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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辞型职场性骚扰的司法裁判逻辑

2020-10-14王天玉

妇女研究论丛 2020年5期

王天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北京 10072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法〔2018〕344号)在“侵权责任纠纷”下增加“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性骚扰”成为独立的民事侵权案件类型,并由此开启了明确的性骚扰司法救济渠道。在实体法层面,2020年6月1日发布的《民法典》第1010条第1款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文列举了“性骚扰”的四种主要形式,其中除“肢体行为”外,“言语、文字、图像”均是通过非接触的信息传播方式,表达不受欢迎的性内容,导致性骚扰的侵权结果。据此,“言语、文字、图像”因在表意方式上的同质性和司法证明模式上的近似性,可纳入广义的“言辞型性骚扰”中加以理解和认识。

可以预见,现行法在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确立“反性骚扰”规范后,“言辞型性骚扰”作为广泛存在的性骚扰形式,尤其是发生在“职场”这一人际交往密切且性骚扰高发的场所,可能因信息表意的边界模糊而成为司法裁判的难点。为此,本文重点考察“言辞型职场性骚扰”的相关法院判决,以此梳理司法裁判逻辑,探寻统一的裁判流程和言辞边界,既为相关案件处置提供指引,也可将司法立场投射到职场活动,明确职场言辞限度,从根本上减少性骚扰情况发生。

一、司法裁判要点分析

进入司法程序的“言辞型职场性骚扰”有哪些特征?法院如何判断带有性内容或性意味的言辞构成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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