穿花之式等，玉盌以飘零共金仙而呜咽，真宣多厄，全谱难寻……”清末之后又经多次战乱，直至上世纪50年代大炼钢铁及“文革”破四旧之灾，宣德三年鼎彝礼器存世已极稀少。

寻找宣德鼎彝标准器

工部尚书吴中在《宣德鼎彝谱》卷五称：“十一月奏疏……我皇上敬天法祖，聿修圣德，与唐尧并体，虞舜骈肩，海晏河清，年登岁稔，黔首康定，宗社奠安，万国咸宾，四夷臣服，越棠白雉来集，禁廷弱水丹鹣归翔，霊沼日月照临，罔不慕化。爰有暹罗之国祥占星历，仰企华风，重译献琛，不辞跋涉，险历鲸波，朝观凤阙，鼓舞膜拜，喜观天颜，知我皇上，重德轻财，不宝珠玉，瑾贡良铜百亿，以供神禹铸鼎之需。爰敕臣工越稽典礼，取吉与工，赖皇上如天之福，山岳效灵，风云增色，鼎彝铸器指日告成，谨占本月十五日，长至之辰，帝历与日月增长，皇图共乾坤永固，臣谨同礼部太常卿、司礼监诸臣恭诚按验，逐件精详，并皆完好无讹，恭诣乾清宫。”明洪武三年成书的《御制大明集礼》卷三十七·凶礼二记载，明器“用器无祭器，有燕器”，所以墓中没有是祭器的宣德鼎彝。那么，代表大明“皇图共江山永固”、存世极其稀少的宣德鼎彝如何才能找到呢？笔着认为标准器只能从明代文献记载有宣德炉的地方去寻找。

据明宣宗皇帝《御制诗集·赐会昌伯孙忠还乡诗》序曰：“会昌伯孙忠，中宫之父也。中宫有贤德，佐朕治内，皆父母之教。朕既崇忠爵秩，又推恩其三世。忠谒告归省母，展荣之礼于祖考，孝之道也。特赐诗以华其行云。”诗中有“手誊黄纸写丘垄，冠衣簠簋纷前陈”之句。

山雷螭首彝螭首特写

宣德二年孙贵妃生英宗，百日之后立为太子，宣德三年三月立贵妃为皇后。按礼制孙皇后需行祭祖之礼，由于孙皇后不能亲自回邹平老家行焚黄之礼致祭，由其父会昌伯孙忠代理。宣德四年九月初三日，宣宗皇帝在武英殿送行并赐御制诗及序，明确记载孙忠回家行焚黄之礼所用祭器皆是皇家所赐。明景泰大学士、少保陈循撰《芳洲文集》，记录了会昌伯孙忠神道碑铭：“宣德丁未太上皇生，于是贵妃正位中宫，公亦进会昌伯食禄千石，子孙得世其爵，并得追封三代考妣，公辞至再不允，命中贵人崔辅偕公归焚黄于先陇。北还未几，遭太夫人丁氏之丧，复命中贵人许源往为治丧葬，赙赠甚厚，既而以公年老特免每日朝，宣庙尝偕中官幸公私第慰问丧疾。”

《前明御赐乐山堂家谱》（孙氏族谱，以下简称《乐山堂家谱》）记载了宣德四年，皇帝追封孙皇后高祖孙七翁、曾祖孙复初、祖父孙士英为会昌伯的圣旨：“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惟君之嘉宠其臣，必推恩其先世，况中壶之所自而储闱之外氏哉，肆在先朝明着国典……”“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惟德之厚者其庆远以宏国家于崇德之典，盖亦酌宜而施焉，朕今建中宫正储副之位，而覃恩其外氏必泝所自此有，国之常经也……”“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国家笃姻亲之谊，推福庆之本，以为其积厚者报亦盖古今所同也……”《宣宗皇帝实录》亦记载此事，佐证了宣宗皇帝御赐诗“冠衣簠簋纷前陈”的情景，根据祭祀礼制，祭祀用的香炉也在该批祭器之中。

发现山雷螭首彝

明宣德 山雷螭首彝

据现存山东邹平市青阳村明代锦衣卫镇抚孙玺墓志铭记载，可确认“御赐乐山堂”是宣宗皇帝中宫孙皇后家。而在邹平市韩坊村发现的崇祯五年修《乐山堂家谱》，为我们研究明史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上世纪70年代倒塌的老房为孙玺于成化年间所建庄园，同时找到鼎彝一件。通过其家谱和《宣德鼎彝谱》记载，对证器型等特征是孙皇后坤宁宫东椒房的山雷螭首彝。

《宣德鼎彝谱》卷四记载坤宁宫（皇后宫）“懿德殿东椒房御几陈设山雷螭首彝”。卷七又记：“懿德殿东椒房陈设山雷螭首彝，仿宣和博古图式大小如图，高二寸八分，耳长二寸一分，足高三分，口圆径九寸二分，腹深二寸五分，重十两八钱，十二炼洋铜铸成，淡藏经纸色，不施金采，陈设懿德殿东椒房御几。”《宣德鼎彝谱》卷二：“司礼监一本为钦奉上谕事。司礼监太监臣吴诚于宣德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奉圣旨命臣前往工部，查勘所奏铸造鼎彝应用金银药料物件。臣与部臣吴中等细加酌量，铸造鼎彝大小轻重，估计该用对象裁减十分之二，具册上闻，恭呈御览，倘蒙圣恩俞允勅谕，付外施行，今将裁减物料清册具奏。”《宣德鼎彝谱》卷三：“宣德三年五月初一日，叨蒙圣恩俞允裁减铸冶鼎彝应用材料，理合具题，遣官恭诣内库并各署管衙门领取。”此鼎彝重十两八钱，按照十六两制，裁减十分之二，实际只有八两多（约259.44克）。据《大明集礼》《大明会典》营缮清吏司卷等记载，明朝度量规定“高用周尺，余今尺”，盖因周汉两朝享国最久，按照礼制高用周尺，广可用明尺。故按明朝度量，宣德鼎彝器应为高二寸八分（周尺）裁减十分之二，则约为5厘米；口圆径九寸二分（明尺）裁减十分之二，则约为8.5厘米。山雷螭首彝各种特征完全符合史料记载。

山雷螭首彝底款

山雷螭首彝为十二炼，指的是宣德鼎彝冶炼铸造整个流程，暹罗国进贡生铜矿后提炼金属铜的过程（减法），又有在不同温度、不同时间加入铅、锡、锑、锌与提炼好的精铜多次合金冶炼，为多元特殊复杂合金技术（加法），才炼成好的合金“黄铜”，到鼎彝铸造成形、表皮上色完工的全部程序。“山雷”之名出自易经六十四卦·颐卦，中正而吉祥，养正必吉之意，这也是《宣德鼎彝谱》卷五“品格典雅与官职名目义合经史……深合古制，大洽朕怀”。山雷螭首彝是六炼、八炼、十炼、十二炼四个等级中技术最高的种类，山雷螭首彝只做了一件，表面皮色为淡藏经纸色。通过无损检测，测得山雷螭首彝所含金属成分是多元复杂合金铸造，含铜58.59%、锌30.55%、铅8.15%、锡1.32%、锑（河南省西平县出山镇得名的出山水银）1.2%、镍0.12%、铁0.06%，其中镍为表面皮色所用，铁是冶炼金属所用大铁锅所含的杂质，铜锌合金为特殊黄铜，又加入被后人称为“巴氏合金技术”的铅、锡、锑进行复杂技术铸造而成。黄铜之精良已达到特殊黄铜的工艺，是高标准的多元复杂合金技术。项元汴《宣炉博论》言：“宣庙当铸冶之时，问工匠曰炼铜何法遂至其精美，工奏云凡铜经炼五六，则现珠光宝色，有若良金矣，宣庙遂敕工匠，炼必十二，每斤得其精者才四两耳，故所铸鼎彝特为美妙。”

据科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宣铜器的整理与研究》一书：“研究人员检测青海瞿昙寺，宣德二年铸造的双耳活环鎏金铜瓶标准器，锌含量在11.808%～14.4563%之间，而锡的含量为零。虽然在器型上借鉴或模仿了青铜器，但材质上是黄铜，而非青铜。”根据《宣炉博论》宣德三年工匠所云，在宣德三年前明代工匠已经掌握了五六炼铜的工艺，但在此之前还没有更高炼铜技术，证明瞿昙寺宣德二年铜瓶是五六炼的黄铜器。宣德三年时，宣宗皇帝敕之工匠炼必十二，炼铜技术才又有了一次质的提高。有了八炼、十炼、十二炼的制铜技术，坤宁宫十二炼山雷螭首彝含锌值达到30.55%，正好是瞿昙寺五六炼黄铜瓶锌值两倍多一点。从两件铜器含锌量对比，前明御赐乐山堂螭首彝完全符合宣德三年宣宗皇帝要求工匠十二炼的技术要求，是与《宣德鼎彝谱》记载完全一致的。《文物春秋》2013年第2期报道：“2010年10月，北京故宫联合台北故宫在北京故宫午门举办的‘永乐宣德文物展’，展前挑选了有代表性的清宫旧藏宣铜器进行了无损的检测。检测单位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检测时间是2009年8月17日上午9时。检测人员是考古文博学院崔剑锋先生和李涛先生，使用荧光无损检测，测定的清宫旧藏铜器结果数据‘故142844冲耳乳足炉’含锌值12.0%，从13件铜炉所含锌的比值顺序看，从明宣德至清嘉庆，铜器的锌含量比值图谱曲线走了一个马鞍形。明宣德时期11～15%左右，至明末的锌值2～7%左右，再至清康熙的6～7%左右，雍正的7～11%左右，乾隆的17%左右，嘉庆的17～18%左右，这也是大致判断明清铜炉年代的数据依据。”通过故宫研究明清黄铜器数据，对比山雷螭首彝的合金工艺，其技术是中国所有黄铜器中最高的，清朝造办处的铜器达不到这样的技术，明代正德、崇祯官造局等流传在外的香炉、铜器也没有这样高的冶炼技术。根据历史文献资料记载只有明宣宗皇帝铸造了高工艺的十二炼鼎彝。此螭首彝是出自明朝宣宗皇帝中宫孙皇后之侄（孙玺）邹平明代老房之中，也是谱中陈设坤宁宫孙皇后用的山雷螭首彝，金属成分及金属配方比例，经与鼎彝谱册料单相互印证全部相符。

查证《乐山堂家谱》第88页载，大明太傅会昌侯、追封郯国公谥荣襄孙公墓志铭：“宣德皇帝特爱重之，每游内苑及演武较射，辄令随侍左右，诗书、图画、珍玩、衣服、鞍马之赐前后不一。”《乐山堂家谱》第152～153页：“独先世所遗衣服、珍宝……我祖妣珍藏爱惜，不肯轻弃……恐久而遗忘，聊述一二事以存于册末。后世为子若孙者，其谨识而无忘也哉。大明崇祯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孝孙邑庠生迎恩、延恩敬记。”此是于氏老夫人(1520～1594)临终嘱咐儿媳林氏和两个孙子，家中藏有嘉靖之前先世珍宝的文字记述。在宣德四年追封孙皇后三代后，九月初三日，会昌伯孙忠奉旨回家省母、行焚黄之礼，奉旨敕建祖茔，明宣宗皇帝在武英殿书《还乡诗》送行。孙皇后赐赠坤宁宫山雷螭首彝给父亲孙忠（1368～1452），中官崔辅偕同带回邹平老家祭祖。成化年间，太傅会昌侯郯国公孙继宗（1395～1479），因家中无人照看祖茔，禀明宪宗皇帝令其侄锦衣卫镇抚孙玺（1432～1492），奉旨带俸回家看守祖茔，四时祭祀。对此，《乐山堂家谱》124页引“大明故忠显校尉左所带俸镇抚孙公墓志铭”记述：“英宗皇帝复登宝位，轸念戚里，素知公贤，遣使召至，特升公锦衣卫镇抚，盖异数也，在任三年，谦慎自守，侍伯太傅郯国公如父，伯亦爱如己子，日接贤士大夫，扩充其见闻，因恩，祖茔久旷香火，肯乞奉祀，上允其请。仍命带禄于邑，画锦辉煌，乡人荣之，宪宗皇帝复取还任，诰封忠显校尉。”所以宣宗皇帝御赐邹平乐山堂珍宝在孙玺家，这一族支脉百年人丁不旺，五代单传，至第十一世孙迎恩、延恩才兄弟二人。《乐山堂家谱》谓：“先考府君奉恩例纳衡府典仪，蒙两院暨户部题请，奉旨勅，奉太师安国公恭宪公祖茔，祀承继佃种钦免祭田两顷，率合族供祖茔春秋二祭。”万历年间，神宗皇帝再次下旨整修先太师祖茔牌坊，命令十世孙重光（1545～1617），春秋祭祀，看守先太师祖茔。因宪宗、神宗皇帝两次下旨给邹平乐山堂，令家人看守祭祀祖茔，使在宣德四年被会昌伯孙忠带回家中祭祀的山雷螭首彝，有了皇家祭祀的任务，才传至明末。

《乐山堂家谱》124页记：“宪宗皇帝复取还任……然东归购堂一所，匾曰‘淡居’，又置东西南三庄，各有园亭，杂植奇花异卉，环绕左右。”孙玺成化间所置堂园是今邹平市韩坊村“孙家园子”。明末战乱，山雷螭首彝被大明忠显校尉孙寿昌藏于孙玺所建庄园墙中，后因孙寿昌抗清殉国，家中无后，过继了其叔父孙延恩的一个孙子（孙尔龄）为后，住在其家中。到十四世、十五世家族人口繁盛，兄弟近20余人，后因为多次娶妻盖房分家，家传财宝逐渐分流。而这件老炉上世纪70年代，仍出自明末孙寿昌所居住的明代成化年间所建祖屋之中，证明是因明末之乱所藏，因此躲过明代之后几百年的战争灾难和建国初期大炼钢铁之灾。“文革”破四旧期间，家族中《乐山堂家谱》另外三本悉数被毁，现仅存明崇祯年间老谱，被二十二世孙永昌（爷爷）所藏，导致当时家人只知祖上是明朝孙皇后家，具体事情不详。此时孙永昌已去世，山雷螭首彝从倒塌的旧房墙中发现后，因有磕碰损伤，家中老人（奶奶）认识不到器物的珍贵，就一直用做节日祭祖焚香，事后放置床下，已有40余年。

宣宗皇帝敕建祖茔在1986年9月被邹平市青阳村砖窑厂所毁，孙玺墓志两块得以保留在一村民家中，墓中大量器物被抢分。有明皇宫所赐七两翡翠荷花、三两镶金夜明宝珠、宋窑黑色酒壶、二两玉带钩等等珍宝。状元曾、尚书王直、王英所书神道御碑、石阙等地上建筑，在1952年建设浒山水闸时，因石料短缺被民工所毁。所幸碑文内容保留在旧《邹平县志》和《乐山堂家谱》中：“先皇之御制诰，敕与碑志杂文录成一秩，沐手亲录，朝夕观览，庶几存什，一于千百不至泯没无存，令后人一展卷如再观先德，恍若亲沐皇恩焉，呜呼，其永念也哉。”《乐山堂家谱》载有明仁宗皇帝敕一道、明宣宗皇帝敕旨、封诰、赐十多道，宣宗皇帝和孙皇后四道御祭文、两副御赐诗、一柄赐会昌伯孙忠御制扇、明英宗皇帝圣旨及赐、明宪宗皇帝圣旨、明神宗皇帝圣旨，及朝中大臣诸公，胡俨、孙忠、曾、王英、王直、刘翊、刘吉、尹闵、张懋、李贤、陈芳洲、王越、毛纪、毛澄、程敏正、倪谦、倪越、邹干等人碑志杂文等。至少崇祯五年修此家谱时这些珍宝尚保存在家中，同时也证明了家谱记载所赐珍玩一一不等是真实的。“为农为士为大夫望重海邦，千百载咸蒙祖德。封公封侯封伯子勋隆畿辅，亿万年永沐皇恩（孙氏祠堂楹联）”，御赐邹平乐山堂存有明嘉靖之前宣德珍宝，是有据可查真实可信的。

邹平市博物馆比对了明末都御史张延登家藏铜器，没有乐山堂孙皇后家山雷螭首彝包浆老旧，其包浆与国家博物馆藏宣德六年郑和铜钟及明景泰年间铜火铳相近。鼎彝铸冶工程是明宣宗皇帝亲自督造，字体精美符合其书法形韵。螭首的神韵和故宫三大殿螭首相似，经技术检测、金属分析全部符合《宣德鼎彝谱》记载的十二炼的铸造工艺特证。是暨今所发现的全国黄铜器中炼铜技术最高的一件，其技术之高非民间工匠所能及。是出自明朝锦衣卫镇抚孙玺所建的庄园之中，与陈设坤宁宫东椒房孙皇后所用山雷螭首彝，与《宣德鼎彝谱》《前明御赐乐山堂家谱》记载互相印证全部特征相合之器。

综上考证，邹平御赐乐山堂（孙皇后家）藏591年的山雷螭首彝，是一件传承有绪、脉络清晰、与历代文献记载相符的宣德三年十二炼鼎彝标准器。从而破解了邵锐所说“六龙杳去空题像海之铭，九凤飞来莫认穿花之式”这一困扰收藏界的谜题，正本清源，厘清了法国保罗·伯希和、英国罗斯·基尔等人未看《实录》，没做源头考据工作的错误论断。

(后记：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南炳文教授悉心指导，并亲笔修改、补正，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