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斌　邓春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汉;控告申诉

受理来信来访

1952年，为配合各项政治运动并开展检察工作，武汉全市设置60个检举箱，市检察署内建立接待室，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并通过街道、工厂、企业、机关向群众宣传设置检举箱和接待室的作用，动员人民群众向检察机关检举地、富、反、坏分子和他们的破坏活动。

1953年，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规定，检察机关的信访部门受理检举反革命、匪特、反动会道门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动，检举不法工商户的“五毒”行为，揭发隐匿敌伪财产者，控告国家机关干部违法乱纪、贪赃枉法、包庇坏人、欺压人民的行为，控告法院干部非法拘捕、刑讯逼供、徇私舞弊者。

1955年，市检察院成立公民控诉科，专职接待人民来信来访。各区院建立后，设专人负责信访工作。

1956年4月，市检察院建立了检察长接待人民来访的制度。随后，各区检察院亦相继建立了检察长接待日制度。

1957年，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市内控告申诉数量大幅度上升，为1956年的3.38倍，全年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来信3617件，接待来访688件，其中检举坏人坏事的占36%，控告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占8.3%，不服法院判决的申诉占13.4%，不服行政处理的申诉占1.8%。

对人民来信来访的处理方式：凡是人民群众来院申诉、检举、控告，均根据中央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精神，不管是否是检察机关受案范围，一律接待;按照业务归口原则，属检察机关受案范围的一律自办，应由其他单位办的及时转办，虽属其他单位业务范围，但已申诉过仍未解决的，亦可自办;不属检察机关管辖范围的申诉，即向申诉人讲清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业务性质，请其直接找有关单位接洽，请求检察机关转办的，则先受理后转办。与此同时，还制定其他相关接待制度。

办理刑事申诉（赔偿）案件

1950年，市检察署成立初期，对人民群众的控告、申诉案件大部份转请有关部门查处，自办案件较少。1952年后，对控告、申诉案件由承办人提出处理意见，经科长审核决定自办或转办;转有关单位查处的案件以电话联系、催办单、派人前往三种形式催办，并要求答复处理结果，办理结束后分类归档备查。

1956年7月，根据全国“三长”联席会议精神，市检察院对1955年1月—1956年6月底的“镇反”和打击刑事犯罪案件进行复查。复查的方法是普查案卷，发现问题后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处理意见，经复查小组讨论并征求原单位后报“三长”会议决定。

自1957年始，市检察院办理申诉案件的方法是：受理案件后，向原审法院调取案卷，首先将申诉书和判决书相比较，从中找出问题，然后逐一核对犯罪事实和证据，必要时则拟出调查提纲，找当事人调查，核实原审材料，弄清是非真假。经审查核实，认为原判确有错误，依法提出抗议，或提请改判纠正;原判确有错误，但不需撤销原判重新再审，仅需由原审法院裁定纠正判决书中不当之处的案件，先与原审法院共同研究，统一认识后再以书面提请法院按监督程序裁定纠正。

1962年，根據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批示，公、检、法三家共同抽调干部，由检察院负责，对1958～1961年判决的刑事案件进行复查。复查工作至于1963年1月结束，共复查案件11044件涉及12220人。这次复查工作的结果表明：1960年错判案件大于其他年份，共有346件，占1958～1961年错判案件的63.7%;政治运动中错判大于经常性案件，如武昌区错判案件65件，其中属政治运动案件40件，占61.5%;反革命、反动标语和反动传单、贪污、盗窃和破坏事故的错判案件大于其他刑事案件，这五类案件占错判案件的63.75%。产生错判的原因有：某些办案人员有“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某些办案人员工作不深入，不细致，先入为主，如轻信口供不重证据;某些办案人员法制观念不强，在实行“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中，没有把两者很好结合起来。复查中，根据“全错全改、半错半改、不错不改”的原则，对错判案件分别做了适当处理，其中平反释放16人，教育释放113人，提前释放40人，改判286人，撤销管制48人，其他处理37人，共计处理540人，占错案总数的99.6%。

参考文献

[1]张毅.中国法治化进程中信访制度面临的困境及其改革[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2-04-15

[2]中共武汉市委政法委《武汉政法志》编纂委员会.武汉政法志·第四卷·检察（1840—2008），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