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祖鹤

一、沈鹏人文思想主要内容及形成轨迹

沈鹏先生推崇儒家、道家、佛家的人文思想在文艺界的运用。他认为，儒、道、佛（释）三家思想的活用，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道家“无为”主张和佛家的禅宗思想，是文艺创作的思想资源，其思想内容与文艺的内在要求同音共律，将三家的思想结合起来运用到文艺事业中，定会推动我国文艺创作更加繁荣。沈鹏曾说，儒家主张“文以载道”“成教化，助人伦”；道家很少专论艺术，主张“无为”，认为一切顺乎“道”，即艺术不违背自然；佛家则提倡“超我”“无我”的禅宗思想，与道家有相通之处。儒家、道家和禅宗思想比较起来，儒家存有鲜明的功利性。[1]参见沈鹏：《桃李正酣》，深圳：海天出版社，2017年，第207-208页。他认为，如果将儒家主张的“仁义”抽取出来，与道家、佛家主张的“无为”“超我”“无我”的思想结合起来，那么，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和繁荣将获得至关重要的“助推剂”。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主张以“人”为贵。沈鹏认为，儒家对于艺术的传承在“美育”中有重要作用，但更需要重视道家和佛家“无私”“无为”思想在文艺界的运用。他说：“道家很少专论艺术，但是道家思想影响很大。按老子的思想，艺术应是非功利的。这一点与书法的纯粹的审美性质吻合。‘无为’反对违反自然而有所‘为’，一切应当顺乎道——自然。”书法要从“佛家的禅宗思想中汲取营养。其非功利、非世俗观念，与道家相通”。[2]沈鹏：《桃李正酣》，深圳：海天出版社，2017年，第208页。沈鹏将其概括为九个字——“尚自然、松束缚、扬个性”。

“尚自然”在沈鹏的“人文思想”里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提倡文艺创作中的“自然”之美。自然美是不加修饰的浑然天成，是人与自然相结合产生的一种审美意象，体现在美术作品中往往是艺术家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沈鹏非常反对艺术创作中刻意的矫揉造作，他认为，“由于书写中的‘刻意’‘蓄意’多于‘无意’‘随意’，现今的一些优秀之作，虽可称作机智和灵巧，却达不到古人那样的智慧与风范。”[1]李琭璐：《沈鹏：澄怀观道 翰墨仁心》，《光明日报》2016年6月16日，第10版。沈鹏又非常推崇诗书创作中的“无意”，他在《宋金尚意书法述略——兼论苏黄米蔡“四家”》中将苏轼“无意于佳乃佳耳” “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的诗书创作思想夸为是“突破古人樊篱”[2]参见沈鹏：《宋金尚意书法述略——兼论苏黄米蔡“四家”》，《沈鹏谈书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19页。的出新意之作。二是重视“无为”的思想。西汉时期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无为而治”，形成了“文景之治”的良好局面。“老子主张‘无为’，不要有所为，‘愚’不是一个坏事，大智若愚。百姓会自己来做主的，老百姓不要圣人做主来控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3]沈鹏：《桃李正酣》，深圳：海天出版社，2017年，第334页。沈鹏认为，“无为”而治在艺术事业中的作用是不可小看的。三是倡导文艺创作中的平常心，即“无功利”的思想。沈鹏在《平常心——赵朴初先生给我的启示》一文中说：“人要保持一点清静、无为，要有点‘平常心’。《五灯会元》记载，赵州问南泉如何是‘道’，南泉回答简单明了：‘平常心是道。’”[4]沈鹏：《平常心——赵朴初先生给我的启示》，《中国书法》2000年第8期，第4页。又在《“诗意”一以贯之》开篇中说：“因少功利的念头，转而获得很大的艺术自由”[5]沈鹏：《“诗意”一以贯之》，《桃李正酣》，深圳：海天出版社，2017年，第86页。。沈鹏认为，赵朴初在文学、诗词、书法上成就卓越，与其“平常心”是分不开的。其诗看似平淡，但富有哲理；其书笔墨舒展自由，但古朴端庄。

图1 沈鹏先生

“松束缚”即文艺家以及文艺爱好者在学习、创作上的思想解放。艺术家的思想不应受既成观念、思维方式、基本理念的束缚，应以自我和独立的眼光去观察、审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探索和发现。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为后人赞赏，其思想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沈鹏借鉴蔡元培的思想，主张在文艺界实现创作上的思想解放，又借鉴了欧洲文艺复兴和中国魏晋时期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的经验。他认为，文艺亦必须强调“以人为本”的思想，书法“是作者传达思想的武器，更确切的说是表意，是传达‘情绪’、‘情操’、‘意趣’的途径，孙过庭在《书谱》中不仅指出书法‘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并且指出每个作者在不同的客观条件下随着书写素材的变化可以创造出不同的书意……”[1]沈鹏：《沈鹏谈书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9页。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是作者内心潜意识的流露。如果失去了创作上的潜意识的自然流露，肯定会缺乏作品的生动和深刻的内容。更不会开动脑子，另辟蹊径……[2]参见沈鹏：《书学漫谈——授课实录选》，《沈鹏谈书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第75-97页。

“扬个性”即艺术家要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创作风格。创作个性是艺术家在一定的生活实践、世界观和艺术修养基础上所形成的独特的生活经验、思想情感和个人气质，创作个性是艺术家创作艺术作品的灵魂。文艺创作要强调个性，才能体现作品的可读性，赢得更多的读者，实现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强调创作个性也是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在文艺创作中的运用，充分体现和尊重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形成的艺术思维和审美趣味的独创性。创作自由的落脚点是个性释放，个性释放会带来多风格、多形式的百花齐放。当然，文艺作品的个性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任何脱离传统的艺术都是不可取的。沈鹏在论及书法时说：“继承必须是积极的继承，唯有积极的继承才是真正创造……明末清初的傅山、王铎都宗‘二王’，却各具个性，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二王’流派。傅山又宗颜真卿，傅、王也成了一个支流的创始者。”[3]沈鹏：《沈鹏谈书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28页。“‘原创’，更强调个性的发挥，也更要求我们对前人的作品、艺术有更深的理解，更好地去吸取，这两个方面都不可缺少。也就是说，原创对个性和艺术共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同上，第87页。总之，沈鹏强调的创作个性不是丢弃传统，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

沈鹏“尚自然、松束缚、扬个性”的人文思想的形成，既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对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借鉴。其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童年时期的初悟（1934年至1939年）。人对任何事物的感悟或觉悟，往往来自对特定事物的切身经历和感受。人经历过不幸才知道什么是幸福，经历过贫穷才知道什么是生活的真相。只有经历过某种不幸或者痛苦，才会真正产生感悟。沈鹏在童年（大约四岁）的时候得了麻疹、百日咳等多种疾病，发烧昏迷，濒临死亡，从小被误用的中药灌大，深受痛苦。他曾讲，“我从生命的最初阶段起就面对人性之恶。”“全身受折磨、苦楚，非一般人所想象。”[1]沈鹏：《沈鹏谈书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99页。他曾竭力反抗这种“硬灌”，但却无法抵抗，幼小的心灵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压力，自尊心也受到了一定的伤害。人们常常称童年为“金色的童年”，他却常常因得不到欢乐阳光的童年而暗自神伤，这段痛苦一直延续到他的青少年时期。这段遭遇可以说是对他童年时期自由快乐的一种摧残，而他对“硬灌”的反抗，正体现了他对童年生活的不自由、无选择余地的受折磨所表现出来的不满或初悟。

第二阶段，青少年时期的感悟（1939年至1975年）。沈鹏在青少年时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后“文革”等时期。长时间的压抑和痛苦，使他更加盼望民主和自由。他非常欣赏王国维的人文精神，王国维一生视学术为生命，竭力捍卫学术研究的自由和独立。沈鹏认为，文艺与学术研究一样，艺术家需要借文艺工具表达思想，需要通过艺术丰富的技艺和形式来表达现实生活或高于现实生活的真、善、美。沈鹏在《寻求通感》中说：“待到进入诗词与书法创作，已是不惑之年。回想在此以前潜伏着创作的意识，不过是被压抑的。为什么没有形之于外？原因很多，其中有一项是我事后意识到的。原来，我喜欢自由、民主。”[2]沈鹏：《寻求通感》，《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11日，第11版。16岁那年沈鹏在其主编的《曙光》第一期中就撰写了有关“思想自由”的专论文章。直至 “到二十多岁，忽然一个外来的观念进入头脑——‘驯服工具’，像铁石般锲入，势头很大，我大惑不解，活生生的人怎么会变成工具，并且无可置疑地加上‘驯服’二字？我陷入彷徨、苦闷……”“也许是物极必反，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实践中不断反思，我又经历了一番痛苦的历程，终于确信人应当回归本体。把被扭曲的观念折回来，赋予新的更高一层的认识，经过许多艰难，反思，自我解剖，否定、肯定、否定……思想逐渐解放”，“这样，至少敢于坦露心胸，排除枷锁，也不把诗词、书法视为‘四旧’”[3]沈鹏：《寻求通感》，《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11日，第11版。。此时，沈鹏的“人文思想”在内容上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当然他的这种飞跃是在一个否定又否定的过程中形成的，每一次否定都形成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感悟。

第三阶段，人文思想的丰富和完善（1976年以后）。“文革”结束后，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全国文艺领域开始活跃，沈鹏先生压抑的心理开始释放。对20世纪80年代迎来的新的文艺创作环境，沈鹏感到很欣慰，他等待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要求学生们要珍惜当下的创作环境。特别是在1992年起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代主席、主席、名誉主席等领导职务，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任至十二届后申请退出），被聘为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之后，沈鹏对人文思想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身上的担子重了，肩负的责任性质也变了。作为一位中国公民，他身上有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和义务；作为文艺界的一位领头人，则又增加了对全民文艺的引导和开拓。从此，他开始了对艺术创作全局性的思考，就尊重艺术家的个性独立、如何促进文艺的百花齐放、如何提高艺术界书画家的人文素质、如何开展书法培训和教育以及在中小学普及以书法为主的美育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探索和考虑，并先后在不同的公开场合提出和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比如，在培养书法人才上，提出了以“人文精神”为指导的十六字教育方针：“宏扬原创，尊重个性，书内书外，艺道并进。”[1]沈鹏：《沈鹏书画续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207页。比如，就艺术家作品的独立个性问题，他强调书法的原创。他说，“‘原创’更强调个性的发挥，也更要求我们对前人的作品、艺术有更深的理解，更好地去吸取，这两个方面都不可缺少。”[2]沈鹏：《沈鹏谈书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87页。比如，就书法的“专业化”问题，他认为在当下提倡“专业化”存在弊端。他说：“‘专业化’与‘人文’、‘文化’存在矛盾。”“书法家的‘文’，有其独立于书法之外的一面，关系到书法作品的气息。”他认为，强调书法“专业化”，“只能促进技巧提高，但书法不仅仅是技巧，还有远比技巧更重要的素质”。[3]同上，第46页。他要求要注重提高书法家的文学素养，加强艺术家的“书外功”培养等。

二、沈鹏人文思想的实践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兴衰，首先看这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是否繁荣。有人说科技落后就要挨打，而科技需要文化作支撑，文化落后不仅仅是挨打的问题。凡强盛的国家都有其内在的文化传统在起作用，所以文化问题不能忽视。沈鹏成为文艺界学术带头人之后，深刻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他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不断考虑如何从我国文艺的本质和特点出发，结合我国国情，探索并运用适合于我国文艺发展的“人文思想”，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和实施。

1.提出并践行了书法艺术普及和重点培养相结合

普及书法、美术，特别是普及中华书法艺术，是沈鹏20世纪90年代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要领导人后的一贯思想。早在80年代，他就认为，普及书法在社会历史层面上是对极左政治文化环境的批判，在书法文化社会的层面上是对传统意识的重构。在沈鹏之前几位书协领导人的努力以及之后沈鹏的人文思想的倡导下，又借鉴蔡元培在中国近现代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的美育思想，我国中小学的书法普及于90 年代中期逐步形成。中学以上包括高中、中专、大学等学校陆续设立了书法课，社会公益和私立单位包括文化宫（文化馆）、社区培训机构、社会私人培训班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现，书法成为全社会都可以参与的一项全民文化。在全国有关高校中，也陆续设立了书法专业硕士、博士点，针对书法“专业化”的弊端，沈鹏还在有关场合作了专门的阐述，以避免书法距离文化内涵越来越远的情况。

之后，对于电脑、电子产品（游戏）的出现给书法学习和教育带来冲击的情况，沈鹏在1998年“北大与美育”座谈会上强调：要重视书法普及，“从小学开始实施美育，培养感受和创造美的能力，意义再也不容忽视了”。[1]沈鹏：《桃李正酣》，深圳：海天出版社，2017年，第88页。之后，又在2000年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书法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2005年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推进中国书法艺术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发言。他提议说：“从20世纪起经历了几次换笔之后，整个社会对毛笔越来越疏远……20世纪初的文化人，人人还能拿得动毛笔……而今天的许多文化青年，大多已拿不动毛笔。”“目前书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基础教育薄弱。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乃至高等教育，书法教学若有若无。”“书法的可持续性发展应该从娃娃抓起，让儿童从小练毛笔字，在中小学设立书法课，开展书法的普及教育。……这是百年大计和千年大计”。[2]沈鹏：《推进中国书法事业可持续发展》，《中国书法》2005年第5期，第4-5页。沈鹏认为，中国书法有几千年的文化史，原有的基础很厚，可利用开发的资源很多，所缺失的是近百年来的书法教育未能一如既往，出现断层。书法本身涵盖了丰富的人文知识，书法的失落等同于中国文化的失落。渗透在中国书法中的不仅有包括历史、文学、艺术等各门学科在内的中国优秀文化，同时也对历史、文学、艺术等各门学科产生重大影响。沈鹏的倡导，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响应，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2.“无为而为”即“无为而无不为”思想的兑现

在书法的传承与创新的引导方法上，沈鹏认为，“引导”两字的本义不是纯“无为”，而是“无为而无不为”，要依据艺术的自然规律，避免将书法、绘画简单地当作服务政治的工具，才有利于真艺术的诞生。[3]参见沈鹏：《沈鹏书学理论十要》，《中国书法》2014年第7期，第38页。艺术发展的特殊性也告诉我们，艺术家完成和研究其艺术作品的过程，不管其结果如何，其实质都是实现独立人格的过程。如果过多束缚，艺术家在创作的起点上就等于失败了。故在对艺术家的引导方式上，沈鹏主张“无为而为”的思想，即将儒家思想的“有为”和道家“无为”思想结合起来，对书法的传承、创新、研究进行引导。他说：“儒家思想历来主张‘入世’‘有为’，而‘无为’又何尝不可以互补？在我看来，至少过分的 ‘有为’可能走向反面，不要任意折腾。在一段时间内人定胜天，‘战天斗地’发展到极至。”[1]沈鹏：《桃李正酣》，深圳：海天出版社，2017年，第334页。可见，沈鹏非常厌恶过于“有为”。过于“有为” 也只能使艺术的传承和创新走向反面。沈鹏主张文艺的学术研究和创作“无为”，但对涉及思想性的本质问题则要“有为”，重点落脚在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

沈鹏“无为而为”即“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张在艺术实践中主要采取以下方式：

一是松绑，给艺术家提供宽松的创作环境。艺术创作冲动往往是艺术家在特定时间和空间环境下的产物，它能够自然流露的前提，除艺术家要拥有大量积淀在脑海中的知识外，就是需要思想的自由和解放，而这种自由和解放来自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在客观上，文学艺术领导部门在宣传百花齐放的同时，给艺术家提供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比如，在书法上倡导书体和风格自由。沈鹏曾提到鲁迅的一句名言：“在未有天才之前，先要有培养天才的泥土。”[2]同上，第318页。不能对艺术家在艺术创作类型和风格上给予任何限制或框定。在主观上，则用佛教的“禅宗”思想，即“无私”“无我”的思想消除创作中的各种束缚。比如功利心、刻意等情绪，让艺术家的创作实现自然、随意、真实的流露，而不是做作、刻意的修饰。

二是尊重，强调艺术创作中“个性”和“共性”的关系。个性与共性是艺术发展中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它们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我们在尊重艺术创作“个性”的同时，又要强调“个性”不能脱离“共性”。沈鹏认为，个性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说：“原创离不开继承，否则原创失去根基。个性不脱离共性，离开了书法形式美的共性，也就谈不上真正的个性。”[3]沈鹏：《漫谈国学修养与书法》，《光明日报》2016年11月10日，第11版。实质上，沈鹏在这里说的“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具有二重意思：一方面艺术“个性”不能离开形式美；另一方面艺术个性不能离开“本源”。比如书法不能离开以汉字为基础的“共性”，任何脱离了艺术的形式美或离开艺术“本源” 的个性，都是失去了艺术固有的根基。书法之所以在世界成为独有的文化遗产，就在于它是一门以汉字为基础的不同于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文化。[4]参见沈鹏：《桃李正酣》，深圳：海天出版社，2017年，第345页。

三是独立，主张艺术研究于政治之外。艺术研究主要是指研究艺术的外在形式，而不是研究其内容：书法、绘画是研究其造型；表现艺术是研究其音响、节奏、旋律和体态；文学艺术研究主要是研究语言表现方式或其思想的表现形式和方法，这里的研究不存在思想性的涉及。因此，宽松既是艺术学术研究和文化创造的动力，又是学术研究和文化创造的目标。学术研究与文化创造的本质是思维宽松，失去了这种本质的艺术研究便不是研究。沈鹏的这种思想深受蔡元培思想的影响。他认为，艺术和学术研究是超越现实世界、追求理想世界的一种思维活动。年轻时沈鹏对“不要独立思考”的教育很是反对，故出现宽松环境之后他非常珍惜，并充分尊重艺术家的学术见解，使其学术观点充分表达。

3.采取“艺内艺外”紧密结合的办法

除艺术以外，书法家要多读书，增加自身“阅历”，这一观点不是新论，但这是沈鹏任职以来对书法家始终强调的。并且，这一观点也全面体现在了全国所有的书法活动中，比如强调参展作品中的自作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要求在全国展览作品的选择中越来越严。2009年3月，沈鹏将“书内书外”四个字列入书法教育工作的“十六字方针”中，可见“书内”“书外”的结合在沈鹏的艺术思想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艺内”的学习，不仅包括笔墨技巧、笔墨色彩的运用，还要了解各艺术流派的创作特点和创作风格，要了解自身所从事的艺术的起源。比如，书法在历代的兴衰变化及肩负的主要功能等。“艺外”的学习内容就更广泛了，艺术以外的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特别是文学、诗词等与艺术相关联的书，要多读并用心钻研。沈鹏在《沈鹏谈书法》一文中说：“任何人的书内和书外都是分不开的。再扩大一点，要增加很多文史知识，绘画、音乐、舞蹈、诗歌，看得或懂得越多越好。”“努力获得各种艺术的通感，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启发。”[1]沈鹏：《沈鹏谈书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66页。比如，音乐中高低起伏的音符和体现出来的节奏，反映到书法中，就是运笔的快慢、线条的变化、用墨的枯润浓淡、字体的大小疏密等。

此外，“艺外”的学习还包括生活阅历的积累，“明代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近现代黄宾虹说‘凡病可医，唯俗病难医。医治有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多，则积理富，气质换；游历广，则眼界明，胸襟扩，俗病可去也’。知识学问的来源无外乎读书、行路。读书与行路，不仅有增进知识的作用，更有变化气质、医俗的意义……”[2]沈鹏：《桃李正酣》，深圳：海天出版社，2017年，第354页。沈鹏还列举了苏东坡等人的例子：苏东坡在黄州被流放期间，在画、书法、散文等方面的创作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都来自其社会实践与生活实践的铺垫。[3]参见沈鹏：《桃李正酣》，深圳：海天出版社，2017年，第355页。

根据“艺内”“艺外”相结合的思想，艺术界除要求业界艺人多读书以外，还以组织艺术家采风、实地写生、招募艺术志愿者等形式，增加艺术家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阅历和实际感受。

4.强调艺术家的道德修为

道德由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组成，艺术家的道德要求应是综合道德素质。民国时期的蔡元培强调大学的道德修为，将道德修为称作“美育”，是其“美育”内容的一个方面。沈鹏虽在推进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强调“无为”，但并没有放弃践行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思想道德修为。他认为，道德与艺术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道德往往会通过艺术作品的内在思想体现出来。由此，艺术界要强调思想道德修养，且一刻也不能放松。

在沈鹏眼里，道德即人品。沈鹏说,孔子重视“人”，他在《论语》里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在孔子眼里，显然君子和小人真正的区别在于道德修养和人品。孔子认为君子的道德和修养，包括独立人格、责任意识、入世意识等多方面。”他说：“孔子反对巧言令色的伪君子，反对四面讨好、八面玲珑的老好人。”[1]沈鹏：《桃李正酣》，深圳：海天出版社，2017年，第355页。可见，在沈鹏的“道德”字眼里，既有作为艺术家在做人方面的“浩然正气”和“光明磊落”，也有艺术家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文艺作品不是艺术家为达到某种功利目的所利用的工具。一件文艺作品，诗歌散文也好，书法绘画也罢，文艺家在创作的时候，要考虑到对社会能不能产生正能量。如果不能对社会起到正面作用的话，至少也不能有害于人们的身心健康，有害于社会的发展。

三、体现在沈鹏诗书文中的人文思想

沈鹏自幼学习书法、绘画，中年开始涉猎诗词创作和文艺评论。其诗、书、文深得广大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的喜爱，并得到了赵朴初、启功等名家的赞赏。“赵朴初先生曾赞其书法‘大作不让明贤，至所欣佩’，而启功先生也曾回忆，‘仆获交沈鹏先生逾三十载，观其美术评论之作，每有独到之处’，‘所作行草，无一旧时窠臼，艺贵创新，先生得之。’”[2]李琭璐：《沈鹏：澄怀观道 翰墨仁心》，《光明日报》2016年6月16日，第10版。我国当代文艺评论家、诗词家郑伯农对沈鹏诗词的评价是：沈老在诗词上的成就绝不亚于书法。过若干年后，人们在谈论沈鹏先生的时候，也许会先背诵他的几句诗，然后才谈到书法、评论，等等。而最可贵的，是体现在沈鹏诗书文中的人文思想。[3]参见郑伯农：《序》，沈鹏：《三馀再吟》，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第4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沈鹏先生的诗书文创作数量之多，如奔腾不息的黄河之水汹涌流出：其诗词创作量超千，文艺评论、杂文等达数百万字，书法更无以计数。其创作风格如“不羁”的野马，时而豪放洒脱，时而委婉含蓄，任其性情之挥洒。

沈鹏先生的诗、书（画）、文中体现了三方面的人文特点：

第一，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强调个性的张扬。无论是从沈鹏的书法作品，还是诗文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他极高的悟性。虽然他临帖和模仿不多，但读帖和读诗却不少，他的临帖和模仿实能以假乱真。2016年沈鹏曾临《居延汉简》册局部（见图1），无论是结体和运笔用墨，还是精气神，很像原作印刷品。比起临帖，沈鹏更注重读帖，有说学习书法“三分临摹，七分读帖”，“读”比“临”更重要、更关键。书写的手是通过大脑指挥才能运动，只有通过读帖，使大脑从感性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后，不管是“临”，还是“书”，都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沈鹏倡导尊重传统，要求书法不能脱离汉字，不能脱离书法的基本形式，必须是在汉字严格的笔画基础和其固有形式上的个性释放。

沈鹏的书法以草书和隶书为主，他的草书多学自王羲之、怀素和张旭，隶书学自汉隶诸碑，但他又不拘泥于这些名家名帖。他说：“重要的不在摹仿多种字体与书风，而要善于融会贯通，独辟蹊径。整个书坛的多元化，将应尊重和发扬个性而得到实现。”[1]沈鹏：《书法的价值取向与本体——〈共和国书法大系〉序言》，《中国书法》2009年第11期，转引自曾来德编：《中国国家画院沈鹏工作室教学文献集》（上卷），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第61页。他在《引玉》中撰写“包世臣《艺舟双楫》论书部分注释”时说：“冯老思虑通审，谈他的书法创作观，很扼要地概括为‘有规矩，无巧’，又说‘规矩突破，方是巧’，这是很有见地的辩证观念。”[2]沈鹏：《桃李正酣》，深圳：海天出版社，2017年，第78页。沈鹏的书法主要体现浪漫主义风格，运笔的枯湿、粗细、快慢变化多端，草书千丝连笔，隶书笔画伸缩随意，楷书则有委婉、收敛之意。

图2 沈鹏临《居延汉简》 局部

沈鹏的诗词则介于浪漫和婉约之间。在长期的诗词创作中，虽然大多时候作诗尊重旧诗体的“平仄”和韵律，但对于这种规矩，沈鹏亦十分无奈。他说：“整套严谨的格律，与当代生活相去渐远。”[3]沈鹏：《桃李正酣》，深圳：海天出版社，2017年，第257页。“旧体诗词同样自律性十分严格：除却‘镣铐’，不成其为格律诗；仅以屈从‘镣铐’为能事，写不出好的格律诗……”[4]沈鹏：《沈鹏谈书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05页。我们都知道，“镣铐”是相对“自由”而言的，沈鹏的独立人格和个性，把旧诗体的作诗规则说成是“镣铐”，又在上面叙述中大力赞赏冯亦吾“规矩突破，方是巧”的创作观点，实乃其独特人格与独立个性的彰显，为持有“继承传统，而又不拘泥传统”观点的高歌。

图 3 沈鹏 自作联

第二，融通各艺术手法，寓情感于灵活想象之中。在广收博取、融通知识上，可以说沈鹏是当代文艺界典范之一。他学识渊博，融通灵活，思维呈跳跃式。“融通”两字做起来很难，这个“难”在于“本”，即有没有“本源”，有没有相当的学识修养作垫补。有“本”便会“为有源头活水来”。清代杨守敬有过这样一句话：“要学富，胸罗万千，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

沈鹏惯用诗书文与其他学科和自然界现象之间的融通，还善于诗书文之间的融通。他经常倡导艺术家要放开思维、敢于想象，学会各种知识的活用。沈鹏先生非常赞赏苏东坡的融通，他说：“苏东坡画竹子，拿朱红来画，有人说，竹子没有红色的，苏东坡问：竹子有黑颜色的吗？所以，有些东西稍微脱离了一点常规，马上就有人认为不对。要知道，我们的思想有很多局限，我们常常局限在生活接触到的经验当中……”[1]沈鹏：《沈鹏谈书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83页。

2016年春节前夕，沈鹏曾写过一首《猴年贺岁》诗。其诗内容：“千钧棒启百花春，草芥陈年八股文。立地抛开紧箍咒，蟠桃盛宴乐尝新。”短短28个字反映出他跳跃式的并善于融通的思维模式，借猴年阐发内心积淤。“紧箍咒”喻“八股文”，抛开规矩，乃皆大欢喜。并在扇面上用伸张形式的隶书笔法，将其诗词的思想内容发挥到了极致。可见沈鹏在艺术与大自然、艺术与艺术的融通手法上达到了完美无瑕、惟妙惟肖的境地。

沈鹏还善于将“虚实”关系和音乐、诗词中的“韵律”起伏等手法在艺术创作中互用。比如，他认为书画中的“虚实”用到诗词创作中，就是诗词创作中“三分”“七分”“十分”内容的问题，诗词中的“三、七、十”与书画中的留白、无形、意连都是出自“虚”字。他还认为，诗书画创作都要有言外之音。他在《书学漫谈》中说道：“古人说绘画，‘三分画意新，七分画意浓，十分画意穷’，意思是画到十分，意思就没有了，绘画要有言外之音，书法更要求言外之意。”[1]沈鹏：《书学漫谈——授课实录选》，《沈鹏谈书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92页。

当然，沈鹏强调的“融通”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要出于真性情，即“真情”，无病呻吟的“哼哼”则适得其反。“诗人首先应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诚实的人。用真诚的心观照世界万物。”“没有‘真’，无所谓‘善’与‘美’。”“我不喜欢生搬前人语句，固然是前人语句在记忆库里储存不多。但我确信写诗要有自己的真情实感……”[2]沈鹏：《桃李正酣》，深圳：海天出版社，2017年，第135页。可见“真”在融通中的重要性。

第三，言志与抒情结合，体现当代文人的“家国”情怀。沈鹏在诗书(画)文创作中，不是用诗词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就是用书画笔墨的艺术效果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将诗书（画）紧密结合，体现了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渗情于诗、藏情于书（画）的诗书画统一的良好效果。

图4 沈鹏 《猴年贺岁》

沈鹏外表淡然寡言，但内心热情奔放，这着重体现在他诗书文的创作风格上，他的诗书文浪漫与婉约结合，但浪漫又多于婉约，这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沈鹏是一位性情中人，他对亲人、对故乡、对祖国一往深情。所以体现在书法上，他选择写草书，且是狂草；在文学上选择攻散文、诗词。他认为，草书和诗词虽然涉足难度大，但他们最能表达其性情。他说：“对比真书与草书，孙过庭说‘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为区别真书与草书，将‘点画’、‘情性’来了一个颠倒……”“草书‘使转’有严格要求，稍有所失，立即降低格调，说明草书之难，反证草书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以动感为至要。当然‘动’应当有节律，有韵味，绝非所有的动感都有美感。”[3]沈鹏：《书法回归“心画”本体》，《中国书法》2011年第4期，第29页。

图5 沈鹏先生作品 （来源：中国书法家协会官网）

旧体诗的创作更要体现平仄押韵规则。但沈鹏恰恰选择了难度最大但最能表达自己情怀的诗书画艺术，他用手中的艺术工具，用最深厚的感情，表达了自己对亲人、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并将其终生献给了中华文化事业。沈鹏在读《甲午殇思》后有这样一首诗：“新书莫作时装看，血火狼烟思国殇。历史老人开慧眼，狐群东海梦黄粱。地球虽小无宁息，周道维新待发扬。镜鉴春秋似椽笔，悲怆求索竞辉煌。”[1]沈鹏：《读〈甲午殇思〉》，《光明日报》2014年9月26日，第14 版。诗中蕴含着沈鹏对国家、对民族的深情和忧虑，他希望国人能够认真了解19世纪末中日黄海海战中被日本海军击败，最终导致中国固有领土台湾等大片海疆为日本所窃据的惨痛历史教训，“地球虽小无宁息”，要时刻加以提防。他还对环保问题、人类命运问题，对民族劣根之批判以及对启蒙精神之呼唤等分别作《长相思·雾霾严重》《霍金》《人机大战》《读鲁迅小说二十四首》等诗词。且他作诗必提笔书法，生动随意，其人文精神和高超的艺术水准为艺术界赞赏。

在2003年和2020年发生的两场疫情中，已迈入高龄的沈鹏依旧心怀忧国之情。2003年，他为疫情写下了《2003年春秋之交随想》和七律二首，警示人们要敬畏自然。他希望人类能像“爱因斯坦说的那样：把爱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生灵以及整个美丽的大自然’。不能忘记非典带来的教训。”[2]沈鹏：《桃李正酣》，深圳：海天出版社，2017年，第169页。2020年的疫情，沈鹏坐立不安、烦躁难卧。至2020年2月末，沈鹏共撰写防疫五绝十首合为一组，又有古风、律诗等数首。其“力促写加油，分担乐与忧，隔墙思远道，诺亚共方舟”等书诗笔墨沉重又激昂，倾注了沈鹏强烈的爱国之情和对疫情的忧虑。

最后，取沈鹏先生的《乡愁》展录像访谈中的颈联作为结束语——“聚焦一往家园好，对镜千般霜雪稠。”[3]沈鹏：《三馀长吟》，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第127页。先生的“家国情怀”让人泪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