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云霄 夏咏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并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也面临着对内投资不曾拥有的巨大的政治风险。政治风险相较一般风险，其影响更大、所影响的幅度更广、对企业造成的破坏更大，并会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安全和利益产生巨大影响。中亚地区拥有充裕的自然资源，在地理位置上与我国临近，是我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重要地区，因此对中亚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量化评估尤其重要。中国企业在对中亚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对东道国进行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和规避愈加重要和紧急。本文通过引入理论模型，对我国企业对中亚进行投资时面临的政治风险进行量化评估。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風险;量化评估;趋势分析;中亚国家

本文索引：方云霄，夏咏.<变量 2>[J].中国商论，2022（12）：-078.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2）06（b）--03

20世纪，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开始重视政治风险，并对其展开了研究，最早对政治风险的定义是指由于一个国家国内的政局发生了变动及国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将对该国的营商环境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会使投资者达不到预期盈利目标，有些还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或指企业在对东道国进行投资时，预设的经营目标受到资金吸收国政局动荡、政策变动和外汇制度发生变化的影响。

近年来国际环境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政治风险的定义和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现代对政治风险的定义主要是指吸引外资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或吸收外资国外部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动而对外来投资企业的经营产生不确定性。国际组织对跨国企业的调查显示，农业企业对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中，政治风险的影响性持续上升。

本文对中国企业对中亚进行投资的政治风险进行量化评估，为了扩大样本含量，除了传统上的中亚五国，还包括蒙古、阿富汗。我国与这些国家接壤者地理位置相近，且这些国家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国内拥有一定规模的市场，和我国在一些发展方面互补，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投资发展，促进双国经济的发展。

1 中国对中亚投资及面临的政治风险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国经济基本都受到创伤，由于我国良好的疫情管控措施，经济恢复方面走在别国之前，因此对外投资规模并未大幅减少，并且呈现小幅度上升态势。《2020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显示，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8个国家进行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投资总额达到177.9亿美元，与2019年相比增长了18.3%，占2020年对外投资总额的16.2%，较2019年上升了2.6个百分点，完成营业额达到911.2亿美元，与2019年相比下降7%，占2020年营业额总额的58.4%。

中国对外投资发展迅速，但相较在本国的经营，中国企业在对外进行投资于贸易的过程中，会遇到更多不同于对内投资所遇到的风险，政治风险便是其中一种。中亚五国的政治风险对新疆企业的农业投资产生的影响很大，其他条件相同，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明显较弱。曾经有学者对政治风险和对外投资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会更倾向于在政治风险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投资者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时，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给企业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总之，政治风险的发生会使企业的经营目标受到影响。

我国对外投资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时间相较发达国家较短，缺乏应对政治风险行之有效的方法。大多数企业很少在应对政治风险时付出过多的资源，但是对外投资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很多的政治风险，对资金吸收国的政治风险进行提前预估并采取相关的措施，值得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和研究。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提前进行量化评估，对中国企业制定对外投资策略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企业对中亚进行直接投资时，会面临众多的政治风险，其中主要面临的政治风险有以下几种。

1.1 战争与内乱风险

该风险是由于资金吸收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发生战争或内乱而给对其投资的外来企业造成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损失的风险。主要是由于东道国国内的政局动荡、国内不安定因素较多，时常发生暴力及恐怖主义引起的，主要发生在巴基斯坦等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的国家和地区，新疆对中亚进行农业投资的主体中，这类政治风险主要的波及对象是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大多投资资源类行业。国有企业在选择东道国进行投资时，不光是基于追求利润的目的，更多服务于国家和社会责任，因此在进行投资时会选择一些政治风险大的、农业资源丰富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具备这些条件的投资国往往民营企业不敢踏足。中亚五国经常发生边界冲突，虽然是小规模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其农业投资企业的政治风险。比如，2019年9月16日，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发生了边境冲突，两国居民和边防人员也经常爆发周期性冲突。例如，2013年的阿富汗战争就给中国中冶、江西铜业在当地针对矿业进行的投资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1.2 东道国政府反对风险

东道国政府反对风险是指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之前，已经与东道国的相关主体达成协议，东道国政府却突然介入，对外来投资设置障碍，这类风险主要是由东道国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或东道国政府更迭引起的。比如，当年中铝收购与蒙古南戈壁资源有限公司和永晖焦煤股份有限公司两项交易，皆因蒙古发生政权更迭，新政权上台后介入矿业公司的股权变动而导致交易受阻。

1.3 政策变动风险

政策变动风险是由于东道国国内原先颁布的政策发生变动，使得外来投资企业的经营目标受到影响。某些国家在发展时缺乏资本，为了吸引外资发展自身经济，承诺外来投资企业一些政策上的优惠，当外资真正进入后，接受外来投资的国家政府不遵守当初的承诺，收回当时的优惠条件，优惠条件的缺失会降低外来企业的盈利水平，甚至导致外资投资失败。中亚五国的人均耕地资源比我国要高，其中哈萨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耕地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其拥有的耕地面积总量达到了中亚其他四国总和的1.66倍。哈萨克斯坦政府为了保护本国农业企业的发展，2016年宣布对已经颁布的《土地法修正案》冻结5年，通过法律的方式改变以前所实行的土地政策，实行只能租赁土地不能买卖土地的政策，采取法律手段限制跨国投资企业利用本国耕地资源的规模和方式。在此之前，该国为了发展农业，曾鼓励个人或企业开垦未耕种土地，就使拥有东道国土地的外来投资企业造成了一定的政治风险。

1.4 汇兑风险

汇总风险是指由于东道国的汇率变动及东道国政府的阻碍，限制外来投资者换汇自由的权利，或大幅增加换汇成本，或采取措施阻止货币汇出该国而给外来投资企业带来的风险。因为有的国家设置汇兑限制，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所获得的利润很难自由使用。由于各国经济等社会因素，各国的汇率会存在一定的波动，这种风险的产生也与以上几种风险之间存在着联系，汇率的变动具有不确定性，很多对外投资企业都由于汇率的变动造成了损失。

2 中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面临政治风险的量化评估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外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的国家不断增加，对外投资过程中会遇到更多的政治风险，对遇到的政治风险进行评估，有利于企业提前预估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制定相关的应对策略，提高经营的稳定性。政治风险作为对外投资中影响特别大的风险，对其进行量化评估，有助于对中国企业在制定对外投资和贸易决策时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系数根据引入SACE集团两位政治风险保险专家Fabrizio Ferrari和Riccardo Rolfibi提出的定量分析模型，模型中所用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统计的WGI数据和美国传统基金及华尔街日报共同编制的HER。

使用该模型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该模型中所量化的政治风险的具体类型，与我国对中亚进行投资的企业所面临的政治风险种类相似。（2）该模型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国际权威机构和组织，数据具有权威性、可靠性和连贯性。（3）该模型作者曾使用该模型推演过某些国家的政治风险，并将得到的政治风险数值与权威指标做离散分析，结果显示，两者相关系数为0.945。

2.1 模型构建及指标体系

该模型把政治风险分为外汇兑换受到限制风险、政府征用产生的风险及战争暴力风险三个主要类别，该模型构建的指标体系：征用风险（EXP）包括法制（RL）和产权（PR）、政府干预（GI）、政治腐败（CC）;汇兑限制（TRA）包括监管质量（RQ）、货币政策（MP）、投资自由（INV）、金融自由（FIN）;政治暴力风险（VIO）包括话语权和问责制（VA）、政策稳定性（PV）、法制（RL）。

指標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统计的WGI数据，一共有六个数据，分别为财产话语权和问责制（VA）、政局稳定及未来存在暴力（PV）、政府干预及政府效能（GI）、监管质量（RQ）、法制（RL）、防治腐败（CC），指标的范围为0～100。

其余部分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及华尔街日报共同编制的HER，主要使用其中四个指标，分别为金融自由（FIN）、财政自由、货币自由（MP）、产权（PR），指标范围为0～100。

模型将各国政治风险得出的计量值按照得分总数高低分为 （L）、中（M）、高（H）各3小类风险共9类，其中低风险分为L1（0.00～0.140）、L2（1.40～1.71）、L3（1.71～2.03），中风险分为M1（2.03～2.34）、M2（2.34～2.66），M3（2.66～2.97），高风险H1（2.97～3.29）、H3（3.29～3.60）、H3（3.60～5.00）。

大多数发达国家（地区）都处于低风险，拥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成熟的经济调节体系，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自身环境和汇率问题，大多处于中、高风险地区。本文选取的中亚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风险处于中、高风险地区。

根据模型得出中亚国家2011—2020年的政治风险变化，除了蒙古国处于中风险，其他国家都处于高风险，但总体都趋于下降的状态，中亚五国的政治风险大体相同，这些国家拥有邻近的地理位置，国内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也趋于一致，但是风险类型都集中在征用风险和汇兑风险。说明中亚国家的货币和资本进入限制较少，虽然这些国家的政治风险较高，但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对寻求资源型对外投资企业来说是一种机遇。

2.2 实证检验

利用本文模型获得的结果，尝试用数值和趋势分析的相关方法来分析下列国家重要投资环境的变化节点。

2.2.1 蒙古国

蒙古国整体的政治风险并不是很高，在2011—2020年，总体上处于M2级别，但是其征用风险处于较高的状态，近年来有所下降，这就解释了蒙古在此期间的政党换届，导致国内政治环境不稳，但是蒙古国的自然资源丰富，且与我国毗邻，对以资源导向型对外投资的企业来说是好的选择。

2.2.2 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的政治风险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尤其是其中的征用风险和政治暴力风险，这也能解释塔吉克斯坦国内一直处于较为不稳定的状态，且其边境多次与邻国发生冲突，存在潜在的战争和动乱风险。但其风险水平也在逐渐下降，向中风险趋近，这能解释塔吉克斯坦近年来政治环境变化，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对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吸引力不断上升。

3 结语

3.1 模型结论

根据研究发现：（1）中亚国家的政治风险普遍较高，但近年来都处于缓慢下降状态，我国企业对中亚国家进行投资时，还需要谨慎考虑该国的政治风险。（2）中亚国家的政治风险主要集中于征用风险和政治暴力风险，主要由于中亚国家国内形式不稳定造成的，汇兑风险相对较低，但是征用和政治暴力风险造成的损失会更大，投资企业更应该注意。（3）该模型主要从宏观方面进行分析，缺乏微观层面的分析，而且中亚国家拥有充裕的自然资源，对资源导向型的外来投资企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考虑对外投资时，可能会弱化政治风险的影响，强调东道国的吸引力，因此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2 模型存在的局限性

该模型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选取的都是过去的数据，因此数据具有滞后性，该模型引用了这部分数据，导致模型本身存在滞后性，国际环境瞬息万变，东道国的情况也会发生变动。（2）模型是基于宏观角度分析一国的政治风险水平，缺乏从企业等微观层面进行的分析。（3）东道国政治风险估值是影响企业对该国进行项目投资决策的一个方面，企业必须综合考虑东道国所具有的其他禀赋和其他风险的影响，才能制定对东道国的投资经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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