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在选情与疫情叠加的特殊背景下开展。在美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爆发这一大选年黑天鹅事件的短期巨大冲击下，疫情危机、经济就业和族群矛盾成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三大热点议题，关键摇摆州的民意走向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在疫情造成的短期冲击之外，影响美国政治中长期演化的深层变量为政治极化背景下的新一轮政党重组趋势：东北部“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选民对民主党的疏离，南方部分“阳光地带”年轻选民群体对共和党忠诚度的下降。“身份—认同”将逐步取代“经济—阶层”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因素，并加深美国的社会裂痕、党派斗争与政治极化，使其国内治理效率进一步下降，甚至引发政治民主的退化。

关键词：美国政治;政治极化;政党重组;认同政治;2020年总统大选;新冠肺炎疫情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5-0078-08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在选情与疫情叠加的特殊背景下开展。与以往主要由传统的经济、社会议题——税收、就业、医保、移民等常规因素左右大选不同，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大规模爆发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影响冲击，疫情这一非常规因素成为最大焦点。此外，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加剧，使种族冲突的烈度持续上升、关键摇摆州对大选的意义更为突出。二者共同成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值得关注的政治新趋势，并与疫情形成了叠加效应。概言之，相互交织的四大因素——疫情危机、经济就业下行、族群矛盾和关键摇摆州民意，成为影响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变量，而疫情是贯穿其中的主线。

在选情与疫情的叠加作用下，近年来美国政治、社会发展中以极化和分裂为代表的一系列深层矛盾正持续发酵。其背后的中长期逻辑植根于当前美国政治正在浮现的两种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趋势^[1]，即东北部“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选民对民主党的疏离、南方部分“阳光地带”年轻选民群体对共和党忠诚度的下降。这一趋势意味着“身份—认同”将逐步取代“经济—阶层”而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因素。选情与疫情叠加下，美国社会的分裂与对立、党派斗争与政治极化，使其国内治理效率进一步下降，甚至引发政治民主的退化。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加强了研究：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在近几十年的最显著变化之一^[2];当前美国政治中政治极化突出地表现为政党的极化、国会的分化、公共政策的分歧，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分裂^[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有关研究开始讨论制约美国疫情防控成效的治理困境：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尤其是党派政治斗争严重阻碍美国抗击疫情^[4]，美国应对疫情失利与联邦制运转紊乱失序以及自身治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有关^[5]。但是，相关研究尚未充分地把疫情和选情因素关联起来，探析美国政治的最新演化及其折射出的治理困境。因而，本文从选情与疫情叠加视角探析美国政治及其治理现象。反观选情与疫情叠加下美国政治的情势及反映出的西方国家治理困境，有利于坚持走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坚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选情与疫情叠加：影响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四大因素

（一）疫情危机：从“聚旗效应”到“连任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短时间内在美国的大规模爆发甚至失控，无疑成了美国大选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与历史上的突发性公共危机类似，美国民众在疫情爆发初期表现出了对总统的支持，形成了所谓“聚旗效应（the rally around the flag effect）”。在近年来美国政治、社会高度极化和分裂的背景下，特朗普的执政满意度到2020年3月中旬一度创下了其执政后新高（49%）。然而，与珍珠港事件和九一一事件后总统的民调支持率持续走高不同，随着疫情不断发酵和特朗普政府在应对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增多，民众的失望和不满情绪从3月下旬开始迅速上升。多家美国主流民调机构的数据显示，到5月底时超过80%的受调查者称不会因疫情应对支持特朗普连任。相应地，特朗普的执政满意度到6月中旬时迅速跌至42%，达到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

对美国总统而言，重大危机事件在政治上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在“聚旗效应”的推动下成为执政者强化政治资本的契机，也可能成为执政者政治生涯的“终结者”，结局如何取决于执政者的应对。历史上罗斯福和约翰逊在二战与越战期间的相反表现即为案例。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爆发后，特朗普支持率的先升后降表明，他没有有效应对此次危机，不仅未能使之转化为自身的政治资本，反而对其竞选连任也一度造成不利影响。在此过程中，政治经验和治理能力缺位、党派利益和资本利益至上、推诿懈怠甚于承担责任等事实和行为纷纷暴露在美国民众和国际社会面前，使疫情危機可能成为其“连任挑战”。如果美国国内疫情仍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继续出现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扩散，其支持率可能出现复杂的波动。

（二）经济冲击：从“首要政绩”到“最大拖累”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美国经济于2019年实现了2.3%的增长，失业率则保持在3.5%的低水平，资本市场连创新高。之前，经济的亮眼表现成为特朗普一再标榜的“首要政绩”，也是其竞选连任的最大筹码。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对美国经济和就业产生了巨大冲击。由于美国经济和就业中服务业占比均超过80%，在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下，美国经济在2020年一季度负增长超过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美国经济的萎缩程度会比此前预计的更严重。与经济衰退相关，美国国内失业率在短期内迅速飙升，到5月下旬时已超过15%^[6]。尽管6月开始至8月，美国国内失业率有所下降，但仍持续维持在多年来少有的10%以上高位^[7]。

尽管特朗普政府不遗余力地出台刺激政策以应对经济衰退，但美国主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民众对其经济领域的执政满意度从2020年年初的任内最高点60%骤降到了6月初的47%。虽然这一指标近期有所反弹，但仍低于50%的半数门槛。这表明经济已逐步从特朗普连任的首要政绩转变为负面因素。如果美国经济和就业形势在大选前无法实现根本逆转，经济恐将成为特朗普连任的“最大拖累”。按照历史统计数据，几乎没有在经济衰退背景下成功实现连任的美国在任总统。

（三）族群矛盾：把握政治动员边界是两党共同挑战

种族矛盾是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深层政治、社会问题。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美国的兴起尤其是白人至上思潮及其引发的政治反弹，加剧了美国的种族矛盾，并进一步演化为种族冲突。这一变化反映到政治社会层面，便是2017年的夏洛茨威尔事件和2020年的弗洛伊德事件引发大规模骚乱。弗洛伊德事件的持续发酵和大范围影响在于叠加了种族矛盾、疫情恐慌和经济衰退、失业飙升带来的社会不满情绪，并在美国大选年这一特殊节点集中爆发。

在美国政治高度极化的背景下，两党总统候选人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各自政治站队，以此更好动员其基本盘。就特朗普而言，赢得2016年大选的主要政治基础在于白人本土主义及其反移民、反多元主义立场，因而种族矛盾的上升有利于提升其在白人选民尤其是福音派新教徒等极端保守群体中的政治支持度。但另一方面，打种族牌也有边界，因为特朗普的任何过度举动都可能刺激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投票率的上升，从而有利于拜登的选情。特朗普选择避开纪念奴隶解放的“六月节”而推迟举行其在疫情爆发后的首场线下竞选集会，就是为了避免种族矛盾被进一步激化。此外，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有超过60%的美国民众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处理种族矛盾的方式，因此其行为的适当节制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拜登而言，现实的挑战在于如何一方面利用种族矛盾的激化提升少数族裔对民主党的投票率，另一方面避免过于激进的主张疏远中间选民尤其是摇摆州的白人温和群体，以免民主党在该群体中流失选票。

（四）关键摇摆州民意：特朗普一度较大落后

摇摆州一般指“蓝州”（对民主党有较为稳定的党派忠诚）和“红州”（对共和党有较为稳定的党派忠诚）之外的“紫州”。摇摆州的党派归属难以被清晰界定，任何一个政党都很难取得稳定的相对多数地位。在美国“胜者全得”的选举制度下，摇摆州选举人票的最终归属具有不确定性。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加剧尤其是民主、共和两党势均力敌局面的出现，使摇摆州在影响总统大选结果方面的作用迅速上升，甚至出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即少数关键摇摆州的几十张甚至十几张选举人票能够最终决定白宫的党派归属。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正是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等少数“铁锈地带”关键摇摆州的不足50张选举人票，将特朗普送进了白宫。其中更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在这些州获得的选民票相较于希拉里的领先优势均不足1%（最少的只有区区几千张票），却在“胜者全得”制度下将这些州的选举人票全部收入囊中，最终在全国选民票少于希拉里的情况下赢得大选。不难看出，在当前美国政治高度极化和选举制度设计的双重作用下，少数关键摇摆州民意的微观变化可能会产生选举意义上的重大影响，分析这些州的民意走向及其深层动因对观察美国大选形势变得日益重要。

根据美国主流民调机构的调查数据，3月中旬以来，拜登在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等白人蓝领选民集中的“铁锈地带”关键摇摆州较特朗普的领先优势加速扩大。在密歇根，3月中下旬时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率分别为44%与41%，到5月中旬时两者支持率则变为49%与41%，拜登领先优势从3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在宾夕法尼亚，拜登领先优势从3月底的6%扩大到4月下旬的8%。在威斯康星，3月中旬以来拜登不仅逆转了此前的民调劣势，而且到5月初已开始领先特朗普3个百分点;福克斯新闻的最新民调更是显示到6月3日，拜登在威斯康星已经领先特朗普9个百分点。随着当前疫情变化和选情发展，拜登对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的领先优势缩小。但是，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一度较大落后，客观反映了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矛盾的新演化。

首先，疫情大爆发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应对不力引发关键摇摆州选民的不满。据福克斯新闻6月初的民调，拜登在威斯康星的领先优势大幅扩大，主要因为民众对病毒的恐惧和对特朗普应对不力的不满。在调查样本中，受访者认为拜登更有能力应对疫情的比例较特朗普高14个百分点;同时，拜登支持者的投票积极性比特朗普的支持者高出8个百分点。

其次，疫情導致的美国经济短期衰退和失业率飙升在制造业集中的“铁锈地带”体现得更为明显。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截至5月底，美国平均失业率超过15%，这一数字创下大萧条以来新高。在制造业领域，失业率达到四分之一，不仅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也超过大萧条的历史高点。因对经济前景的普遍担忧和对失业问题的深度焦虑，这些州的白人蓝领选民对特朗普政府产生不满。

再次，拜登的竞选策略较希拉里更突出了对白人蓝领群体的关切。经历2016年大选的失利后，民主党精英尤其是建制派调整了2020年大选的竞选策略，其中的一大亮点即对白人蓝领群体利益的重视。在拜登的竞选纲领中，重建强大工会成为其吸引蓝领选票的重要主张，与工会团体保持密切互动、在疫情背景下攻击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有利于中下层的就业和社会福利构想等，都使拜登在这一区域的支持率上升。

与“铁锈地带”关键摇摆州的选举政治意义植根于经济因素不同，南方关键摇摆州的观察点是人口因素。其主要趋势有两个方面。一是人口结构年轻化趋势愈发显著。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自北向南的人口迁移现象成为潮流，南方的人口结构逐渐发生了深刻变化：到2016年，亚利桑那和佐治亚常住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已分别从1990年的36.4岁和36.8岁下降至32.5和33.4岁。人口年轻化使民主党以多元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在南方的影响呈上升趋势，对共和党基本盘形成侵蚀。二是人口结构的族裔多元化趋势日益加速。佐治亚的白人常住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71%下降到2015年的56%，同期黑人占比则从27%上升到32%。在亚利桑那，拉美裔选资本市场连创新高。之前，经济的亮眼表现成为特朗普一再标榜的“首要政绩”，也是其竞选连任的最大筹码。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对美国经济和就业产生了巨大冲击。由于美国经济和就业中服务业占比均超过80%，在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下，美国经济在2020年一季度负增长超过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美国经济的萎缩程度会比此前预计的更严重。与经济衰退相关，美国国内失业率在短期内迅速飙升，到5月下旬时已超过15%^[6]。尽管6月开始至8月，美国国内失业率有所下降，但仍持续维持在多年来少有的10%以上高位^[7]。

尽管特朗普政府不遗余力地出台刺激政策以应对经济衰退，但美国主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民众对其经济领域的执政满意度从2020年年初的任内最高点60%骤降到了6月初的47%。虽然这一指标近期有所反弹，但仍低于50%的半数门槛。这表明经济已逐步从特朗普连任的首要政绩转变为负面因素。如果美国经济和就业形势在大选前无法实现根本逆转，经济恐将成为特朗普连任的“最大拖累”。按照历史统计数据，几乎没有在经济衰退背景下成功实现连任的美国在任总统。

（三）族群矛盾：把握政治动员边界是两党共同挑战

种族矛盾是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深层政治、社会问题。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美国的兴起尤其是白人至上思潮及其引发的政治反弹，加剧了美国的种族矛盾，并进一步演化为种族冲突。这一变化反映到政治社会层面，便是2017年的夏洛茨威尔事件和2020年的弗洛伊德事件引发大规模骚乱。弗洛伊德事件的持续发酵和大范围影响在于叠加了种族矛盾、疫情恐慌和经济衰退、失业飙升带来的社会不满情绪，并在美国大选年这一特殊节点集中爆发。

在美国政治高度极化的背景下，两党总统候选人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各自政治站队，以此更好动员其基本盘。就特朗普而言，赢得2016年大选的主要政治基础在于白人本土主义及其反移民、反多元主义立场，因而种族矛盾的上升有利于提升其在白人选民尤其是福音派新教徒等极端保守群体中的政治支持度。但另一方面，打种族牌也有边界，因为特朗普的任何过度举动都可能刺激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投票率的上升，从而有利于拜登的选情。特朗普选择避开纪念奴隶解放的“六月节”而推迟举行其在疫情爆发后的首场线下竞选集会，就是为了避免种族矛盾被进一步激化。此外，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有超过60%的美国民众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处理种族矛盾的方式，因此其行为的适当节制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拜登而言，现实的挑战在于如何一方面利用种族矛盾的激化提升少数族裔对民主党的投票率，另一方面避免过于激进的主张疏远中间选民尤其是摇摆州的白人温和群体，以免民主党在该群体中流失选票。

（四）关键摇摆州民意：特朗普一度较大落后

摇摆州一般指“蓝州”（对民主党有较为稳定的党派忠诚）和“红州”（对共和党有较为稳定的党派忠诚）之外的“紫州”。摇摆州的党派归属难以被清晰界定，任何一个政党都很难取得稳定的相对多数地位。在美国“胜者全得”的选举制度下，摇摆州选举人票的最终归属具有不确定性。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加剧尤其是民主、共和两党势均力敌局面的出现，使摇摆州在影响总统大选结果方面的作用迅速上升，甚至出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即少数关键摇摆州的几十张甚至十几张选举人票能够最终决定白宫的党派归属。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正是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等少数“铁锈地带”关键摇摆州的不足50张选举人票，将特朗普送进了白宫。其中更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在这些州获得的选民票相较于希拉里的领先优势均不足1%（最少的只有区区几千张票），却在“胜者全得”制度下将这些州的选举人票全部收入囊中，最终在全国选民票少于希拉里的情况下赢得大选。不难看出，在当前美国政治高度极化和选举制度设计的双重作用下，少数关键摇摆州民意的微观变化可能会产生选举意义上的重大影响，分析这些州的民意走向及其深层动因对观察美国大选形势变得日益重要。

根据美国主流民调机构的调查数据，3月中旬以来，拜登在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等白人蓝领选民集中的“铁锈地带”关键摇摆州较特朗普的领先优势加速扩大。在密歇根，3月中下旬时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率分别为44%与41%，到5月中旬时两者支持率则变为49%与41%，拜登领先优势从3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在宾夕法尼亚，拜登领先优势从3月底的6%扩大到4月下旬的8%。在威斯康星，3月中旬以来拜登不仅逆转了此前的民调劣势，而且到5月初已开始领先特朗普3个百分点;福克斯新闻的最新民调更是显示到6月3日，拜登在威斯康星已经领先特朗普9个百分点。随着当前疫情变化和选情发展，拜登对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的领先优势缩小。但是，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一度较大落后，客观反映了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矛盾的新演化。

首先，疫情大爆发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应对不力引发关键摇摆州选民的不满。据福克斯新聞6月初的民调，拜登在威斯康星的领先优势大幅扩大，主要因为民众对病毒的恐惧和对特朗普应对不力的不满。在调查样本中，受访者认为拜登更有能力应对疫情的比例较特朗普高14个百分点;同时，拜登支持者的投票积极性比特朗普的支持者高出8个百分点。

其次，疫情导致的美国经济短期衰退和失业率飙升在制造业集中的“铁锈地带”体现得更为明显。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截至5月底，美国平均失业率超过15%，这一数字创下大萧条以来新高。在制造业领域，失业率达到四分之一，不仅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也超过大萧条的历史高点。因对经济前景的普遍担忧和对失业问题的深度焦虑，这些州的白人蓝领选民对特朗普政府产生不满。

再次，拜登的竞选策略较希拉里更突出了对白人蓝领群体的关切。经历2016年大选的失利后，民主党精英尤其是建制派调整了2020年大选的竞选策略，其中的一大亮点即对白人蓝领群体利益的重视。在拜登的竞选纲领中，重建强大工会成为其吸引蓝领选票的重要主张，与工会团体保持密切互动、在疫情背景下攻击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有利于中下层的就业和社会福利构想等，都使拜登在这一区域的支持率上升。

与“铁锈地带”关键摇摆州的选举政治意义植根于经济因素不同，南方关键摇摆州的观察点是人口因素。其主要趋势有两个方面。一是人口结构年轻化趋势愈发显著。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自北向南的人口迁移现象成为潮流，南方的人口结构逐渐发生了深刻变化：到2016年，亚利桑那和佐治亚常住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已分别从1990年的36.4岁和36.8岁下降至32.5和33.4岁。人口年轻化使民主党以多元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在南方的影响呈上升趋势，对共和党基本盘形成侵蚀。二是人口结构的族裔多元化趋势日益加速。佐治亚的白人常住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71%下降到2015年的56%，同期黑人占比则从27%上升到32%。在亚利桑那，拉美裔选民人数正在经历迅速增长，到2016年，该州选民的党派认同首次出现了共和、民主两党势均力敌的状态（各占三分之一），由此成为选举政治意义上的摇摆州。2018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亚利桑那更是选出了近几十年来的第一位民主党参议员，加深了其作为摇摆州的“成色”。

上述两州选民结构趋向政治“临界点”的变化，引发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的高度關注。拜登和特朗普纷纷将其作为大选积极争取的关键摇摆州进行布局。拜登团队疫情期间通过云视频方式在亚利桑那举行了三场集会。特朗普则将疫情期间的首次出访选择在亚利桑那。

综上，在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为主线的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疫情、经济、种族矛盾和摇摆州民意的动向表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选举情势极易出现波动。

二、美国政治的中长期走向：两大政党重组趋势与极化分裂的加剧

在选情和疫情叠加的当下，美国政治中以极化和分裂为代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在短时间内集中突显，表明其国家治理已经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如果我们跳出当前的具体现象，运用更长时段的历史和政治逻辑进行观察，可以通过对政党重组趋势的分析透视美国政治极化分裂的根源，进而更好地把握其影响。概言之，当前有两大政党重组的趋势正在重塑着未来中长期美国政治的走向。

（一）美国东北部“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选民对民主党的疏离

美国政党重组的第一个重要趋势是，2016年大选集中反映出的五大湖区“铁锈地带”由“蓝”变“红”。在这次选举中，民主党传统的东北部政治联盟出现了重大分裂。一直以来，这一联盟主要是由新英格兰（New England）、中大西洋（Middle Atlantic）与五大湖区“铁锈带”三部分构成，但以白人蓝领群体为主体、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铁锈带”各州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几乎全部倒向共和党并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进而推动形成“特朗普现象”^[1]。在“铁锈地带”，俄亥俄、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和印第安纳等全部变成了特朗普和共和党的票仓，只有伊利诺伊州支持民主党。通过系统研究美国政治史可以发现，白人蓝领阶层对于民主党的疏远并非一种晚近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白人作为一个整体对于民主党的认同度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高收入白人对民主党的认同度从1980年起一直低于共和党，而中低收入白人（政治学定义的白人蓝领阶层）对于民主党的认同度——相对于共和党——则由1980年的+20%骤降至2004年的+5%^[8]。

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的演变趋势，我们可以发现：白人蓝领选民对民主党的疏离先是由于其中基于种族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集中在美国南方）瓦解了罗斯福缔造的“新政联合体”，使美国南方彻底倒向了共和党。此后，由于经济、就业和移民等问题，“铁锈地带”的白人蓝领阶层作为身处全球化和自由市场体系失意一端的人群，开始表现出一种日益激进的反对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东西海岸精英和外来移民的本土主义思潮。民主党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基本取向（包括移民和“政治正确”理念）加剧了白人蓝领阶层的不满，这种不满在2016年大选中演化为一种政治上的反弹。美国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在研究中惊讶地发现，虽然共和党及其施政理念在美国不断恶化的经济不平等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民主党治下的美国则一直致力于通过强化政治平等从而弱化经济不平等，但共和党却在白人蓝领阶层中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功^[8]。这表明，白人蓝领选民对于民主党的疏远是几十年来美国政治发展总体趋势使然，并非政治上的突变现象。基于白人身份及其两种主要价值观——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身份—认同”因素，已经超越“经济—阶层”而成为白人蓝领选民政治倾向的决定因素。尽管这一群体在当前疫情与经济就业危机叠加的背景下表达了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但历史趋势和逻辑表明，民主党已经不可挽回地失去了这一群体。

（二）美国南方部分“阳光地带”年轻选民群体对共和党的忠诚度下降

美国政党重组的第二个重要趋势是，2008年以来，位于美国南方“阳光地带”部分州，包括亚利桑那、内华达、佐治亚和新墨西哥，正在人口和产业结构变动、城市化等因素的推动下呈现出明显的自由化倾向，有望成为民主党新的政治根据地。在2018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从共和党手中夺得了亚利桑那和内华达的两个参议院席位;在州长选举中，新墨西哥和内华达的共和党人同样败于民主党手中。总的来看，这一变动延续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党政治联盟演化的趋势：在日趋保守和民族主义化的传统支持者白人蓝领阶层，与日趋激进和全球化的白领、年轻人与外来移民之间，民主党逐渐将其政治重心决定性地向后者倾斜，进而使该党的对外政策理念具有愈益浓厚的自由主义与全球主义色彩。就这两大选民群体的外交利益诉求而言，一方面，冷战后美国制造业的不断衰落与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持续发展，使白人蓝领选民成为民族主义者。他们主张政府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应对国内经济、社会问题而非全球治理;希望扭转全球化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创造更多制造业就业岗位，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东西海岸与西南部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及白领阶层这一民主党更为倚重的群体，更加认同自由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外交政策取向。可以说，与白人的“身份—认同”逻辑相同，以少数族裔和年轻选民为主体的南方“阳光地带”部分州，正在成为多元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进而越来越表现出对民主党的偏好。

以上两大中长期意义的政党重组趋势及其背后的根本逻辑表明，“身份—认同”因素已经超越“经济—阶层”因素成为当前和未来美国政治走向的决定性变量。这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社会裂痕与政党极化，使不同社会群体以及分别代表其利益的两党政治精英在几乎所有内政、外交议题中的共识和妥协空间进一步缩小，从而带来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影响。究其根源，价值观差异引发利益交换难度更大，观念分歧与对立产生的矛盾更难调和，美国的极化和分裂的程度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加深。

三、极化与分裂的影响：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的政治断层与治理困境

美国政治的两大政党重组趋势及其带来的以“身份—认同”为导向的政治结构，在实践中导致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美国政治形成了以选民结构、意识形态及文化-价值观为主体的三大“断层线”。选民结构断层线指基于“身份—认同”的两大政党—选民联盟分化。意识形态断层线指由选民结构断层线引发的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化加剧的现象，民主党正变得更左、共和党正变得更右。文化-价值观断层线指白人主体性与多元文化之间日益明显的张力，甚至有可能引发美国国内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战争”。三大“断层线”不仅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而且使两党及其代表的选民联盟彼此对立，几无妥协与对话可能^[9-10]。政治断层给美国的国家治理带来深层困境。

首先，政治断层使美国两党斗争进一步升级，政治生态前所未有地恶化。从2019年初民主党重新取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的第116届美国国会开幕至今，两党之间的恶斗便已导致美国政府出现了史上最长时间停摆（长达35天）、民主党围绕特朗普“通话门”发起弹劾，以及2020年总统国情咨文期间佩洛西手撕国情咨文文件等事件。这些事件表明，当前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断层已经使政治精英完全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进而对美国民主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害。其结果是，美国政治已经陷入“两党斗争升级—政策难产甚至失效—国家治理失能—社会矛盾加剧—两党斗争进一步升级”的恶性循环。否决政治的形成，意味着美国国内治理的低效、民主政治的退化成为常态。

其次，政治断层扩大了美国两党意识形态鸿沟、重塑了其结构，加剧了双方的意识形态对立，使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党派色彩更为浓厚。以经济议题为例，“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成为民主、共和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核心问题之一。一方面，民主党支持全球主义的势头，很可能使其在这一轮联盟重塑与政党重组后彻底失去白人蓝领的支持。考虑到民主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开放态度，这一趋势将变得不可阻挡^[11]。最终结果是，民主党政治联盟将在此轮政党重组后转化为由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白人、少数族裔及城市人口组成的具有全球主义倾向的群体。另一方面，白人蓝领倒向共和党的原因在于经济和就业考量。特朗普关于重振制造业、“美国优先”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等本土主义解决方案，使这一社会阶层看到了有别于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解决自身最为关切的就业问题的前景。如果这些经济政策成为共和党的主流，共和党就有望将白人作为一个整体巩固为其核心政治联盟。“特朗普现象”反映出今后共和党可能会成为代表白人蓝领阶层与南方连同农村地区白人保守派的本土主义政党。

最后，政治断层在社会文化领域打破了近年来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导态势，引发了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极端社会思潮的强烈反弹，使美国的社会矛盾和族群冲突进一步激化。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在当代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伴随全球化浪潮席卷美国社会的背景下，美国国内的文化-价值观冲突虽一直存在，但始终处于潜伏状态。然而，以经济危机和多元文化主义走到“政治正確”的极端为转折点，以“特朗普现象”的兴起为催化剂，近年来美国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冲突呈现出井喷式爆发的态势。以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的种族暴力事件和2020年5月的弗洛伊德事件为标志，美国的两党及其背后两大政治联盟间以文化-价值观为断层线的对峙和冲突，达到一个新的高点。这一趋势严重撕裂了美国社会、损害了美国国家认同，使美国国内社会的“部落化”特征日益明显。这种撕裂和损伤对美国以“合众为一”为根本历史经验的社会发展模式构成了严峻挑战。

四、结  语

当代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是美国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选情与疫情叠加的特殊背景下，疫情危机、经济就业下行、族群冲突和关键摇摆州选民倾向，成为观察此次选举的四个重要分析变量。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呈现出进一步加深的趋势。在聚焦上述热点议题的同时，我们还需从更长的历史时段和更深的政治逻辑发现美国政治演化的规律。当前影响美国政治走向的中长期逻辑在于政治极化背景下的新一轮政党重组趋势：东北部“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选民对民主党的疏离，南方部分“阳光地带”年轻选民群体对共和党的忠诚度下降。这一趋势意味着“身份—认同”将逐步取代“经济—阶层”而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因素，加深美国的社会裂痕、党派斗争与政治极化，使其国内治理效率进一步下降，甚至引发政治民主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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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