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晔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2016年7月，河北省三河市黄土庄乡老辛庄村发现了两座古墓葬，其中M1为带墓道的砖室墓，M2为没有墓道的砖圹墓。两墓相距仅1.7米，出土随葬品的种类、形制相近，应属同一时期。由于未发现墓志等纪年材料，简报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定墓葬年代为金代中晚期[1]。

笔者以为，老辛庄墓葬的形制较为简单，时代特点并不鲜明，虽然出土的年代最晚的铜钱为“大定通宝”，但其仅能说明墓葬年代不会早于“大定通宝”始铸的大定十八年（1178），无法据此直接确定墓葬年代为金代。墓葬年代的判定，还需要对出土器物作更全面的分析。老辛庄墓葬出土随葬品的种类较为丰富，以瓷器、陶器、铜器为主，还有少量银器、骨器、木器、玉器等，其中瓷器和陶器的数量最多，年代特征也较为突出，故本文主要从这两方面展开讨论。

一、瓷器分析

老辛庄墓葬共出土瓷器11件，有碗、瓶、罐等，其中M2仅出土1件青釉莲瓣纹碗，其余均出自M1。从瓷器造型和纹饰来看，属于常见的龙泉窑、景德镇窑和磁州窑产品，类似器物在墓葬、窖藏、窑址中多有发现，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大致确定老辛庄墓葬的年代。

白地褐花碗，即简报中的A型瓷碗，出土1件，编号M1∶2，敞口，圆唇，弧腹，圈足（图一，1）。内壁施满釉，外壁施釉不到底，釉色白中泛黄。内壁绘两周环线，内底点缀图案，均为褐彩。这类内壁用墨线绘出双圈，并在圈内墨书文字或绘抽象图案的瓷碗或瓷盘，在元代磁州窑窑址中较为常见，如观台窑Y8∶9（图一，2）[2]、临水窑H5∶15（图一，3）[3]等。在河北、北京等地的元代遗址、墓葬中也极为常见，如河北霸州元代码头 84BC∶186（图一，4）[4]、涿州元代壁画墓M1∶19（图一，5）[5]，北京平谷河北村元墓M2∶4（图一，6）[6]等。

青釉莲瓣纹碗，即简报中的B型瓷碗，出土2件，编号 M1∶6、M2∶1，造型相同，敞口，弧腹，圈足，外壁刻莲瓣纹（图二，1）。通体施青釉，圈足露胎处呈朱红色，足底脐心。此类瓷碗在龙泉窑窑址中有所发现，如龙泉大窑乙区南宋后期Y2②∶22（图二，2）[7]。墓葬出土数量较多，除简报中提到的浙江丽水南宋德祐元年（1275）叶梦登妻潘氏墓（图二，3）[8]外，还见于浙江海宁南宋咸淳七年（1271）朱伯康墓[7]64—65、衢州南宋咸淳十年（1274）史绳祖夫妇墓（图二，4）[9]等。此外，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一号窖藏也出土了6件龙泉窑敞口弧腹莲瓣纹碗（图二，5），但莲瓣较大，分布较为疏阔[10]。从纪年材料看，莲瓣纹碗主要流行于南宋末年，尤其集中在13世纪70年代，此时老辛庄所在区域早已被蒙古占领，属于元朝统治范围，故老辛庄墓葬出土的这2件瓷碗的年代应属元代而非金代。

图一 白地褐花碗对比

印花斗笠碗，即简报中的C型Ⅰ式碗，出土2件，编号M1∶8、M1∶17，形制基本相同，敞口，斜直壁，假圈足，平底，内壁中间模印双凤纹，外饰一周雷纹（图三，1）。简报介绍其通体施“青釉”，但未发表器物照片，从其造型来看，应是典型的景德镇窑青白瓷，在湖田窑等窑址中较为常见[11]。斗笠碗（盏）在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但与老辛庄出土瓷碗造型相同且模印图案风格类似者主要见于南宋中晚期，如湖北武汉南宋嘉定六年（1213）任晞靖墓出土的2件影青双凤纹斗笠碗（图三，2）[12]，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一号窖藏91SJJ∶334（图三，3）[10]等。

图二 青釉莲瓣纹碗对比

酱釉双系罐，出土1件，编号M1∶15，直口方唇，矮直领，溜肩，鼓腹下收，圈足外撇，肩部堆贴扁叶形系（图四，1）。内壁施满釉，唇部无釉，外壁施半釉，露胎处呈浅褐色。此类瓷罐在元墓中出土较多，如河北三河高楼元墓 M5∶6（图四，2）[13]、三河张白塔元墓74SZM1∶4（图四，3）[14]、徐水西黑山墓地M10∶12（图四，4）[15]、霸州任水村元墓 M3∶3（图四，5）[16]，以及山东济宁泰定元年（1324）张楷墓M1∶3（图四，6）[17]等。在观台窑址第四期前段Y8火②发现过类似的黑釉双耳罐（图四，7）[2]，故 笔 者 推测，河北地区出土的这类瓷器可能属磁州窑产品。

鸡腿瓶，出土2件，编号M1∶19、M1∶29，小口，平唇，束颈，溜肩，长弧腹，肩部以下饰弦纹，小平底（图五，1）。类似的鸡腿瓶在元代墓葬中多有发现，如北京皇庆二年（1313）铁可墓M1东∶1（图五，2）[18]、石景山区刘娘府元墓M1∶1[19]（图五，3），河北徐水西黑山墓M9∶1（图五，4）[15]等。

综上可知，老辛庄墓葬出土瓷器主要为磁州窑、龙泉窑及景德镇窑产品。瓷器年代虽略有先后，但主要集中在公元1270年以后，最晚可到元代晚期，故笔者认为，墓中出土瓷器年代应为元代。

图三 印花斗笠碗对比

图四 酱釉双系罐对比

二、陶器分析

图五 鸡腿瓶对比

老辛庄M1、M2均出土了一组陶明器，造型、组合及数量几乎完全相同，包括短颈罐5件、提梁罐2件、盆2件以及五鋬釜、高柄灯盏、杯、盏、钵各1件（图六，1）。

类似的陶明器组合在邻近廊坊的北京地区元代墓葬中十分常见。实际上，辽金时期北京地区就已经流行在墓葬中随葬成组的陶明器，如龙泉务辽墓出土了成组的执壶、罐、盆、釜、鏊子、钵、剪刀等[20]。到了元代，北京地区墓葬中仍然有较为固定的陶明器组合，但与辽金时期相比，器物种类产生了一些变化，包括罐、带鋬釜、提梁罐、盆、杯、灯等，见于张弘纲墓[18]、铁可墓（图六，2）[18]、刘娘府元墓（图六，3）[19]、豆各庄元墓（图六，4）[21]等。其中，盆、罐、带鋬釜等延续了辽金时期的陶器类型，同时出现了高柄灯、提梁罐、杯等新器型，执壶、剪刀、鏊子等基本消失不见。从陶器造型及组合看，老辛庄墓葬与北京地区元墓出土者较为接近，故陶器的年代应为元代。

图六 陶明器组合对比

三、余 论

由前文分析可知，虽然老辛庄两座墓葬出土的印花斗笠碗等部分随葬品年代相对较早，但大部分器物的年代集中在元代，故两座墓葬应为元墓而非金墓。

目前，河北北部地区元代墓葬发现较多，主要集中于廊坊地区，如上文提到的三河高楼元墓[13]、张白塔元墓[14]等，与邻近的北京地区的元墓在墓葬形制、葬俗及随葬品的种类、组合方面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从墓葬形制来看，老辛庄M1为方形砖室墓，此形制在北京地区的元墓中较为常见，如密云元代壁画墓[22]、石景山区射击场M68[23]等，均在墓室北侧设棺床。老辛庄M2为不带墓道的砖圹墓，建造方法是先挖一竖穴，再用砖砌出四壁，待墓主入葬后用砖叠涩收顶，墓葬形制简单，规模也较小，墓主采用火葬。类似形制在北京地区元墓中也有发现，如海淀区大有庄村M16、崇文区琉璃井M20[24]等，均为火葬墓。

从出土器物来看，老辛庄两座墓葬的随葬品以瓷器和陶器为主，瓷器包括磁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产品，陶器则为成套的小型明器组合。谢明良曾对北方部分元墓出土陶器进行过区域性观察，并指出，在北京地区的元墓中，除成组的小型陶明器之外，亦常出土北方磁州窑系、钧窑系瓷器以及南方景德镇窑的青白瓷和龙泉窑的青瓷[25]。据笔者观察，廊坊地区发现的元墓与北京地区具有较强的一致性，随葬瓷器也是以磁州窑和钧窑产品为主，但以往较少发现龙泉窑青瓷与景德镇窑青白瓷，也没有发现过陶明器组合。老辛庄两座元墓出土的陶瓷器中，除未发现钧窑瓷器外，其余均和北京地区元墓随葬陶瓷器的情况相同。

总体来看，老辛庄元代墓葬的形制并非是廊坊地区之前发现较多的圆形砖室墓，而是北京地区较为常见的方形砖室墓和小型砖圹墓；墓中出土以往廊坊元墓中少见但北京地区元墓中常见的景德镇窑、龙泉窑瓷器以及陶明器组合，这不仅填补了河北北部地区元代墓葬资料的空白，还进一步说明河北地区北部与北京地区确实有共同的丧葬习俗，可以归入同一个墓葬文化区域。

图七 仿古铜器组合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老辛庄两座墓葬中各出土了一组仿古青铜器，包括1件铜炉和2件铜壶（图七，1、2），而类似的器物组合在邻近地区的元代墓葬中有较多发现，且材质多样。如廊坊市安次县大伍龙村发现的两座元墓中[26]，M1出土了泥质黑陶的一炉二瓶（图七，3），M2出土了2件铜瓶（贯耳壶）和1件鎏金铁炉（图七，4）[27]。北京宣武区先农坛元代M3出土有影青瓷质的一炉二瓶[24]。一炉二瓶的器物组合在宋元时期较为常见，《元史·祭祀志五》中有“其牲齐器皿之数……陶器三，瓶二、香炉一”[28]的祭祀礼制规定，表明在元代的祭器使用中，“三供”模式已经相当普遍。袁泉曾对新安沉船出水的仿古炉瓶的类型和组合进行探讨，并对宋元时期炉瓶组合的用途与性质进行了深入研究，她指出，宋元时期墓中发现的这种器物组合应与供祭有关，即文献和考古发现中常提到的“香花供养”[29]。从器物组合和形制来看，老辛庄墓葬出土的一炉二壶与廊坊大伍龙村元墓及北京先农坛元代M3出土的一炉二瓶相近，可能也是供祭之器，其中铜壶应是用于插花的花瓶。老辛庄墓葬一炉二瓶铜器组合的出土，有助于我们廓清元代仿古铜器的特征和性质，对研究元代仿古青铜器具有重要意义。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山西大学郝军军副教授的指导，谨此致谢！

[1]廊坊市文物管理处.河北三河老辛庄金代砖室墓清理简报[J].文物春秋，2017（6）.

[2]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观台磁州窑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70.

[3]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临水北朝至元代瓷窑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15（8）.

[4]苑晓光，陈卓然.霸州元代码头遗址[J].文物春秋，2003（3）.

[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涿州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J].文物，2004（3）.

[6]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平谷河北村元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2（7）.

[7]浙江省轻工业厅.龙泉青瓷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8]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纪年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9]衢州市文管会.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J].考古，1983（11）.

[10]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遂宁市博物馆.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1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民窑博物馆.景德镇湖田窑址：1988—1999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2]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卓刀泉两座南宋墓葬的清理[J].考古，1964（5）.

[13]廊坊市文物管理处，三河市文物管理所.河北三河高楼元代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春秋，2015（5）.

[1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大学历史系，三河县文物保管所.河北三河县辽金元时代墓葬出土遗物[J].考古，1993（12）.

[15]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河北省文物局.徐水西黑山金元时期墓地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6]廊坊市文物管理处.霸州市任水村元代墓群清理简报[J].文物春秋，2015（3）.

[17]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发现两座元代墓葬[J].考古，1994（9）.

[1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元铁可父子墓和张弘纲墓[J].考古学报，1986（1）.

[1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石景山区刘娘府元墓发掘简报[J].考古，2014（9）.

[20]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龙泉务辽金墓葬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地区发现两座元代墓葬[C]//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北京：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2：219—223.

[22]张先得，袁进京.北京市密云县元代壁画墓[J].文物，1984（6）.

[2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北京射击场工程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奥运场馆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474—674.

[24]黄秀纯，雷少雨.北京地区发现的元代墓葬[C]//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219—248.

[25]谢明良.北方部分地区元墓出土陶器的区域性观察：从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陶器谈起[C]//谢明良.中国陶瓷史论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26]廊坊市文物管理所，安次县文物管理所.廊坊市安次县大伍龙村元代墓清理简报[C]//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3.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80—290.

[27]张兆祥.廊坊文物[M].北京：开明出版社，2001：106，108—109.

[28]宋濂.元史：卷七十六：祭祀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6：1893.

[29]袁泉.新安沉船出水仿古器物讨论：以炉瓶之事为中心[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