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西

摘 要：社会动员是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必要手段，但并不是所有社会动员都能有效应对公共危机，成功的社会动员需要一些基础性前提条件和特殊机制。通过对新冠肺炎防控的案例分析可知，成功的社会动员需要以国家的动员能力、社会成员的承压能力和高度的社会整合为基础，同时还需要建立一套良性的运行机制，包括适时调整组织结构、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扎实推进社会合作和积极开展情绪引导。对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成功的社会动员应当在启动和结束之间收放自如。

关键词：新冠肺炎;公共危机治理;社会动员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20）05-0043-08

一、问题的提出

毫无疑问，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经历过无数次危机状态，面对这些危机，我们尽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每一次都能够成功将其战胜，并从中汲取教训和智慧，推动文明的进步。2020年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挑战，同时也使社会各界反思：疫情之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公共组织、治理方式应该做出哪些改变，以有效应对现代社会的风险氛围，并尽最大可能防止风险的失控？

社会动员是应对公共危机的必要手段。一般而言，社会进入危机状态之后，国家必须尽快转变角色，从常规治理模式中脱身出来，进入一种紧急动员的状态，唯有如此，才能在较短时间内缓解危机的破坏力，带领社会各界度过危机。同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更需要通过社会动员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由于交通工具的改进、社会分工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各个群体、各个部门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p.276）。这种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带来了社会活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大幅跃升，另一方面也极大增加了危机治理的困难。对于新冠肺炎这样的疫情，如果是在社会成员自给自足、交往范围较小、社会流动性不强的传统社会，国家很容易将其控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而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高速流动，给疫情防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据统计，仅2020年1月21日当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就达1192.5万人次[2]。高密度的人员流动造成了新冠疫情的快速传播，这种情况如不采用社会动员的方式予以应对，将很难得到有效控制。除此之外，疫情还从卫生健康领域溢出，传导至教育、经济、社会心理等各个领域，造成正常教学活动中断、工厂停工、工人暂时性失业、社会恐慌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危机。这就更加迫切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力量对广大群众、各个部门进行统一组织，以有效应对疫情，防止社会系统的崩溃。

从现阶段国际社会对新冠肺炎的反应来看，各国几乎无一例外都采取了一定的社会动员措施，这进一步证明了社会动员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应看到，各国虽然采取了大体相似的社会动员措施，但其效果却大相径庭：总体而言，以中国、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东亚社会，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危机之后，基本控制了疫情;而在美国、意大利、巴西、印度等国家，其社会动员效果却并不是十分令人满意。以美国为例，该国于2020年3月13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随后采取了一系列社会动员举措，包括调用海军医院船、搭建临时野战医院、调集医务人员、宣布居家管制令、引导苹果等企业转产医疗物资等，但是这些措施在美国显然没有产生类似于东亚社会那样好的效果。

世界各国同样都开展了社会动员，为什么其动员效果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差呢？这一问题促使我们思考社会动员背后的社会基础和运行机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动员都能达到有效应对公共危机的目的，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成功的社会动员必须具备一些独特的前提条件和机制，找到这些条件和机制，也就找到了社会动员何以成功的密码。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学界对社会动员的功能、特点、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在社会动员的功能方面，相关研究普遍认为，社会动员有助于提高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效能。例如，郝晓宁、薄涛认为，面对重大公共危机和挑战，一个国家能够有效应对挑战、摆脱危机，不仅仅取决于该国的经济状况、资源状况和人口素质，同时还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完备的社会动员机制[3]。龙太江也认为，社会动员与危机治理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在危机状态下，政府只有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才能集聚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避免社会恐慌，至于由此造成的“个人权利”的短暂受限，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选择的结果[4]。在社会动员的特点方面，相关研究认为，同常规治理相比，动员式治理存在一些明显不同的特征。对于这些特征，张骞文将其概括为擅变性、目的性、适度性和参与性四个方面[5]。周雪光则从中国运动式治理的实践出发总结出社会动员的三个特征：第一，社会动员过程往往会暂时叫停传统的科层制运作模式;第二，社会动员常常采用大张旗鼓、全面动员的形式;第三，整个动员过程往往伴随着严厉的惩罚，以贯彻中央意志[6]。在社会动员的具体方式方面，相关研究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动员的组织方式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龙太江以社会动员的主导力量为视角，将动员方式划分为自上而下的“对社会动员”和自下而上的“由社会动员”两种类型[7];郑永廷则从社会动员的手段出发，将动员方式划分为媒体动员、竞争动员和参与动员等类型[8]。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围绕社会动员展开了十分丰富的探讨，但这些探讨往往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前提假设之上，即“社会动员能够有效解决社会治理中的某一特定难题”。但事实上，该假设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动员并不必然解决问题，其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一系列特定的条件和机制。这些条件和机制是什么？这正是本研究致力于回答的问题。

二、社会动员成功的基础性条件

美国学者戴维·E·阿普特认为：“动员体系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的、强调行动迫切性的意识形态，并实施直接的计划和对社会急剧的再分层。动员社会的氛围是危机性的、进攻性的。常态或消极甚至被认为是危险的。” [9]（p.268）每当这种动员体系开始启动，社会就会不可避免地进入一种紧张、兴奋的状态，巨量的人力和物力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投入到同一件事情之中，数量众多的组织部门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进来，民众的日常生活被迫发生重大改变，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抱怨、恐惧、无助的社会情绪。由此可见，社会动员体系一旦开启，社会中就会产生无比巨大的能量，这无疑会带来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如果这种能量在社会的可承受范围之内，那么，它就会在国家意志的指引下，超越危机、解决问题;如果这种能量超出了社会的可承受范围，那么，它就很可能摆脱国家的控制，转化成一股巨大的破坏性力量，甚至可能造成整个社会系统的崩溃。这里，社会各个系统对社会动员的適应性和承受力就是社会动员成功的基础性条件。

（一）国家的动员能力

所谓国家的动员能力，主要指执政党和政府整合各方面力量和资源，以实现既定社会动员目标的基本能力。在重大公共危机中，国家是社会动员的主导力量，应对危机的重大决策由国家做出，各方面人员、物资主要由国家组织协调，这时候，一旦国家的动员能力不足，就会导致一系列极为严重的后果。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的那样，“社会的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结果，必然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 [10]（p.4）。可以说，国家的动员能力是将社会动员维持在可控范围内、防止社会动员失败的最为基础的条件。

首先，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国家必须具有快速决策的能力。一般而言，许多重大公共危机都是在严重缺乏相关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爆发，并在短期内对社会造成破坏性影响，面对这种情况，国家的组织系统如果仍然采取按部就班的模式进行决策，就很可能贻误宝贵的应对机会，造成危机的蔓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美两国社会动员的最显著差异之一就是国家的反应速度。2020年1月18日，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肯定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1月22日，中国政府就果断做出武汉“封城”的决定，前后仅用了5天时间。相比较而言，美国出现疫情之后，迟迟没有采取有效应对措施，英国BBC以每百万人中出现一例新冠死亡病例为节点，对比各国实施封锁所用天数，结果显示，美国用了整整45天时间，美国联邦政府的迟缓决策浪费了宝贵的“抗疫”时间，最终导致了该国新冠肺炎的大流行[11]。

其次，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国家必须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当做出应对危机的决策之后，国家对该决策的执行力就变得十分重要，这种执行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和政府的组织能力。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公认的具有超强组织能力的执政党，据《2018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461万个基层党组织，其中，8561个城市街道、31610个乡镇、102555个社区（居委会）、545189个行政村建立了党组织，覆盖率均超过99%。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已经触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这就使它拥有了强大的组织能力，党和政府的决策能够通过严密的组织系统迅速传导至基层，变成基层扎扎实实的工作。可以说中国“抗疫”成功的一个关键密码就是党和政府的组织能力。

再次，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国家必须具有雄厚的财力。国家的动员能力离不开雄厚的财力，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如果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撑，再强大的组织也难免会落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为有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各级政府投入了巨大的财政经费，截至2020年3月13日，全国各级财政投入疫情防控资金高达1169亿元[12]，这样的经费投入离不开近年来国家财力的增长。据统计，2019年中国全年财政收入达19万亿元，同时，国家还掌握着近210万亿元的国有资产（2018年数据）[13]。巨量的可支配财富使中国政府在应对国内外各种危机中游刃有余。

最后，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国家必须具有持续的学习能力。所谓持续的学习能力，就是国家从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不断提升治理水平的能力。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它从一开始就吸取了抗击“非典”期间积累的经验教训，包括中医尽早进入疫情防治、复制“小汤山医院”模式、加强科普宣传、增加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透明度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举措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相比较而言，美国联邦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过程中的学习能力表现欠佳，甚至一些很好的制度设计也会受到两党轮换的影响而难以维持其连续性。美国学者Michael Lewis认为，如果特朗普执政之后继续维持奥巴马政府时期建立起来的一系列风险防控机制，那么，新冠疫情很可能不会给美国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想象另一个世界，我们有一个不同类型的总统，他没有砍掉2亿美元的预测项目，这个项目试图预测严重的病毒会在哪里出现，我们可以做什么来采取早期的行动来对付它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个项目真的在一开始就确定了冠状病毒，那么这场大流行就不会发生了”[14]。

（二）社会成员的承压能力

面对重大公共危机，国家启动社会动员之后，其产生的巨大压力必将传导至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这就考验着社会成员的承压能力。如果公众的承压能力较强，也就意味着他们能够承受公共危机和社会动员所带来的损失，并同国家一道抵抗危机、超越危机;反之，如果公众的承压能力较弱，那么，他们很可能同国家的社会动员措施逆向而行，对国家的社会动员措施造成阻碍和破坏。

一方面，重大公共危机中的社会动员考验着社会成员在经济上的承压能力。经济暂停和自我隔离是应对新冠疫情的重要举措，该举措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大量社会成员将不得不度过一段相当长的没有收入的时期。对于中国人来说，长期以来养成的储蓄传统使其比较容易抵抗上述压力，绝大多数中国人在权衡新冠肺炎危险和个人经济承受力的基础上，选择服从国家动员，暂时放弃谋生手段，自觉居家隔离，这对中国短期内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消费主义传统，使其社会成员不够重视储蓄。据皮尤研究中心统计，美国有近77%的中低收入者没有足够维持三个月生计的应急基金[15]。在此情况下，众多美国民众必然反对国家对经济和社交的管制，国家的社会动员因此困难重重。

另一方面，重大公共危机中的社会动员考验着社会成员在心理上的承压能力。面对社会动员中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不同社会中社会成员的心理感受也不尽相同。总体来看，中国文化中有着强烈的纪律意识，公众在纪律和自由之间往往倾向于选择服从纪律，因此，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国家的强制措施始终处于公众的心理承受范围之内，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同和配合。相比较而言，西方社会有着较为强烈的自由主义传统，公众在纪律和自由之间往往更倾向于维护个人自由，国家的强制性措施超出了一些人的心理承受范围，他们认为这些措施侵犯了个人的自由权利，因此采取了不配合的行动策略。从现有的新闻报道可以看出，美国、意大利、法国等西方社会中不遵守国家规定、不配戴口罩、不保持社交距離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社会整合程度

社会整合既是一种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状态。从社会状态的视角来看，描述社会整合的指标主要包括团结、忠诚、适应、认同、合作等，高度整合的社会面对危机时往往能够在民间组织起一股强大的力量，对抗危机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从社会过程的视角来看，社会要想达到上述高度整合的状态，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这与社会动员短期内发起的特征极为不同。在常规化生活之中，社会整合的作用并不明显，而一旦社会进入紧急动员的状态，它就会变成社会动员的重要根基，没有长期积累的社会整合根基，就不会有短期内社会动员的成功。

首先，高度整合的社会中存在发达的社会互助系统。该系统能够创造出一种守望相助的文化氛围，在它的支持下，社会成员能够在社会危机和社会动员的状态中“减少孤独、反常状态，提高自尊，增进健康，增强健康资源和选择”[16]。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民间社会的社会互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疫情期间，全国400万名城乡社区工作人员在志愿者配合下，对65万个城乡社区进行了深入走访，他们宣讲防疫知识、开展心理疏导、帮助接收快递、代购生活必需物品，全面保障了公众的生活需求[17]。除此之外，这种社会互助还广泛地存在于邻里、亲友等微观社会网络之中。正是因为社会中存在一张紧密的社会互助网络，中国人才能度过疫情期间最为艰难的日子，成功夺取了抗击疫情的胜利。相比较而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却缺乏这种发达的民间互助系统。一份关于美国老年人的调查表明，“所有独居老人中，18%的人在有需要时没有亲戚可以帮助他们度过几天时间，28%的人无法找到为他们提供持续几个星期帮助的人”[18]（p.56）。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执行社交管制，独居老人也就失去了同社会的联系，难以独自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以“社交禁令”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动员措施，显然难以有效实施。

其次，高度整合的社会中存在发达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社会动员的重要主体之一，有了社会组织的支持，社会动员的一系列措施便能够更为顺畅地落实。中国经过多年的社会建设，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据我国《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1.7万个，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团体）12.9万个，群众性自治组织60.5万个。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以“韩红基金会”“马云公益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表现出极高的效率，为抗疫成功提供了必要支持，此外还有大量社區社会组织充实了社区防疫的一线力量，对社区防控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除此之外，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还涌现出了一批社会自组织。比如，武汉快递小哥汪勇自发组建起一支志愿者车队，在疫情期间义务接送医护人员7000余次，为保障医疗系统的高强度运转做出了一定贡献。可以说，经过多年的培育，中国的社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积极而又重要的作用。

最后，高度整合的社会拥有极强的社会向心力。这种社会向心力主要表现为执政党和政府对社会成员的号召力以及社会成员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社会表现出极强的社会向心力，“公众基于社会责任感和对政府的信任感，积极投入到对疫情的全民抗击之中。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人民战争局面。紧紧依靠人民，是中国抗击疫情的重要经验”[17]。相比较而言，许多西方国家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却缺乏这种社会向心力。一项统计调查发现，截至5月19日，只有42%的美国成年人对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反应感到满意，许多人对政府的社会动员举措感到不满，甚至包括德克萨斯州、明尼苏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几个州还出现了反对封锁的集会和抗议活动[19]。由此可见，社会向心力的差距也是造成中西方“抗疫”效果呈现重大反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社会动员的有效运行机制

从前文分析可知，国家的动员能力、社会成员的承压能力和社会整合程度是中国社会动员之所以成功的三个基础性条件，这三个条件中，缺乏任何一个条件都会造成社会动员的失败。然而，仅仅具有上述三种基础性条件还是不够的，国家在具体的社会动员过程中还需要采取一系列可行的策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动员的有效运行机制。

（一）组织协调机制：发挥“领导小组”的制度优势

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过程中及时调整组织结构是十分必要的，它能够使国家进一步集中权力，减少传统科层制中繁冗、拖沓的组织流程，提高社会动员的效率，助力国家意志的实现。为应对新冠疫情，中国政府及时调整组织结构：在中央层面，建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担任组长，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中央向疫情严重的湖北省派出指导组，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担任组长;在地方层面，全国各地也都成立了由党政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这种以“领导小组”为特征的组织结构，使国家有能力统一调配各方面资源、协调各个不同机构部门，保障了社会动员的有序展开。据统计，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中央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统筹32个政府机构，协调防疫、经济和民生三者关系，调集全国各类资源支援重灾区”[17]，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相比较而言，美国联邦政府在统一领导全国疫情防控上则略显不足。自美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来，该国的抗疫行动始终处于各州政府分散领导状态，联邦政府对各州政府缺乏统一领导和干预导致各州政策不统一、全国抗疫效果不显著。美国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该国民众普遍希望联邦政府领导全国的冠状病毒应对工作，而不是充当各州的后备力量，“公众似乎相信，在如此严重的健康危机中，随着病毒无法在州或国际边界停止传播，死亡人数不断上升，需要一个更统一、更积极的国家采取应对措施”[20]。

（二）共识生产机制：社会力量的进一步凝聚

面对重大公共危机，国家在决定了社会动员的组织方式和基本方向之后，还需要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响应，使社会各界的力量团结在执政党和政府的周围，形成对抗危机的强大社会共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类社会动员措施得到有效执行。反之，国家的社会动员举措如果没有社会共识的支撑，就会导致“冲突性社会运动”，使国家“在试图改变社会结构、更改通行的基本政策或打破群体之间权力平衡的过程中，遭到有组织反对”[21]。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美两国的“抗疫”效果之所以出现明显反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产生在社会共识的生产环节。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利用主流媒体和自身公信力积极生产社会共识，取得了极为明显的效果，中央的抗疫决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支持。而在美国社会，虽然联邦政府也在极力生产社会共识，但其效果却并不明显。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甚至在对当前局势的判断上还存在深刻分歧：5月份的民调数据显示，45%的共和党人认为疫情防控“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 ，20%的共和党人并不认为冠状病毒是或曾经是美国的一个主要问题;但大多数民主党人（70%）和一半的无党派人士却表示“最糟糕的时刻还没有到来”[22]。社会共识的缺乏使美国社会很难形成统一的应对新冠肺炎的行动，国家社会动员的积极效果因此而大为降低。

（三）社会合作机制：多元社会主体的力量整合

应对重大公共危机，除需要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系统和营造一种团结的局面之外，还应当在此基础上推动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企业、专家等多元社会主体优势互补、默契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团结的局面进一步升华为高效率的合作。在上述多元社会主体的合作关系中，尤以政治精英和科技精英的合作最为重要，这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高度依赖于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专家系统，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23]（p.24）。如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危机时忽略专家意见，很可能导致盲目的社会动员，社会动员力度再大，也很难产生显著的效果。正是由于认识到专家意见对疫情防控的重要性，中国在组建疫情防控中央指导组时就开始有意识地将专家吸纳进来。事实上，中国的许多重大防疫决策都是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做出来的。比如，建立方舱医院的建议最初来自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武汉封城的建议最初来自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这些专家意见使中国的社会动员有了科学的指导，保障了中国社会动员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情绪引导机制：排除负面情绪的干扰

重大公共危机会对涉事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会造成强烈的威胁，同时，面对这种威胁，社会成员又难以仅凭个人力量与之抗衡，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公共危机给社会成员带来的负面心理感受。一般而言，在重大公共危机中，社会成员难免会存在焦虑、紧张、恐慌、无助的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引导，就可能滋生抱怨、谣言、迷信等一系列问题，不仅影响社会动员的士气，而且阻碍社会动员措施的有效实施。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民间为防控疫情曾出现“点香烛、烧火纸、放鞭炮、挂菖蒲（或艾草）、供祭品”[24]等迷信现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防控措施的普及和落实。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吸取历次危机治理的经验教训，利用主流媒体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社会情绪引导工作。一是增强官方权威信息的透明性和及时性。据统计，自2020年1月20日以来，中国上百个部委官微和2.6萬多个各级政府官微已发布超过55万条疫情相关微博，阅读量超过115亿[25]。大量权威信息的及时发布有效遏止了谣言，增强了社会成员战胜疫情的信心。二是积极传播正能量。比如，国家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对火神山医院建设状况进行实时直播，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积极响应，使广大民众体会到了抗击疫情的中国力量，极大地提振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三是普及防疫知识。相关数据显示，疫情期间，公众对各类疫情防控科普关注度达72%，对此类信息的转发率达63%[25]。可以说，这些科普知识对引导群众科学理性抗击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小结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之后，世界各国无一例外都采取了一定的社会动员措施，但其动员效果却大相径庭。本文通过对社会动员基础和社会动员机制的分析，揭示了成功的社会动员所必须的条件。总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社会动员成效显著，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和赞扬，“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采取的坚决有力的防控措施，展现的出色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为世界防疫树立了典范”[26]。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动员一旦启动，往往会对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就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社会动员而言，这些影响主要包括限制了社会成员的行动自由、减少了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打破了社会成员的平静生活、增加了社会成员的失业风险等。鉴于上述一系列负面影响，社会动员并不适用于常规环境下的社会治理。换句话说，它只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为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难题和重大危机而使用的一种非常规治理手段，当社会度过危机、恢复平静的时候，许多社会动员措施也就完成了它们的使命。因此，对于一个有着强大社会治理能力的国家来讲，应该能够在启动和结束社会动员之间游刃有余、顺畅转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那样，“该管起来就能够迅速地管起来，该放开又能够有序地放开，收放自如，进退裕如，这是一种能力”[27]。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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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习近平：收放自如 这是国家治理水平的表现[EB/OL].http：//news.cnr.cn/native/gd/20200401/t20200401_525038295.shtml，2020-04-01.

[责任编辑：贾双跃]

Abstract： Social mobilization is a necessary means of major public crisis governance， but not all social mobilization can effectively deal with public crisis. Successful social mobilization needs some basic preconditions. According to the case study of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e find that the successful social mobilization should be based the national mobilization ability， social members bearing capacity and the height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It also need to set up a benign operation mechanism， including timely adjustment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 extensive social consensus， solid social cooperation， and activel emotional guidance. To modernize the countrys governance capacity， a successful social mobilization should transform smoothly between starting and ending.

Key words： COVID-19， public crisis governance， social mobi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