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云

几千年来，中国遗世而独立，并因此发展和巩固了自己的独特文明。然而近代中国，不堪回首，老大的帝国，就像一只精美的瓷瓶，被强势文明击得支离破碎。一部近现代史，既是一部血的历史，也是一部弱势文明依附和模仿强势文明的历史;百年新诗，不能例外，也是仿写与寻根纠缠交错的历史，至今犹然。与此同时，汉语新诗以其不可抗拒的发展，从陶渊明、杜甫、黄庭坚的阴影下解救了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未来的汉诗该是怎样的一种面貌，今天的我们该怎样书写？这是我多年来一直苦求而不得其解的难题。

如同阿拉伯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乳母，当代现汉新诗也不得不认西方现代诗这个“养父”。因为新诗与传统确实存在一种断裂。但我的体会是，对世界的看法、命名的能力，技术的創新，要向西方学习，要深入地学，但意象、内容、意趣、与生俱来的中国音色、以及诗与时代的关系，非得从老祖宗那里问个究竟不可。

在这样的时代，学习西方文化仍然是必要和必须的，这是前提。而同时，作为诗人，我们敏感的心灵，应该听得到陶渊明、李白、杜甫、曹雪芹的召唤。要写下去，我们必须自觉意识到，一个民族的文学，不应长久处于“仿写”的状态，而沦为西方现代文学的“东方亚种”。我们必须开凿另一条运河，以保证现代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伟大传统血脉相连;必须坚守和发展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审美性格。正如诗人、评论家陈超所说，我们必须“探寻属于本土经验的话语‘装载单”。“在中外文化碰撞和对话的写作语境中”，完成“对自己所属的‘中国情感经验、中国话语场域的深入辨认和挖掘，对扎根于本土的人民、历史、文化和文学系谱的自觉承继和创造性的变构”。

语言和山河一样古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从诗歌角度来看，就是要复兴伟大的汉语（古典诗人运用它取得了举世罕见的成就）。在当今这样一个后现代的世界舞台上，把古老的汉语真正转型为富有活力的现代汉语，同时更要带有很深沉的中国文化基因，这是我们这些写作者不可推卸的使命，也是对我们写作的巨大考验。

我很想作一些新的探索，特别在如何继承发展古典诗歌传统方面。此前，受钱钟书《宋诗选》影响，黄庭坚的诗读得不多，印象不深。而今，我越来越发现他诗歌里有丰富的“现代性”。他的诗精雕细刻，痩硬拗峭。不仅体现他在学习前代诗人特别杜甫时，所体现的创新精神，他的语言确比“阅世老松”还奥妙，还苍劲有力，而且，他所展现的诗的内核，即他的“思”，更让我惊讶：如此精准深刻，且跳跃转换，含蓄隐晦，丰富多彩，富有魅力。从这点讲，我认为对现代汉诗写作，更有学习借鉴的意义。杜甫当然伟大，然而，“文学憎恶重复，诗人依赖语言”。这方面，黄诗更值得我们注意和深入学习。

在这样的时代，诗人必须具备一种超常的诚实和勇气，面对岁月和世界的变迁，介入时代生存和生命的内部，忠诚地记录下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经历。在文学中，优秀的独特性不是别的，正是记录心灵语言的完美的真实，而心灵的真实，同时也正是时代的真实。当代诗人要对现实足够关注，对现实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有更深更广的思考和准确的判断，这也是文学的基本功。

我时常想着这句话：诗人何为？晚间行路时，灌木丛里有时会突然窜出来一只野猫，它看着你，你也看着它，就这样彼此对望了一眼，随后它消失了，你也继续走你的路。这野猫的形象，总是让我想起当今诗人的境遇，那对望的一刻让我想起李白的诗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辩。浪漫主义诗歌往往在诗中美化自我，表现想象中的理想化的自我人格或人生形象，而一旦将之滥情化，反而伤害诗歌本身。因此，现代主义诗人有一个重要的创作理念，即“非个人化”，“逃避抒情”，反对自我陶醉，反对滥情，坚持写作的深度模式，以表现对“本质”的沉思。至于后现代主义诗人，由于思想来源和写作技艺的差异，对上述这些均缺少兴趣。他们既反对浪漫主义的“自我陶醉”，又悬置现代主义对“本质”的沉思，体现一种对语言本身的“耽乐”或“游戏”的精神模式，用语言搭置“另一个空间”，通过更纯粹的“谎言”创造词语的奇观。对照当下与自己的写作，我觉得有些诗人的作品往往失之声音“太响”“太重”或“太沉”，包括我自己的一些诗。而另外一些写作，又常常显得有些“轻飘”，“根基”不稳实。结合生存的现实状况，我将坚持以现代主义的角度直面生存，剖析社会。但在技术上，开始注意对后现代主义诗人的学习吸引，尽量让自己的东西，更接近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本质。

何谓真实，何谓诗？在很多著名的诗里，我只读到虚假的东西。“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而在曹操的《观沧海》这首诗里，那种浑厚，那种苍茫，那种天人合一的状态，多么的壮观，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可敬！我又想起陈寅恪“以诗证史”（《柳如是别传》可谓典范），拿“唐诗证唐史”（《元白诗笺证稿》），这也是我们写诗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