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凤兰，林芳宇，甘恬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广州，510080）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高龄、失能或半失能老年患者、康复期患者和慢性病患者增多，慢病护理、老年护理、出院后延续护理等需求也逐渐增加［1］。 2018年2月国家卫健委颁发《关于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通知》，旨在运用移动通讯技术， 突破传统医疗服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整合三级医院的执业护士资源，为周边有需要的家庭和居民提供上门护理服务［2］。 2019年3月，广东省卫健委也发布了“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3］。目前，全国已有18 个居家护理服务平台，但由于没有统一的规范标准，各平台在服务项目、服务价格、保险等方面各不相同［4］。 护士作为这一服务模式的主体，其看法和意愿对“互联网+护理服务” 上门服务工作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前，关于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需求的研究主要以访谈研究为主［5］，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需求的调查分析研究较少。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了解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意愿及服务需求情况，为完善“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提供参考，现将方法和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 于2019年7月选择本院1176 名护士为研究对象。 入选标准：具有护士执业证书，且志愿参加本次调查的护士。 排除标准：进修护士、 护士实习生。 男68 名， 女1108 名，年龄：≤30 岁621 名，31～40 岁317 名，≥41 岁238名。 职称：护士306 名，护师516 名，主管护师281名，副主任护师及以上73 名。学历：大专及以下77名，本科1070 名，硕士及以上29 名。 工作年限：≤5年505 名，6～15年352 名，≥16年319 名。

1.2 调查工具

1.2.1 护士人口学特征调查表 调查表自行设计，内容包括护士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职称。

1.2.2 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方式意愿及需求问卷 参考相关文献［6-9］和选取临床20 名各临床专科护理专家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并结合相关文件内容［2-3］制订访谈内容，根据访谈内容及专家讨论意见等逐步形成问卷内容。 邀请20 名护理专家进行了两轮专家咨询。 两轮专家咨询的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85，0.89， 权威系数大于0.7，且两轮专家权威系数较为稳定， 说明专家评价的权威程度较高。两轮专家函询的回收率为100.0%，专家的积极性高，结果可靠；第1 轮咨询，各专家对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的方式意愿、需求评价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11、0.18； 第2 轮咨询， 各专家对各个维度评价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07、0.13，变异系数较小，说明专家意见趋于一致。两轮函询Kendall’s W 协调系数分别为0.45，0.44，经卡方检验P 值均小于0.01， 表明专家意见协调程度较好。 最终确定问卷包括两个维度9 个条目，内容分别为“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意愿维度（3 个条目）、需求维度（6 个条目），其中服务方式意愿包括上门人数的选择、服务时间、服务报酬3 个条目， 条目采用3 级评价方法， 分别为“愿意”“看情况”“不愿意”， 其中 “看情况”“不愿意””均为不愿意。 需求包括提供医疗责任险、人身意外险、 配备一键报警装置、PDA 记录出行轨迹、服务过程录音、人脸识别及二维码确认6 个条目，条目可多选，采用3 级评价方法，分别为“需要”“看情况”“不需要”，其中“看情况”“不需要”均为不需求。 本研究选择40 名护士进行预试验， 结果显示，该调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1。

1.3 资料收集方法

本次调查由2 名经过培训的人员， 通过护理部内部微信群和邮箱向各大科室下发问卷链接，由科护长负责下发到区护长和病区护士。 护士通过手机、电脑等进行网上填写问卷。 要求调查对象必须回答完毕所有的问题才可以提交问卷。调查以无记名方式进行， 保证调查对象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 共发1176 份问卷，回收1176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100.00%。

1.4 质量控制

调查问卷通过护理部下发，并限定填写的人员为注册护士，填写问卷前有详细的说明，并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也做了简单的介绍，护士在填写问卷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 均可以通过电话咨询调查人员，保证填写信息正确。 设置填写不完整问卷不能提交， 采用相同的IP 地址或微信号只限于填写1 次。

1.5 统计学方法

从问卷后台数据库直接下载原始数据。 采用SPSS20.0 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护士人口学特征及其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意愿及需求采用频数和百分率表示。 不同人口学特征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的意愿率和需求率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 法，调整检验水准α’=0.05/n。

2 结果

2.1 不同性别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意愿率和需求率比较

不同性别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意愿率和需求率比较见表1。 从表1 可见，不同性别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人数的选择、服务时间的意愿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P＜0.01）；在对配备一键报警装置、服务过程录音需求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不同职称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意愿率和需求率比较

不同职称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意愿率和需求率比较见表2。 从表2 可见，不同职称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人数的选择、 每次服务报酬的意愿和服务过程录音需求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进一步两两比较，在上门服务人数意愿方面，副主任护师及以上分别与护士、护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3）；每次服务报酬方面，护士分别与护师、主管护师、副主任护师及以上职称护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3）；在服务过程录音需求方面，护师分别与主管护师、副主任护师及以上职称护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3）。 其他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083）。

表1 不同性别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意愿率和需求率比较 n/%

2.3 不同年龄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意愿率和需求率比较

不同年龄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意愿率和需求率比较见表3。 从表3 可见，不同年龄护士对上门服务人数的选择、 每次服务报酬的意愿和配备一键报警装置、PDA 记录出行轨迹、服务过程录音、人脸识别与二维码确认需求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P＜0.01）。进一步两两比较，在上门服务人数意愿方面，≤30岁与≥41 岁护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67）；在每次服务报酬方面，≤30 岁分别与31~40 岁和≥41 岁护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67）；在配备一键报警装置、PDA 记录出行轨迹、服务过程录音、人脸识别与二维码确认4 项需求方面，≥41 岁分别与≤30 岁与31~40 岁护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67）。 其他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167）。

表2 不同职称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意愿率和需求率比较 n/%

2.4 不同工作年限护士对 “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意愿率和需求率比较

不同工作年限护士对 “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意愿率和需求率比较见表4。从表4 可见，不同工作年限护士在选择上门服务人数、每次服务报酬的意愿方面和配备一键报警装置、 服务过程录音、人脸识别与二维码确认需求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P＜0.01）。 进一步两两比较，在上门服务人数意愿方面，≥16年工作年限护士分别与≤5年和6~15年护士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67）；每次服务报酬方面，≤5年工作年限护士分别与6~15年和≥16年护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67）；在配备一键报警装置、服务过程录音、人脸识别与二维码确认3 项需求方面，≥16年工作年限护士分别与≤5年和6~15年护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67）。 其他两两比较，无统计学意义（均P＞0.0167）。

2.5 不同学历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意愿率和需求率比较

不同学历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意愿率和需求率比较见表5。 从表5 可见，不同学历护士在配备一键报警装置、PDA 记录出行轨迹、人脸识别与二维码确认需求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P＜0.01）。 进一步两两比较， 在配备一键报警装置、PDA 记录出行轨迹、人脸识别与二维码确认等3 项需求方面， 大专及以下学历护士分别与本科、 硕士及以上学历护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67）。 其他两两比较，无统计学意义（均P＞0.0167）。

表3 不同年龄护士对“互联网+护理”上门服务方式意愿率和需求率比较 n/%

表4 不同工作年限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意愿率和需求率比较 n/%

表5 不同学历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意愿和需求率比较 n/%

3 讨论

3.1 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的意愿分析

3.1.1 服务时间和方式 本结果显示， 男性护士选择“单独上门服务”和“业余时间”提供上门服务高于女性护士（P＜0.05 或P＜0.01）。 由于 受中国家庭传统教育的影响， 男护士希望获到更多的收入，以提高自己家庭的经济水平［10-11］。通过“互联网+护理服务”可以额外增加收入，在业余时间提供上门服务，这正好满足家庭照顾负担较轻，迫切需要增加工作收入的男护士的需求。 薪酬增加是男护士职业成功的最直观表现［12-13］，单独上门服务与两人上门服务相比，能获到更多的酬劳，因此成为男性护士首选的上门服务方式。 在实施“互联网+护理服务”的过程中，可将男性护士作为首批上门服务的人选，待积累了成熟的上门服务经验后，再动员更多的女性护士加入“互联网+护理服务”的行列，以稳步推进“互联网+护理服务”工作的有序进行。

本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及年龄、工作年限、职称越低的护士选择“两人上门服务”的方式较高（P＜0.0083 或P＜0.0167）。 “互联网+护理服务”提供的是居家护理服务，同在医院工作相比，工作地点和工作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服务时间、对象、地点不固定，具有一定的风险，同时对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需要单独处理出现的问题，两人上门服务让护士有安全感，在个人人身安全、技术操作安全等方面都有了更多的心理安稳保证［14］，因此更多护士愿意选择“两人同时上门服务”的方式。年龄、工作年限、职称越低的护士因为缺乏临床经验，应对上门服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能力欠缺， 因此选择“两人上门服务”较高。 提示试点医院应根据不同护士的需求， 灵活安排两人上门还是单独上门服务的方式，保障护士上门服务的安全性。

3.1.2 服务报酬 本结果发现，职称、年龄和工作年限较低的护士， 其服务报酬的意愿较低（均P＜0.0167）；职称越高，对服务报酬的要求也越高，这与黄跃师等［15］的研究一致。 高职称、高年资、工作年限长的护理人才是每一家医院的财富， 为了保持竞争力，避免人才流失，他们通常获得薪资分配的倾斜支持，薪酬较高，因此相应对上门服务的酬劳要求也较高。 因“互联网+护理服务”既保留了专科护理工作的主要特点， 又丰富了护理在居家环境中的相关知识及应用［16］。 这种工作环境和主要服务人群特点对上门服务的护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职称、年龄和工作年限较低的护士，由于缺乏专科护理及居家护理工作经验， 只适合上门实施简单的操作服务，因此对酬劳的要求较低。

3.2 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需求分析

本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护士对“配备一键报警装置”、“服务过程录音” 的需求存在差异，女性护士的需求高于男性（均P＜0.05）。 虽然在上门护理服务前， 通过护理人员的首次评估或临床医师首诊， 但上门护理服务仍面临服务对象信息准确性和完整性收集不完全的风险［2-3］，这些有可能导致在上门服务中发生安全隐患。 同时，女性护士也担心在路途遇到不法分子的袭击， 在操作过程中产生纠纷受到家属的攻击等［5］，因此，女性护士对上门服务安全感要求更高，要求平台配备“一键报警装置”“服务过程全程录音”的比例高于男护士。

本研究结果显示，职称为护师的护士对“服务过程录音”的需求高于主管及以上职称护士（均P＜0.0083）。 原因可能与职称为护师的护士接受了一定的专科培训，意识到操作具备风险性，同时临床经验还不是很丰富，在这种前提下，导致她（他）们对上门操作的安全要求高， 希望通过服务过程录音为自己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 提示“互联网+护理服务” 的安全培训要重点关注职称较低的护士， 提高其操作技术， 在第一次上门服务时采用“两人上门“服务方式，为她（他）们提供安全的保障。

本调查发现，年龄较大和工作年限较长的护士对 “配备一键报警装置”“选择PDA 记录出行轨迹”“服务过程录音”“人脸识别与二维码确认”的需求较低。 因为年龄较大和工作年限较长的护士在操作技术和应急能力方面均得到最大程度的积累［17］，对上门操作更有自信心，可以成为解决上门操作疑难、处理上门突发事件的中坚力量。 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护士对 “配备一键报警装置”“选择PDA 记录出行轨迹”“人脸识别与二维码确认”的需求较高（均P＜0.0167）。 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护士进入临床时间短，护理理论知识较丰富，但专业和技术不足［18-20］，导致其上门服务压力较大，而学历为大专及以下的护士大部分是工作较长时间的资深护士，专科知识和专科技能扎实，健康教育能力强，与患者的沟通效果好，也深得患者及家属的信任和配合，因此护患关系比较融洽，对上门服务的自信心更强。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方式的意愿和需求存在差异，年龄、工作年限、职称越低的护士选择“两人上门服务”的方式较高和服务报酬的意愿较低；女性、年龄较小、年资较低和学历较高的护士， 其安全需求较高。“互联网+护理服务” 试点医院在开展上门服务工作中，应首先考虑“两人上门服务”的方式，服务报酬应根据不同职称和工作年限制订， 注重低年资和高学历护士对安全的需求，从而保证“互联网+护理服务”稳步有序开展。 建议在实施“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过程中，可将男性护士、高职称、高学历的护士作为排头兵，让他们成为“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先锋队，带动其他护士稳步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上门服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