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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族建构框架的失衡与反思

2020-10-12张忞煜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年5期
关键词:阿萨姆印度人民党国大党

张忞煜

摘  要: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印度多地爆发反对《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抗议活动。抗议活动折射出印度国族建构在理念、制度和实践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在国大党的主导下,印度独立初形成了由国族理念、相关制度和可以主导民族主义话语权的强势执政党三者共同构成的国族建构体系,但是其中的政党因素存在不确定性。这次抗议中有两个典型案例——阿萨姆邦和沙欣巴格抗议。阿萨姆邦抗议体现出复燃的地区语言民族主义,沙欣巴格抗议则体现出两种印度民族主义的对抗。从二者的历史根源、直接诱因和核心诉求可以看出,反对《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抗议之所以同时引发地区语言民族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两种民族主义政治动员,是因为印度人民党的强势执政进一步打破了已有国族建构框架的平衡,而新的平衡尚未完全形成。

关键词:印度政治;印度人民党;国族建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

中图分类号:D935.1/DD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5-0094-07

2019年12月11日,印度议会通过了执政党印度人民党推动的2019年《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简称《修正案》)。根据《修正案》,2014年12月31日前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进入印度的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拜火教徒和基督教徒不被视为“非法移民”,可以申请印度公民身份。历史上迁入阿萨姆邦及周边地区的非穆斯林孟加拉人,尤其是孟加拉印度教徒是该法案最主要的受益者。20世纪七八十年代,阿萨姆邦及周边地区曾发生过反对接纳未来移民的阿萨姆运动。2019年12月初,阿萨姆邦及周边地区率先爆发抗议活动,并发展成为全国性抗议活动。印度政府采取了包括驱散示威游行、逮捕抗议者、切断互联网等各类措施,但抗议活动愈演愈烈,警民冲突加剧。2020年3月,印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德里警方强制清场,全国性抗议活动才结束。

现有研究介绍了《修正案》的立法过程、抗议活动动态,分析了该立法对印度人民党执政局面的影响[1-2],认为《修正案》体现了当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印度穆斯林的全面打压[3]。笔者认为,将《修正案》引发的抗议活动作为案例置于印度国族建构的整体框架之中,可以看出印度国族建构存在的问题:印度的国族构建一方面高度依赖强势执政党主导民族主义表达,另一方面又无法规避不同民族主义主张的碰撞通过党内或党外两种路径削弱执政党,使得国族建构面临不确定性。基于和国大党的国族理念、组织特色的不同,印度人民党在强势崛起后进一步冲击了印度围绕国族建构形成的理念、制度和政党三者组成的框架。在反对党已经无法有效制约印度人民党的情况下,《修正案》同时触发了阿萨姆邦的地区语言民族主义和长期以来与印度人民党针锋相对的世俗民族主义两种民族主义政治动员。

一、印度国族建构框架的设计与失衡

在国大党的主导下,印度独立初形成了由国族理念、相关制度和可以主导民族主义话语权的强势执政党三者共同构成的国族建构体系,但是其中的政党因素存在不确定性。如何克服不同地区存在的宗教、文化、族群差异,通过理念、制度和政党维系国家统一是独立后印度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在印度独立后国大党“一党独大”以及建立起带有中央集权色彩的联邦制背景下,经历反殖民运动和印巴分治的国大党上层领导人对民族主义和印度国族建构的理解成为印度国内对相关问题的主流理念,并反映在具体制度中。对印度国族的理解以及相关制度同时包含了强调印度民族成员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民族主义,以及强调民族成员之间拥有血缘、宗教、语言等有机纽带的族群民族主义两类主张。

一方面,印度宪法规定所有印度公民无差别享有作为基本权利之一且受到宪法保障的平等权,并有通过最高法院保障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的宪法补救权[4]。另一方面,宪法承认印度共和国境内宗教、文化的多样性,没有将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和印地语确立为国教或国语。除少数受苏联民族学影响的左翼学者外,印度官方并没有采用统一的、边界清晰的“民族”概念来指代构成印度国民的各类群体。印度在“多样性中的统一”的国族叙述下,建立混合了语言、宗教、种姓元素的“组成国族的多元单元的多样性范畴”[5]。在理想的情况下,每个族群无论大小或发展程度都能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每一个印度公民享有平等的公民权,从而构建一个成员平等、充分保障每个成员基本权利的国族共同体。印度政府发起建立的印度文学院是这样一个理想的“族群-国族”共同体模型。印度文学院认可所有宪法附则语言,并每年为每一个语言颁发同等级别的文学院奖。但在现实生活中,各语种的使用人数、通用范围、法律地位不尽相同,独立后建立的各语言邦、国大党内按照不同语种地区划分的省级党组织在印度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也不相同。印度独立后建立的这套基于“多样性中的统一”的国族叙述体系实际上需要“在一个强中央政府主导下,对多样性给予制度保障”[5]

在印度官方肯定、鼓励民族主义表达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与印度多样的宗教、语言等社会文化范畴结合形成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表达。在殖民时期,印度除了有以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表述之外,还存在基于印度教徒或穆斯林宗教身份的“两民族论”。独立后,印度除了有得到国大党和官方支持的国族主义,还存在强调主体民族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强调地区语言文化的地区民族主义。国大党在独立后建立起来的主流话语体系中,明确將以圣雄甘地为代表的印度国大党视为印度民族主义的代表,而将谋求建立伊斯兰国家或印度教国家的主张视为非民族主义的社群主义[6]

官方主导民族主义表达并限制其他民族主义表达的模式,高度依赖执政党的强势地位。但印度的政治制度并不利于创造执政党主导民族主义话语的条件。被限制的非官方民族主义表达或与国大党党内利益集团结合造成党的分裂,或通过党外的政治活动以语言、宗教民族主义开展政治动员。这进一步削弱了国大党主导民族主义话语权的能力。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的国大党政府曾数次启用总统治理条款颠覆非国大党执政的邦政府,用全国紧急状态中止印度的议会民主制,用激进的经济社会改革措施来争取民众的支持,但这些政治尝试并不成功。在公共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教右翼政治力量崛起。印度教右翼的标签开始由民族主义的“社群主义”变为宗教民族主义[7]。学者在研究中也开始使用更加具体的世俗民族主义、印度民族主义描述印度国大党,用印度教民族主义描述印度人民党等印度教右翼组织。政党的碎片化与民族主义表达的多样化相互促进,使得作为独立后印度国族建构框架中关键组成部分的政党不断变化,进而导致原有框架的失衡。

2014年印度人民党获得强势地位之后,强调主体宗教、语言、文化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表达同样会挤压其他民族主义表达的空间。不同于国大党,印度人民党没有因为党内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主张走向分裂,但是其他民族主义表达在执政党之外的路径依然存在。《修正案》背后的多方利益和理念的冲突,引发了阿萨姆邦的地区民族主义抗议和以沙欣巴格抗议为代表的全国性大规模抗议活动。

二、阿萨姆邦抗议:复燃的地区语言民族主义

从核心诉求、身份认同、核心组织和参与人员来看,2019—2020年阿萨姆地区的反《修正案》抗议活动表现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阿萨姆运动的延续性。1979年6月8日,全阿萨姆学生联盟(简称“全阿学联”)首次号召发起抗议活动要求驱逐“外国人”(主要指孟加拉语母语者)。1984年10月31日,对阿萨姆的民族主义者态度强硬的总理英迪拉·甘地遇刺身亡,接替出任总理的是在央地关系上态度更加温和的拉吉夫·甘地。他迅速着手解决旁遮普和阿萨姆两地因为中央政府武力镇压而激化的央地矛盾。1985年7月24日,拉吉夫·甘地政府与旁遮普的阿卡利党达成《旁遮普协议》。1985年8月15日,拉吉夫·甘地政府與全阿学联和全阿萨姆人民战斗协会签订《阿萨姆协议》。根据该协议,仅1966年1月1日之前迁入阿萨姆的外国人可以获得合法身份;1966年1月1日至1971年3月24日迁入的外国人10年后方可享有选举权;1971年3月25日之后入境者需遣返。此外,协议还涉及促进阿萨姆经济文化发展、加强边境管控、政治和解等方面内容[8]。然而,该协议的具体内容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落实。

2016年印度人民党政府拟提交与2019年《修正案》内容相似的修正案,全阿学联和阿萨姆运动后建立的地区政党阿萨姆人民协会便组织了抗议活动。在2019—2020年的反《修正案》抗议活动中,依然是全阿学联率先发起罢课、抗议倡议,其核心主张与阿萨姆运动相似,即反对立法允许孟加拉移民获得合法公民身份。抗议活动区分“阿萨姆人”与“非法移民”的核心标准依然是阿萨姆运动中宣传的、基于阿萨姆语的族群身份。2019年12月,曾经在阿萨姆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阿萨姆文学院也决定加入抗议活动[9]。抗议者中不乏曾参与阿萨姆运动的活动人士。对《修正案》的重要批评声音之一便是该法案违反了《阿萨姆协议》涉及外国人问题的第五条和要求“保护阿萨姆人文化、社会、语言认同和遗产”的第六条。

20世纪80年代的阿萨姆运动以双方妥协结束,阿萨姆政局趋于稳定。这得益于印度政治制度框架下印度民族主义和阿萨姆民族主义在公民权利和族群文化诉求方面达成了妥协。印度的联邦制、多党制议会民主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阿萨姆协议》的签订被视为以联邦主义应对政治问题的典型案例[10]。在后续政治实践方面,全阿学联骨干组建的阿萨姆人民协会在邦选中击败国大党,曾任全阿学联主席的普拉富拉·库马尔·马汉塔出任阿萨姆邦首席部长。如此,原本在正式政治制度之外有可能冲击印度国族构建的不稳定因素,作为多党制的一员被整合进宪政框架下的议会政治之中。

阿萨姆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基于阿萨姆语认同的族群民族主义,这使得它可以被方便地纳入兼容地方语言民族主义的印度民族主义之中。阿萨姆语和孟加拉语、印地语等印度语言同属印度-雅利安语,阿萨姆语文学文化在历史上与孟加拉以及恒河平原地区关联密切。在阿萨姆运动之前,阿萨姆语便是第一批列入印度宪法第八附则的语言,同时也是国家文学院承认的语言之一,并获得了阿萨姆邦官方语言地位。阿萨姆地区是一个多语言、多宗教、多民族并存的地区。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阿萨姆邦的阿萨姆语母语者约1 509万人,占阿萨姆邦总人口约48.43%[11]。在印度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参与多党制议会民主,阿萨姆民族主义者难以单凭阿萨姆语的族群民族主义动员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在同样活跃于阿萨姆运动中的全阿萨姆少数群体学生联盟以及全印联合民主阵线等组织的压力下,阿萨姆民族主义者也需要团结非阿萨姆语母语者以获得执政地位,这反过来限制了地区民族主义的膨胀。因此,印度中央政府通过在联邦制和议会多党制框架下的让步,将阿萨姆民族主义纳入印度的国族建构体系和联邦制、多党制的框架之下。

印度人民党不同于国大党的民族主义理念及其在国会和阿萨姆邦议会的强势地位使得2019—2020年的时局不同于《阿萨姆协议》签订时的1985年。一方面,政府强调印度对海外受迫害的印度教徒负有一定人道主义责任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部分共鸣,但通过《修正案》获得合法身份的主要是以孟加拉语为母语的印度教徒。这种带有宗教民族主义色彩的人道主义主张无法与基于语言的阿萨姆民族主义有效对接。另一方面,印度人民党在中央和阿萨姆邦两级议会均取得强势地位。目前在阿萨姆邦议会中,印度人民党及其盟友获得了126个议席中的87个,其中印度人民党自身赢得60席。在2019年大选中,印度人民党更是前所未有地赢得了542个议席中的303席。印度人民党的盟党阿萨姆人民协会在邦议会中仅有14席,在人民院中没有议席。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涉及语言问题的《国家教育政策》修订。新版《国家教育政策》草案要求在非印地语区学校教授印地语,引发了排斥印地语推广事业的地方政党的强烈反弹[12]。印度人民党在泰米尔纳德邦议会并无议席,虽然执政党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是印度人民党的盟党,但反对党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同样掌握了98个邦议席和24个人民院议席。最终在反对意见下,印度教育部发布声明称无意强制推行某种语言,重申对各印度语言一视同仁[13]

受限于阿萨姆邦的经济政治影响和阿萨姆地方政党实力,《阿萨姆协议》所体现出的通过联邦主义来协调央地关系、温和地协调国族建构与阿萨姆民族主义关系的模式,并不适用于反对者与强势的本届印度中央政府、印度人民党的博弈。这导致反对者最终只能走上街头抗议,重新主张基于语言身份的阿萨姆地区民族主义。

三、沙欣巴格抗议:两种印度民族主义的对抗

2016年《修正案》引发的抗议活动主要集中在阿萨姆,主要表现为印度国族建构与地区性的阿萨姆民族主义的矛盾。2019—2020年的抗议发展成为一场以德里的沙欣巴格为核心的全国性抗议活动。沙欣巴格抗议者将其对《修正案》的反对塑造成为“世俗民族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对抗叙事。

自2014年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各地发生了多起印度教极端分子攻击穆斯林的事件,涉及穆斯林公民权的问题很容易再次发展为全国性政治话题。2019年12月14日起,以穆斯林女性为主的抗议者开始聚集在德里的沙欣巴格静坐抗议。沙欣巴格抗议最初的抗议者并不完全了解《修正案》的所有条款,认为该法案拒绝给予穆斯林公民身份,是对穆斯林的集体侮辱[14]。2020年1月发生的暴徒攻击尼赫鲁大学师生的事件、警察镇压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抗议学生的事件,激化了高校师生的对立情绪。在抗议和同情抗议的宣传报道中,抗议者对《修正案》以及印度人民党政府的质疑重点不在于《修正案》违反了协调央地关系的《阿萨姆协议》,而是指责以个人的宗教信仰确定能否获得公民身份有违宪法序言对印度“世俗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的界定。与之相应的是,沙欣巴格抗议更鲜明地采用了带有全国意义的政治符号,包括印度宪法、印度共和国国旗、1月26日共和日等。尽管沙欣巴格抗议最初的抗议者是穆斯林,但在此后的抗议活动中,许多不同政治立场、属于不同族群的元素,在弘扬宪法精神的语境下被纳入沙欣巴格抗议中。

反《修正案》抗议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主打世俗民族主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印巴分治以来,印度共和国在舆论教育等多个领域形成不将宗教与公民身份挂钩的全国性“政治正确”。2019年《修正案》打破了这一规则,超越了德里—阿萨姆央地关系的范畴。印度人民党骨干力量出自与这种“政治正确”针锋相对的印度教右翼组织。尽管2016年推行《修正案》因面对阿萨姆邦及周边地区抗议悬置,印度人民党还是在2019年大选中将《修正案》纳入竞选纲领,并在大选大胜后迅速推动。即便各邦发生大规模抗议,印度人民党也无意收回立法。

其二,2014年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举措触及了不同群体的利益,又未能及时有效地缓解激化的矛盾,使得原本利益诉求各异的团体汇聚成一股采取一致行动的反对力量。印度人民党政府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改革触及了工人、农民和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利益。右翼内部的经济组织还公开施压政府不得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15]。在宗教文化领域推行带有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主张,触及了中左翼知识分子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的利益。国民志愿服务团建立的全国穆斯林阵线和印度人民党的穆斯林议员在对立情绪升级的情况下,无法有效地为印度教右翼起到团结穆斯林的作用。右翼学生团体全印学生协会的扩张,激化了右翼与持其他政治立场的学生会组织以及自由派大学教师、知识分子的矛盾。

其三,印度人民党的蓬勃发展和印度国大党的迅速衰落,使印度再次出现类似独立后国大党“一党独大”的格局。无论是反对党还是司法体系,在现行制度下制约印度人民党的力量都有限。在掌握多数议席并在中央和多个邦执政的情况下,印度人民党可以依照程序推进包括《修正案》在内的各类政治主张。在这种情况下,诉诸“世俗民族主义”的全国性街头抗议活动成为阿萨姆邦及周边地区之外的反对力量少数可行的政治抗议路径。

四、结  语

歷史上,从族群文化特性入手开展大规模民族主义动员在殖民地国家的反殖民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对通过此动员模式获得民族独立的民族国家而言,如何妥善处理客观存在的宗教文化差异与国族共同体建构的关系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挑战。印度拥有悠久多元的文明史,然而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这种多元文化与不受控制的大规模政治动员结合造成了印巴分治和大规模教派冲突。独立初由国大党人为印度的国族建构确立的理论框架和制度安排,融合了发源于欧洲的现代民族主义与来自印度自身的文化特色。这有助于兼顾多元文化的表达和国族统一。考虑到印度宗教、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曾经发生过大规模教派冲突的历史,印度国族建构政治遗产对维持印度共和国的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这套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政党格局及其对国族建构所持的理念在印度的政治制度下是可变的。这使得独立后的国族建构框架会随着政党更迭和政党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处于不稳定状态,给印度的国族整合进程增加了不确定性。

目前,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取得了与尼赫鲁时期国大党相似的“一党独大”地位。但是,印度的国族建构却未能因此恢复独立初期的平衡状态。独立后建立起来的国族建构框架没有突出宗教的角色,国大党人和中左翼对印度教的理解与印度人民党不同。印度人民党自身的民族主义主张难以与既有的理念和框架兼容。尽管国大党执政时期也曾出现地区民族主义性质的各类分离主义运动,但是反《修正案》抗议同时激发了地方民族主义和全国性抗议活动。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客观需要使得印度这场全国性政治抗议活动提前落幕,但引发反《修正案》抗议的结构性因素依然存在。一个对宗教、民族问题的理念和组织结构均不同于独立后国大党的执政党——印人党,正处在国大党打造的理念和制度框架之中。未来这种矛盾将以何种形式表现,又应如何应对,印度当代政治史无法提供现成的历史经验。这将继续考验印度的国家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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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Varma G.RSS affiliate Swadeshi Jagran Manch starts 10-day nationwide protest against RCEP[N/OL].Livemint,(2019-10-10)[2020-03-30].https://www.livemint.com/news/india/rss- affiliate- swadeshi-jagran-manch-starts-10-day-nationwide-protest-against-rcep-11570705535646.html.

編辑:龚静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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