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家

众所周知，思想政治工作的客体是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说到底它是做人的工作。其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一点本文不做过多论证。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怎样根据人的思想活动的复杂的层次性，找到观察、研究和认识人的正确方位，提高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水平。

唯物辩证法的总的特征就是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它的所有的规律和范畴，都是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本质的。普遍联系是一个普遍的哲学范畴，它指的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联系是客观的，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联系又是普遍的，世界上一切事物处在同其他事物的联系之中。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各种事物无不处在普遍联系、相互作用之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孤立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因此，对于任何事物都不能用孤立的观点去观察，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根本要求。

理想层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不管这种理想是远大的还是微小的，也不管这种思想是现实的还是不现实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需要区分为生理需要、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三个层次;并且指出，需要是非割裂的、非孤立的，在人的社会活动中，各层次的需要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人的需要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外部得到满足逐步的向内在得到满足转化。人们的需要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所以，“理想”也有着一个由低级到高级逐步上升的结构层次，它通常是由生活理想、职业理想、道德理想、社会理想四个层次组成。其中“生活理想”是最低的，也是人起码具备和一直追求的，因为，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并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物质条件的需求会越来越高。而“社会理想”则属于最高层次，是建立在其他三个层次之上的，决定了它的艰巨性和崇高性。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类的最高理想，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信仰共产主义，积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但共产主义理想并不是任何人轻易能够形成的，还不能说每一个人都具有了共产主义理想。过去，为什么一些单位或地方大张旗鼓地对职工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收获并不显著？为什么有些人或者是受教育时激动，受教育后不动，或者是反应冷漠，无动于衷，我行我素，甚至还有少数人认为这是空话连篇的多余说教。寻其原因不难看出，过去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着眼点，主要集中于“党性”“阶级性”“共产主义目标”，这些高级层次的内容的研究和宣传上，忽视了对中低级理想层次及其对象的研究工作。这种不顾工作对象的实际思想水平，不顾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理想差别，不顾对象的接受能力，动不动就要求人们“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要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一步跨越几个层次，搞一种规格、一个模式、一种内容的填鸭式的理想教育，其结果收效甚微，很难达到理想教育的真正目的。

假如，我们能开阔视线，从多个层次上去考察对象，以具体对象的理想状况为工作的起点，提供不同要求，采取不同形式，运用不同的方法，循序渐进，积极引导人们追求和建立更高一层的理想，那么，进行理想教育的真正目的才有可能实现，才有可能不断地把人们引向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

心理层次。人的心理活动与思想现象是同步的。在主观需要和客观环境的共同支配下，有了人的工作目的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在表彰先进的工作中，老年人偏重于精神鼓励，青年人一般注意物质鼓励。因为老年人在社会群体中，有比较强烈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希望能改善自己在群体中的形象，得到群体积极性肯定的评价，成为群体中不可缺少的、出类拔萃的一员，从精神上超越同辈人，建立自己的威信，维护在下一代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声誉。而青年人则充满自信力，总爱用实在的物质作为衡量自我能力或价值体现的尺度。既然有这类不同层次的心理需要，我们在工作中就要必须照顾和适应不同的心理活动，满足正常的需要，纠正不合理、不切实际的需要，制止某些有害的情绪和行为要求。人的心理层次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思想先进与否，道德高尚与否，但掌握了各种不同的心理特征，对于我们在思想工作中因人施教，对症下药，是有帮助的。

典型层次。生活是分层次的，而从生活中发掘出来的典型也应当有个层次。但现在往往只有“高档”，很少“中档”“低档”。在一些人，尤其是一些领导者的眼里，抓典型，高出别人一个头还嫌不够，非要超出别人半截身子不可，塑造“高、大、全”的形象，以为只有这样，才值得一学。殊不知“高”了，易于造成“好是好，可惜学不了”。因而达不到以典型带动一般的目的。

“高档”的要有，它代表着我们时代的一定发展方向和目标。但在典型里“中档”“低档”的应当更多一些。社会是复杂的，情况往往千差万别，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层次，应当有不同的典型，作为不同层次学习的榜样。特别是那些处于较低层次的典型，尽管它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对于类似他们情况的层次来说，却是“跳一跳，够得着”的学习榜样，学得了，见效快。

文化层次。人的文化程度有着高、中、低的层次。在我们的社会中既有学识渊博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有目不识丁的文盲、科盲;既有大学生、高中生，也有初中生、小学生。一般来说，文化程度的高低与人的接受能力是成正比的。因此，我们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时要考虑到这些差别，对于文化程度较高的对象，我们做工作时可以采取以说理为主的抽象方式，有些话无需说尽，留有思考的余地，否则就会有“画蛇添足”之嫌。而对文化程度较低的职工，则应偏重于以动情为主，寓理于情的形象方式，注意不要挫伤对方的自尊心，更不要急于求成，否则不能达到理想效果。

年龄层次。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从年龄上可以分为老、中、青三个层次。过去，思想政治工作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老一辈对青年一代的教育，他们往往大多用樸素的无产阶级感情，革命的光荣传统，自己的亲身经历、社会经验，给青年人以启发和教育，就像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和关怀，这种教育形式所起的作用当然是应当肯定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对于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要求，中青年干部所站的比例越来越大，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同代人教育同代人。提出同代人教育同代人，并不排斥和否定老一辈对年青一代的教育，但是目前政工干部年龄过大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考虑到年龄的差别，培养选拔年轻的优秀政治工作者大有必要，因为青年人之间的相同点较多，他们相互间存在着相似性、相聚性、相通性。

人的思想层次的复杂性还表现在职业层次、社会层次、道德层次、生理层次等诸多方面，有着身份、经历、家庭、婚姻、智力、性格、环境、教育等因素的差异。综合地考察这些层次，为全面了解人、认识人提供了丰富的线索，可以减少直至避免单一视野的工作方法所造成的错位反映。当然，我们考察思想政治工作的多层次性，并不是为“层次”而层次，层次与层次之间也不是一刀切的、孤立的，而是有着纵横交错的联系。“层次”的多样性，既说明了人的思想的复杂性，也说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艰巨性和细致性。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早上，用一种方法把所有人的思想都统一起来。在这些方面我们不仅有经验教训，而且这些经验教训是极为惨痛的，把思想政治工作同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灾难，造成了思想政治工作极为严重的混乱。我们也曾把大批的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用这种方法来改造他们的世界观，但其结果又怎样呢？这些教训是应该值得我们深思的。改革开放以来，“左”的错误被逐渐纠正过来，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采取那种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同时，在社会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出现了许多年轻有为的企业家、改革家。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前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许多人仍摆脱不了形式主义，搞单打一，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宣传的多，开会学习文件讨论问题多，具体工作做得少;正面教育多，批评教育少。忽视了环境、场合、时机、身份、情绪、心境等许多微妙的制约因素，结果是事倍功半，收效不大，有时候还事与愿违，激化矛盾，把事情办糟。

总之，我们要想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好，在指导思想上，应当用普遍联系、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要看到矛盾的多样性、复杂性;在方法上，一定要反对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反对单一化、简单化，正确选定角度，注意层次性，实行分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