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人的内在世界

2020-09-29邱玉祺

青年文学家 2020年27期

摘要：高永从哈罗德·布鲁姆的浪漫主义批评、对抗式批评、宗教观念与经典观四个理论阶段进行分析，得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理论最终的落脚点在对人的内在精神的关怀上这一论点，并在书中以整体关照的方法从其内在性的特点、具有内在性特点的原因、其诗学品格及对其诗学的批判向读者展示了哈罗德·布鲁姆四个理论阶段背后的内在统一性与精神旨归。此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哈罗德·布鲁姆的理论进行了深入思考，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内在性诗学;强力精神;文学理论;自主性

作者简介：邱玉祺，女，汉族，河北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澳洲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7--03

哈罗德·布鲁姆是美国文学批评的领军人物之一，近年来对哈罗德·布鲁姆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对抗式”批评理论和整体文学理论方面，如曾洪伟所著的《哈罗德·布鲁姆文学理论研究》、张龙海所著的《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观》、翟乃海所著的《哈罗德·布鲁姆诗学研究》以及认为布鲁姆的文学理论具有强烈审美性特点的屈冬所著的《哈罗德·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以上这些著作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从宏观的角度研究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思想的范本。高永所著的《哈罗德·布鲁姆[内在性诗学]研究》总结了哈罗德·布鲁姆研究的四个阶段并提出隐藏在布鲁姆诗学思想背后的是对人的内在性的观照与推崇，其文学理论自然也就具有内在性的特点这一观点。在本书的绪论部分，作者阐述了本书的核心诉求，即布鲁姆的诗学是一种“内在性诗学”，内在性其实就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内在精神。从这个意义上，高永将布鲁姆的诗学称为“内在性诗学”。由此出发，本书从四个层面展开讨论：其一是讨论布鲁姆诗学中的内在性;其二是分析布鲁姆诗学具有内在性的原因;其三是讨论布鲁姆诗学的品格;最后是对布鲁姆诗学的批判。

一、布鲁姆诗学的内在性

本书的第一部分由前五章构成，第一章分析了布鲁姆批评历程的复杂性，第二章至第五章作者详述了布鲁姆诗学的四个阶段的内在性本质并对此进行了评价。作者在第一章提出，布鲁姆诗学理论的各个阶段背后具有精神一致性与其指向的统一性。更进一步地讲，高永指出布鲁姆的批评理论的复杂性是因为布鲁姆的诗学体系不仅仅停留在文学的领域，它是一种超越纯粹文学理论的诗学体系。原因在于布鲁姆认为浪漫主义对罗曼司内在化的追寻使人的自由精神得到了空前强化，这就激发了每个人的内在潜力为个体的人重新回到“属灵”的世界创造了可能性。这样一来，就将文学理论与人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了一起，是文学理论具有哲学层面的指导意义。

在第二章，本书作者分析出布鲁姆的浪漫主义不仅仅是要表达诗人的心灵状态，更是要寻求一种“启示录式”的渴望来达到自我救赎与自我超越，也就是布鲁姆所说的追寻罗曼司的内在化。在对布鲁姆的浪漫主义理论进行评价时，作者指出“布鲁姆将浪漫主义诗歌与诗人的强力意志结合到了一起，将创新视为浪漫主义诗人由外在追求向内在转化的动力，由此关照诗人的内在世界，在这些方面布鲁姆显然超越了弗莱与艾布拉姆斯”[1]，“他看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本质与诗人的灵魂相关”[2]。毫无疑问的是，布鲁姆的浪漫主义批评理论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讨论主体的内在化。在第三章诗的误读理论中，作者讨论了布魯姆的“影响的焦虑”理论与其背后的卡巴拉神秘主义。在布鲁姆眼中，前辈诗人以其伟大的创作对后辈诗人形成重压之势，“太阳底下再无新事”的恐惧笼罩着每位后辈诗人，这就是所谓“影响的焦虑”[3]。后来者面对前辈诗人及其作品是很容易被其影响和束缚，只有最大限度的激活诗人内在的力量才能激发出诗人身上那唯我独尊的神性，使创造性想象不断涌流才能为战胜前辈诗人提供条件。在对《卡巴拉与批评》的解读中，作者指出布鲁姆把宗教当做一种文本来研究，把卡巴拉神秘主义作为其误读理论背景。在对布鲁姆误读理论的评价中作者指出，“在布鲁姆的误读理论中他将诗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诗歌的历史就是影响的历史，而影响就是诗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概括”[4]，“诗的影响关系就是后来者与前驱作者之间的修正关系”[5]。这就更加突出了诗人在创作中的决定性作用。如果说浪漫主义批评理论和误读理论都是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谈诗人的内在性力量，那么第四章宗教批评就是从一种超越的层面来谈及个体内在性的力量。通过对诺斯替主义的深入研究，作者指出，诺斯替主义思想的核心就是通过个人的灵性回归实现与最高存在的完美结合，最终实现拯救，拯救就成为了一种纯粹的人的内在行为。综上作者认为以个人性、内在性为核心的诺斯替主义本身符合了布鲁姆文学理论中的人文诉求：“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6]在对布鲁姆的文学理论和宗教研究的分析过程中作者发现，这二者最终指向的都是人本身，人的拯救不能依靠外在力量只能依靠自身，即人的拯救只与人的内在精神相关。在本书的第五章经典批评与捍卫中，作者分析了布鲁姆经典观的构成。在高度评价布鲁姆的莎士比亚批评的同时，作者还指出这一观点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是布鲁姆反对对莎士比亚进行终极性意义的发掘，这就影响了莎士比亚作品解读的整体性;其二是布鲁姆持有的“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的观点使莎士比亚超脱了文学领域，成为了一个终极存在，这就使得布鲁姆神化了、绝对化了莎士比亚。其三是布鲁姆对于主体心理的过于强调，使得莎士比亚所创造的人性成为了一种纯粹的、虚幻的存在。”[7]通过对布鲁姆的经典观进行研究，作者发现文学经典就是布鲁姆的宗教，因为在布鲁姆那里，文学经典与宗教经典具有同质性——二者都对人的精神和人性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学经典就是神且只与人的内在性增长有关，其作用就是使得个体进行自我观照、更好的认识自身。有鉴于此，作者指出文学经典是对人之内在性的终极关怀。

二、布鲁姆[内在性诗学]背景

在本书的第六章，作者总结了三位理论家对布鲁姆诗学形成的影响，分别是约翰逊、爱默生与弗洛伊德。作者认为约翰逊是布鲁姆的批评先驱，他对布鲁姆的影响主要在约翰逊对于批评主体的强调与莎士比亚研究。在约翰逊看来，莎士比亚创造了丰富的人性，这使其成为了英国经典的核心，这就为之后布鲁姆对莎士比亚的定位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其次是被作者认为是布鲁姆的美国“根”得爱默生。作为美国超验主义创立者的爱默生，不仅仅以其个人化的宗教观影响了布鲁姆的宗教观，还以其“自立”说影响了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理论。爱默生带给布鲁姆的是主体力量的重要性，即只有扩展主体的力量，一切外在之物——包括强者施加给我们的影响，才可能消失于无形，才能够克服影响的焦虑。由此作者才指出爱默生是布鲁姆宗教观与文学理论的先驱。最后是被作者认为对布鲁姆既有影响又遭其抵制的弗洛伊德。作者认为布鲁姆最富创造性的“影响的焦虑”理论的核心是“焦虑”，这是布鲁姆对弗洛伊德的一种修正式继承。主要体现在布鲁姆借助弗洛伊德的“现实性焦虑”理论将心理学中的“防御”等概念与诗人的竞比关系结合到了一起，在布鲁姆眼中的“防御”是诗人内在精神力的强力体现。这就为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最终指向人的精力、魄力、意志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约翰逊、爱默生与弗洛伊德三位先驱的理论最终落脚点都是人的精神力量而非外在环境，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布鲁姆的文学理论如此关注人的内在本质与强力意志。

三、布鲁姆诗学的品格

在第八章，作者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为布鲁姆诗学总结了三个关键词，分别是：自主、创新、文学。在作者眼中，这三个关键词分别对应了布鲁姆诗学中其本人的精神向度、情趣意志与生命坚守。布鲁姆希望通过对文学与批评自主性的强调，进而强调人的自主价值。关于布鲁姆诗学的创新品格，作者指出在布鲁姆那里，“自主与创新是一体的两面，创新必须以自主为前提，否则就是去了创新的力量之源，而自主必然引起创新，但是文学批评不应该为了创新而创新”[8]。以作者的观点来看，强调批评必须从主体的自主精神出发，锐意创新的布鲁姆的批评伦理本身就带有极强的当下性，是布鲁姆对当下美国批评者大多随波逐流成为欧陆批评的拥护者的批判。将文学突出为布鲁姆诗学的品格之一，是对布鲁姆诗学最根本性的揭示。文学在这里不是作为一种学科的概念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布鲁姆将文学与生命的结合，强调文学的个体性特质，其实就是对文学内在精神的关怀，就是对人内在精神的关怀。在布鲁姆那里，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丰富心灵的产物，当读者阅读这些作品时就是与作品中人物与作者的心灵对话的过程，也是读者逐步回归自我的过程。这就是文学对人的精神关怀之所在。

四、布鲁姆诗学批判

在终章，作者回答了三个问题。一、布鲁姆的诗学究竟是属于文学还是哲学？在作者心目中，布鲁姆通过其文学批评表达了一种哲学诉求。审美居于布鲁姆文学批评中的核心地位，这里的审美指向人的内在精神，指向人的精神世界，布鲁姆在强调文学审美属性的同时又附加了对人的内在心灵的重视，在信仰崩塌、人生虚无的大背景下重新强调了人的精神力量，以此来指向人之内在精神的哲学式诉求。在作者看来，这是独属于布鲁姆的文学哲学。二、文学还是文化？尽管文化研究者常常把布鲁姆视为攻击的对象，布鲁姆也对文化批评学派进行批评，但是二者其实是站在不同擂台上的对手。布鲁姆所强调的审美批评永远是直指文学的审美属性，并站在个体的角度，更加突出批评者的个人色彩与个性化特征。而文化研究则是站在群体的立场上，代表的是某一群体的利益与价值，其更看重的是批评者的身份与立场。从这一点来看，双方无法做到真正的交锋。三、现代还是传统？结合当下西方文论向后现代转型的大背景，布鲁姆在作者眼中其实是一位既重视传统——人的主体地位，又抵抗传统所带来的影响——创新性理论的自成一派的理论家，只有既接受传统，又锐意创新的文学理论才在当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本书的结语部分，针对当下文学被边缘化，知识分子处境堪忧的现实，作者提出了“内在性强力”是知识分子的“神性”之源这一解题策略。作者指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淡漠，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质疑以至否定”[9]，这一切使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失去了其自我思考的能力。面对这样的精神处境，退归内在世界就成为了不二法门。人们需要一种超越性的内在丰盈来坚守自己的价值。在作者看来，布鲁姆坚持审美之于文学的核心地位的另一个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宗教性、非哲学性、非科学性的中间地带来帮助人们重新寻回人的内在属灵性。正是因为布鲁姆本人具有这份内在性强力，他才没有对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随波逐流，反而在不断地修正与创新，这也是其诗学具有独特魅力的根本保证。由此作者相信，拥有强大的内在精神世界是自主与创新的前提，是知识分子的“神性”之源。

本书所讨论的布鲁姆诗学的内在性不仅仅囊括了作者这些年对布鲁姆诗学的深入研究成果，更是对当下——一个理想主义失败、批评理性瓦解的反智时代的批评与反思，并向我们提供了“回归内在世界”这一策略，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与温暖的现实关怀。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可以感受到在作者的文字背后对哈罗德·布鲁姆这位伟大批评家的崇敬之情。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作者在抒写布鲁姆的诗学策略与布鲁姆的诗学品格这两个章节时，存在用词重复的现象，以至于在阅读的过程中容易对章节中心思想的理解造成干扰。在笔者看来，布鲁姆诗学的精英主义、保守主义、修正主义等立场也可以作为其诗学的特点来进行阐释，归入布鲁姆的诗学品格这一章来。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在阅读完本书后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只有拥有强大的内在世界，才能重新认识自我，激发出创新的活力。对于作者来说，只有具备强大的精神世界，才在与前辈作家的竞争中克服前辈作家的影响，迸发出极具个性的原创性，使自己的作品跻身经典的行列;对于阅读者来说，我们的阅读活动与实用、物质回报无关，是纯粹心灵的活动。只有摈弃外物对自身的影响才能更好地与作家、角色、自我进行对话从而获得内在自我的成长，使内心世界更加豐盈。只有拥有强大的内在世界，才能够实现自我救赎。布鲁姆曾指出诺斯替主义产生的晚期希腊化背景与当下现实之间有高度的相似性，人们原有的价值体系崩塌，人们仿佛孤独地存在在一个冰冷黑暗的世界里。人们只有通过内在精神的修炼，不断倾听自我的内心世界才能够发现人的内在神性，达到自我救赎。只有拥有强大的内在世界，才能使人们充满勇气，在面对现实的困难时不被其压垮。

注釋：

[1]高永：《哈罗德·布鲁姆“内在性诗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88页。

[2]高永：《哈罗德·布鲁姆“内在性诗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88页。

[3]高永：《哈罗德·布鲁姆“内在性诗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93页。

[4]高永：《哈罗德·布鲁姆“内在性诗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16页。

[5]高永：《哈罗德·布鲁姆“内在性诗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17页。

[6][美]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7]高永：《哈罗德·布鲁姆“内在性诗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91-192页。

[8]高永：《哈罗德·布鲁姆“内在性诗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26页。

[9]高永：《哈罗德·布鲁姆“内在性诗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91页。

参考文献：

[1]高永：哈罗德·布鲁姆“内在性诗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