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的认同问题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确定其影响因素，对于文化认同的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从不同学科领域进行了研究，但是从场所特性去研究对于文化认同的影响却很少。文章以中堂为研究对象，从三个层面详细论述了中堂场所的文化影响力，通过具体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场所的空间性、时间性和叙事性也是人们对场所的文化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文化认同;中堂;场所;时间性;空间性;叙事性

文化作为一种意义生成系统，是由群体叙事或历史事件构成的。文化在塑造社区的集体特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规定了人们普遍接受的角色、行为规范、沟通方式和情感。Leila Scannell和Robert Gifford也提到，文化通过共享的历史经验、价值和符号将成员联系在一起。

综上所述，文化认同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人的对自我的感觉和感知，因为它是由一个共同的、通过共享和世代相传的整合的历史、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目的论意义生成系统提供的，文化认同可能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个人、家庭和社会环境。

对于认同问题的研究范围主要是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阶级认同等的具体研究分析，其中广泛研究的问题之一就是“影响文化认同的因素是什么”。也有很多学者从心理学、经济学、哲学等角度进行了研究论述。

文化认同就像“文化”的概念一样，它是多样的、复杂的，有时是有争议的，文化认同的研究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的，无论是从理论上、方法上还是在本体论上，文化身份既在个人层面又在团体层面上运作。H.M.Proshansky等学者也提到：场所身份是个人赋予的情感或象征意义上的依恋，自然景观或地点成为一个人的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场所对于身份认同有着重要的意义。

“直到较近期，围绕着文化认同和文化帝国主义这些问题的辩论都是运用‘文化同一体的模式展开的，对该模式定义的‘文化同一体人们罕有质询。”“同一性”是索绪尔语言学著作中指出的重要概念。“同一性”一词来源于拉丁语“idem”，意为相同，“同一性”是自我的感觉和知觉。与其一个个分析文化认同，不如思考它们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从索绪尔的“同一性”出发分析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构成，从而得出“差异构成认同”的阐述。另外戴维·莫利也表示：全球化将对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有较为深远的影响，这将会引发人类对于定位和方向性感知的改变，并且引发新的地域性认同，全球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也因为全球化的逐步加深而产生新的空间与地域的关系。由此，可以分析出文化认同地域、空间和场所等有内在联系。

挪威学者诺伯舒兹也在《存在·空间·建筑》中提出了人们在社会中为其自身的定位所必需的场所的现象、结构和精神等论述，并以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进一步说明了场所应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物质空间、感觉经验和活动。

Nyasha Grayman-Simpson也指出文化認同有七个核心要素。其中第二点要素的叙事是关于文化和文化中的自我的心理故事。它包括关于这个团体的起源、世界观、历史与土地和社会制度的关系、现状、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和目的，以及未来展望的思想、感情和形象。

苏贾还提到场所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在语境上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地与自始至终的各种权利关联联系在一起。所以本文将从场所因素的空间性和时间性方面对身份塑造的影响进行阐述，同时以场所的叙事性提供的跨学科框架，来论述中国人对传统中堂的文化认同。

一、中堂的空间性

“对于身份认同的追求实际上就是人们获得并逐步认识到自身存在价值的过程，它必然会发生在一定的空间之内，但是无论是哪种空间形态，公共的也好，封闭的也罢，都已经成为人们行动和意识的定位之所。”

Nyasha Grayman-Simpson指出的文化认同的七个核心要素之一有身份中心（Identity Centrality），中心性是指一个人的文化群体成员身份对他的自我概念相对与其他内化的社会群体身份的重要性。古时“以我为中心”的观念，从中堂对称性的空间分布就可以看出，长久以来潜移默化出内在和谐的空间和文化。

在古时，中堂在传统家庭中的功能一般分为会客、行礼仪和佛堂三类，和私密的内室不同。因此它的空间位置就显得格外重要，一般选择坐北朝南的正房，并处于整个院落的中央。据《仪礼·聘礼》记载“公侧袭，受玉于中堂与东楹之间”，故名为“中堂”。

中国人历来讲究借助于成长环境进行自我约束，但凡是稍有地位的家庭，都非常重视中堂的空间性构建。这个场所在传统风水学中被称为“财位”，关系到整个家族的气运兴衰。

场所是人和人群居生活的地方，场所的构建对人的生活以及需求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后现代地理学》中，苏贾总结了场所的概念，即启迪性的、有界限的区域。从概念中，能得出场所包含了物质的三维空间、精神的意义和行为过程等内容。“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是社会共同在场最显著的结点场所，而且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在所处位置上的分离和地域权诱发了人类互动和经验的型式。这种型式是以自己的距离和秩序，却又是由社会生产的。”

二、中堂的时间性

时间对于场所生活的构建，界定了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受到物质建构并变得具体的方式，这其中包含社会关系。《辞源》中这样写道：“唐设政事堂于中书省，以宰相亲领其事。”故中堂之说起于唐。因唐、宋两代置政事堂于中书省内，为宰相处理政务之处，中堂因宰相在中书省内办公而得名，后遂称宰相为中堂。直到明朝初时，“中堂”更多地成为对六部核心的官员一种尊称。后来“中堂”逐渐演变成世家中最显要的厅室名称。

当前普遍的文化认同理论思考提出了文化认同中心性程度高、规定的文化角色行为的设定与积极的心理结果指标之间的联系。但是中堂的文化角色行为的设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久以来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潜移默化发展而成的，或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住宅内所有成员的思想和精神。中堂的时间性发展从典型的中堂家具就可以感知。

《荀子·君子篇》有语：“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这种秩序感被中堂的家具表现的淋漓尽致，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中堂的家具始终处于家庭中的重要地位，以器养人，格物致知，助益修身，且易形成内在的秩序氛围，世代之间传递正能量。

中堂的家具作为从古至今有身份的家庭的必需品，也并不因为其使用者稀少，而慢慢降低它自身作为家具重器的要求。所以其在文化认同的场所因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不因为时间被淘汰。历史上椅子的发展和选择并不是技术上的决策，这其中更多包含的是一种复杂文化的选择，这些都体现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

秦汉时期我国人民的起居方式延续了前几代人席地而坐的习惯，还延续了春秋战国的相关床、塌、几和案的造型，但是不同的是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了桌子和凳子，但并没有在家具中充当主流。

魏晋时期坐具逐渐向高型发展，佛教传入我国之后，高型的坐具便开始演化出把手，出现椅子以及方凳等等。坐类家居的品种增多也给起居带来了不同的新方式。

唐代家具较为看重稳定性，在以壶门结构得到较大发展的同时，对于装饰美也更加向往。唐晚期的画作《韩熙载夜宴图》里已经有了扶手椅和靠背椅等高型的坐具，这在家具发展方面算一个里程碑式的阶段。

宋代是承前启后的阶段，这时的高型坐具已经初具规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普及，这大大改变了我国传统席地而坐的习俗。

明代家具继承了以往的家具样式，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特色，出现了代表性的圈椅。

清代家具在康熙末年发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家具更重要的是表现家庭主人的地位和身份，而不是将设计重点放在实用以及舒适性上。

从时间性上来说，中堂家具的发展到选择及其形成的布局并没有被时间淘汰，而是随着岁月积淀发展，使得中堂的秩序感更强，内在功能更加明显，所以说，中堂的家具是贯穿场所的时间性的重要角色。

三、中堂的叙事性

叙事学自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以来，在80年代又被引入建筑理论中去，为空间的文化特色及其认同性的塑造、传播建立了新的维度。场所叙事应运而生，主要涉及三个方面：表达、建构和诠释场所信息、秩序和精神。

施莱辛格认为：“所有认同都在一套社会关系体系内构建起来，并要求其与其他认同相互认知……认同被看作是动态的、自然发生的集体行为。”“社会的这种空间构建，既具体又具体化，既有历史的定位又有政治上的内容，赋予区域以一种阐释性的特征。”而中堂就是作为社会关系体系的内在体现的重要场所之一，古时王道社会的秩序需要外在的制度加以规范和约束，而道德教化则是内在的阐释方式。

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日常用度包括家具格局上都有所叙述。中堂的内在影响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堂本身空间性构建的场所伦理。二是中堂叙事性的空间装饰带来的感受与体验。中堂的装饰摆设正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一定程度上制约并影响着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和行动方式。

在中国传统住宅中，中堂是与外界对话的重要场所。这个场所中的家具叙事，传达的是“天圆地方”的儒家哲学和“长幼有序”的礼仪教化。作为一个叙事性场所，完整表述了其文化内涵。中堂场所描述的是主宾、尊卑、上下、长幼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严谨地传达“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伦理观，既是形式，又是内涵。

中堂是进行教化的场所也是叙事方式，具有中国传统的叙事特色，在关中地区，中堂曾和祠堂、学堂一样，是人文教化的必备场所。

“场所的形成是一个社会过程，它源于内部的社会互动和活动。地方在促进城市社区的社会联系方面具有有效作用。”文化认同研究者们特别关注个体发现与特定文化角色相关的特质和属性的程度，以及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规定的文化角色行为的程度。除了会客之外，中堂还有恭行礼仪和祭祀功能。在古时，中国人约定俗成地把人生成长中的几项重大礼仪放在中堂举行，如婴儿满周岁时的抓周礼、满十八岁的弱冠礼，还有具有重大意义的“拜天地”，都要在中堂举行，这些行为都传达了庄严而神圣的精神意义。

四、结语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历史的变迁、居室结构的西化、价值观的多元、生活的快节奏、现代中国家庭的人口结构变化等等。传统的家具布置及其象征意义在形式上虽有所变化，但是中国人对于中堂所传承的言传身教作用依然认同，也始终传承着其潜移默化的伦理道德教化。“我们总是把过去当作未死的东西，而且是现在存在的一部分，柏格森派（Bergsonian）认为过去是不断地锲入未来之中的，这种智慧，愈来愈多了解。”

分析中堂及其文化不是本文的目的，而是想通过中堂这个场所及其内在的文化角色的意义从空间性、时间性和叙事性三个方面论述文化认同的场所因素。

在汉语中，“国家”由“国”和“家”构成，“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说明国家和家庭的关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原研哉曾指出：“家不单纯是住宅产业化的商品。它既是各个产业的交叉点，又是文化生活的基础。”

如今的中堂的居住文化已在发生转变，以至文化身份逐渐衰落，这说明了场所因素影响着人们对于传统礼教场所的文化认同。就如原研哉所言，中堂作为家的一部分，是文化生活的基础，其内在的特性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人，诠释了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所以，文化认同的场所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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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原研哉.理想家：2025[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作者简介：

嵇群晶，韩国国民大学设计系博士在读。研究方向：空间·生活方式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