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雪

（吉林大学 考古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玉皇庙文化是一支以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东周时期墓地为代表的冀北地区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考古学文化。该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容器、兵器、工具、马具、装饰品等，其中马具虽非该文化的典型器物，但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以衔、镳为代表的驭马器是马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的驯化和马车的使用中起着重要作用。

梳理前人的研究可以发现，驭马器一直被学界所关注，如翟德芳对北方地区出土的衔、镳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和期段划分[1]；埃玛·邦克注意到延庆墓地随葬品中有特别的三角形马衔和动物形马镳，表现出该墓地可能与南西伯利亚古代文化有一定联系[2]；邵会秋对北方先秦时期金属马衔的来源及流布等问题做了详细探讨[3]；洪猛以玉皇庙文化遗存为研究对象，尝试探讨了玉皇庙墓地出土衔、镳的历时性变化[4]；石嫦静对北方先秦时期马镳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甘子堡、玉皇庙等墓地出土的兽首弓形镳应当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同类马镳的延续，并探讨了衔、镳的连结方式以及与周邻地区出土马镳的关系[5]。

由此可见，目前已有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对特定区域出土马具的研究，其中玉皇庙文化仅是众多研究对象中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对玉皇庙文化的器物研究也大多集中于具有分期性质的陶器和青铜兵器等，而对衔、镳等驭马器却少有问津。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具有明确出土地点的衔、镳为研究对象，就玉皇庙文化衔、镳的发现与分布、形制与用法、文化因素的构成以及透过衔、镳所反映出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玉皇庙文化衔、镳的分型

目前，共发现玉皇庙文化的马衔55件，马镳56件，分别出土于北京市延庆区军都山西梁垙[6]、龙庆峡[7]、玉皇庙及小西坡[8]，河北宣化泥河子村[9]、怀来北辛堡[10]和甘子堡[11]、涿鹿孙家沟[12]、滦平梨树沟门[13，14]和虎什哈炮台山[15]、丰宁五道沟门[16]、迁西大黑汀[17]（下文涉及上述各地点时不再另行注释）等12个地点。这些地点均分布于今北京市和河北省北部地区，集中在隆化—涿鹿一线，呈较狭长的东北—西南走向。

检视玉皇庙文化发现的衔、镳材料可以发现，马衔均为金属质地的两节直杆式，中间以环扣连；马镳分为金属和骨质两类。其中金属马镳具有强烈的自身风格，绝大部分采用动物造型作为首尾两端的装饰，镳身呈弓形，个别为无鼻穿的直棍式；骨质马镳数量少且保存状况不佳，从残存的镳身仅能识别出有柱状和弯角状两种。现将已发现的玉皇庙文化衔、镳作以下分型。

（一）马衔 共55件，均为铜质。可根据两端环孔的数量分为三型。

A型 23件，两端为单环孔。依环孔形状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 17件，环孔近梯形（图一，1—6）。其中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和龙庆峡墓地分别出土8件和2件，河北怀来甘子堡墓地出土7件。

Ab型 6件，环孔近圆形（图一，7—10）。其中河北滦平梨树沟门和炮台山墓地分别出土2件和1件，迁西大黑汀墓地出土2件，怀来北辛堡墓地出土1件。

B型 15件，两端为连环孔，环孔平面呈“凸”字形（图二）。其中北京延庆军都山西梁垙、玉皇庙和小西坡墓地分别出土了4件、3件和1件；河北怀来甘子堡墓地出土6件，滦平炮台山墓地出土1件。

C型 17件，两端为双环孔，环孔平面呈“吕”字形。依最外侧环孔差异可分为两个亚型。

Ca型 8件，最外侧环孔较扁小（图三，1—4）。其中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墓地出土2件；河北怀来甘子堡和北辛堡墓地分别出土4件和1件，宣化泥河子村墓地出土1件。

Cb型 9件，最外侧环孔较大，近梯形（图三，5—9）。其中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墓地出土5件；河北怀来甘子堡墓地出土2件，滦平梨树沟门2件。

（二）马镳，共56件，分为金属质和骨质两类。

图一 A型马衔

图二 B型马衔

1.金属马镳 共44件，均为铜质。可根据镳身形状和鼻穿数量分为两型。

A型 43件，弓形，有2个纵向椭圆形鼻穿。以动物为母体形象装饰镳身，有虎、豹、马、蛇、鸟等。可根据中部是否有圆形穿孔分为两个亚型。

Aa型 9件。中部有一圆形穿孔。其中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墓地出土3件；河北怀来甘子堡和北辛堡墓地分别出土3件和1件，滦平炮台山墓地出土2件（图四）。

Ab型 34件。中部无圆形穿孔（图五，1—11）。其中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墓地出土16件；河北怀来甘子堡墓地出土16件，涿鹿孙家沟墓地和丰宁五道沟门墓地各出土1件。

B型 1件，直棍式，无鼻穿（图五，12）。发现于北京延庆军都山龙庆峡墓地。

2.骨质马镳 12件。形制基本相同，均呈体微曲的兽角形，侧面有两个穿孔（图六）。其中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墓地发现6件，均残损；河北怀来北辛堡墓地和滦平炮台山墓地分别发现2件和4件。

图三 C型马衔

二、玉皇庙文化衔、镳的分区

从玉皇庙文化各遗址出土衔、镳数量来看，以北京延庆军都山各遗址出土最多，总计出土马衔25件和马镳26件，分别约占总数的45.45%和46.43%，其中西梁垙墓地出土马衔4件，龙庆峡墓地出土马衔2件和马镳1件，玉皇庙墓地出土马衔18件和马镳25件，小西坡墓地仅出土马衔1件。其次为河北怀来县，出土马衔21件和马镳22件，分别约占总数的38.18%和39.29%。其他地点出土数量较少，占比较小，也较为分散（表一，图七）。

图四 Aa型金属镳

图五 Ab型和B型金属镳

杨建华在研究玉皇庙文化时将其分成东、西两区来分别讨论[18]，本文亦在此分区的基础上探讨衔、镳的出土情况。其中东区包括河北丰宁五道沟门、滦平梨树沟门及虎什哈炮台山、迁西大黑汀等墓地，西区包括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西梁垙、龙庆峡、小西坡，河北宣化泥河子村、怀来甘子堡和北辛堡、涿鹿孙家沟等墓地。

（一）马衔

1.东区

图六 骨镳

东区发现的马衔数量较少，主要流行Ab型，B型和Cb型仅在河北滦平分别发现1件和2件。东区的文化遗存中具有较强的中原文化因素，出土的马衔也具有中原地区马衔的形制特点，即环孔近圆形。Ab型马衔与中原地区的河南、山西同期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极为相似。如河南浚县辛村M5∶106[19]（图八，1）、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2011∶83-1[20]（图八，2）以及洛阳中州路M115∶48a、M2415∶12-1[21]（图八，3、4），山西太原金胜村M251∶296-1[22]（图八，5）和临猗程村M1072∶45[23]（图八，6）等。

2.西区

西区马衔发现数量较多，流行Aa型、B型和C型。Aa型马衔在欧亚草原的前斯基泰文化和塔加尔文化遗址中都能找到同类器物（图八，7、8），B型马衔在亚欧草原图瓦地区阿尔然王陵可以找到类似器物（图八，9），C型马衔与欧亚草原东端外贝加尔地区发现的同类器物（图八，10）极为相似[24]。山西长治李裕村东周时期青铜遗址中出土马衔（图八，11）与B型马衔属同类器物，只是李裕村所出在年代上稍晚，应也是源于北方的形制[25]。根据靳枫毅的分析结果，从B型到C型存在着连续演变发展关系，即B型马衔的流行时间比C型要稍早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使用的马衔从联通式双环孔马衔逐渐变为平面“吕”字形的封闭式双环孔马衔[26]。

表一 玉皇庙文化衔、镳数量统计表

（二）马镳

马镳在东西区的出土情况与马衔相似，也是西区多、东区少：西区除北京延庆军都山西梁垙、小西坡和河北宣化泥河子村墓地外，其余墓地均发现有马镳，共计49件；东区的马镳仅发现于河北滦平炮台山和丰宁五道沟门墓地，且数量有限，分别为6件和1件。

以动物为母体形象的的A型马衔在东、西两区均有发现，尤其是Ab型集中出土于西区的玉皇庙和甘子堡两墓地，且数量较多，各16件；B型仅发现于西区的北京延庆军都山龙庆峡墓地，仅1件。

骨质马镳在东、西两区均有发现。其中玉皇庙墓地发现的6件均残损，无法分辨形制。河北怀来北辛堡和滦平炮台山战国中期墓地出土的双孔弯曲兽角形骨镳，与春秋晚期在中原地区出现并一直流行至战国时期的圆形或椭圆形孔有机质马镳极为相似[18]，如山西临猗程村M1072∶35、M1001∶117∶3（图八，12、13）[23]。

图七 各地衔、镳占比（%）

图八 玉皇庙文化周边地区衔、镳

综上，通过与周边地区同类器物的形制对比可知：马衔方面，东区出土者与中原地区出土者比较相似，西区出土者与中国北方及亚欧草原出土者更相近；马镳方面，金属马镳更多地受到中国北方及亚欧草原地区的影响，而骨质马镳则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多。这可能与玉皇庙文化所跨地域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西区多山又紧邻内蒙古中南部，东区多平原且位置更偏东方，导致了玉皇庙文化的马衔和马镳具有亚欧草原和中原地区两种文化因素的特征，而不同的地理环境，也使得玉皇庙文化的东西两区在生业模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三、相关问题探讨

（一）衔、镳的配置

成套马具的发现是玉皇庙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根据以往研究，在一般标准下，每匹马应配一衔两镳[27]，如在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M18和M156均发现了铜衔2件、铜镳4件，不仅符合衔镳配置的一般标准，也伴出节约和其他中原式车马器，由此可进一步推测这些墓葬的车马配置为两匹马驾一辆车[28]。但也有衔、镳数量不相匹配的情况。一种为镳的总数大于衔，常出现在骨镳与金属衔、镳共出的墓葬中，如河北怀来北辛堡M1同时出土了2件铜衔、1件铜镳和1件骨镳；河北滦平炮台山M6同时出土了2件铜衔、2件铜镳和4件骨镳。有些墓地甚至还出现有镳无衔的情况，如河北涿鹿孙家沟和丰宁五道沟门墓地，均只发现了1件铜镳而未发现马衔。另一种情况为衔多镳少，在北京延庆军都山龙庆峡M36出土了2件衔和1件镳，甚至在北京延庆军都山西梁垙、小西坡，河北宣化泥河子村、滦平梨树沟门、迁西大黑汀墓地还发现有衔无镳的情况。除了与墓地破坏严重有关，我们也可推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金属比较珍贵，驭马器普遍使用的仍是造价低廉、制作简便的材质，如皮条衔和骨质镳，但因这些有机材料不易保存，使得衔、镳在实际出土数量上与标准情况下的衔、镳配比不相符合。

（二）衔、镳的使用方式

玉皇庙文化的金属衔、镳在形制变化上并不复杂，根据马镳镳身圆形穿孔的有无可推测至少有两种连接方式：①Aa型镳的两个鼻穿中间的环状穿孔较大，无法直接穿入衔外侧的孔环，需要辅以绳索等捆绑类工具；②Ab型镳可直接穿入衔的外侧孔环中，两个鼻穿之间的空档与衔的外侧孔环直接接触，无需其他捆绑工具辅助。

（三）衔、镳与殉马现象

玉皇庙文化的衔、镳多出土于有殉马的墓葬中。经统计，玉皇庙文化共有近30座较完整的墓葬发现殉马（因扰乱严重，河北怀来甘子堡墓地墓葬数量及殉马数量不详）。其中，西区的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墓地有17座，占该墓地殉牲墓葬总数的6.7%，西梁垙和龙庆峡墓地各有2座，分别占所在墓地殉牲墓葬总数的14.3%和50%；河北怀来北辛堡墓地的2座墓葬均发现有殉马现象，涿鹿孙家沟墓葬中也发现了马的骨骼。东区的河北滦平梨树沟门墓地有2座墓葬发现殉马，占该墓地殉牲墓葬总数的28.6%，其中仅M6填土中就发现马头6个；滦平炮台山墓地仅M20中殉有一马，占该墓地殉牲墓葬总数的20%；丰宁五道沟门墓地的2座殉牲墓中也都发现有马的头骨、肢骨和蹄。

在上述殉马墓葬中，西区明确同时出土衔或镳的墓葬共有14座，约占殉马墓葬总数的一半。其中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墓地有9座，西梁垙墓地1座，龙庆峡墓地和河北怀来北辛堡墓地各有2座，均占所在墓地殉马墓葬数量的半数以上。玉皇庙墓地发现了多达120件马骨骼，其中多以马的头骨、肢骨等代表完整马匹，如M2殉有马头2个，马腿骨2根，同时发现了铜衔4件、铜镳6件、节约2件以及铜泡数枚。西梁垙M25发现马腿骨12根，应是出自3个马个体，并出土了铜衔4件和铜泡9枚。龙庆峡墓地出土的马牲分层摆放，墓葬中也有衔、镳、泡、环等马具伴出，其中M36出土了马的下颌骨2件，并发现了铜衔2件、节约2枚和铜泡若干。在北辛堡的2座墓葬中，马的头骨和四肢骨堆放一起，代表整具马匹，并共出衔、镳、节约、环等马具，此外，还出土了车棚架管、盖弓帽、杆首饰、軎、铃等车器，与殉马分层置于墓葬的填土之中。甘子堡墓地地表到处可见被村民挖出的包括马在内的殉牲动物骨骼，数量和出土单位不详，据村民回忆，追回的19件衔和19件镳集中发现于5座墓葬中。孙家沟墓地因被完全破坏，仅能识别出殉马2具，出土铜镳1件。东区的河北滦平梨树沟门墓地因扰乱严重，大部分遗物是从村民手中征集而得，包括4件铜衔，但2座殉马墓葬均未发现衔、镳遗物；滦平炮台山墓地的金属衔、镳和骨镳则出土于无殉马墓葬的M6中；丰宁五道沟门墓地出土马头、前肢骨、蹄各2个，代表随葬了两匹马，并出土了1件马镳。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玉皇庙文化东、西两区的衔、镳出土情况和殉马情况存在一些差异。西区的衔、镳和殉马发现多且集中，衔、镳多成套出土，而在同属军都山墓地的葫芦沟墓地并未发现殉马，也未曾有衔、镳等车马器的出土[6]，说明西区衔、镳的出土与殉马现象可能是密切相关的。东区则与之不同，衔、镳和殉马发现少且分散，而且出现了衔、镳出土数量与殉马数量不对等的情况，究其原因可能有三。首先，可能与东区墓葬保存状况不佳有关。其次，可能与上文所述衔、镳出土数量与原配置数量不同的原因相似，即当时普遍使用低廉、简便的皮条等有机质马衔。其三，也可能与两区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因素有关，即：西区地处山地，又紧邻蒙古高原，游牧经济占较大比重，故殉牲中的马和随葬马具的情况较为常见，东区地处平原，与中原地区文化人群交流较多，游牧经济比重较小，故殉马和马具的数量不及西区。

除了殉马之外，在玉皇庙文化的墓地还多见用于殉葬的牛、羊、狗，这种大规模的殉牲习俗必然是以大量剩余牲畜为支撑，结合各类殉牲的数量可知，当时的畜群结构是以狗、羊、牛居多，马次之，猪最少，说明其畜牧业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29]。尤其是殉马在大中型墓葬中出现，表明此时马匹的驯养已经极为成熟和普遍，马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殉马墓葬在殉牲墓葬中所占比例可知马的身价、地位明显高于另一种大型牲畜牛和其他三种小型牲畜羊、狗、猪，殉马的数量反映了墓主生前的地位和财富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拥有殉马的墓葬均为级别较高的大中型墓葬，除玉皇庙M2外，其余墓主均为男性，说明当时的社会结构可能是以男性为核心，且存在性别分工。玉皇庙文化以殉马为代表的殉牲习俗归根到底还是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和阶级分化在埋葬制度上的一种反映和标志[30]。

四、结 语

玉皇庙文化作为冀北地区东周时期的一支重要考古学文化，自其被发现之时就备受关注。笔者通过对该文化出土衔、镳的再次探讨，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玉皇庙文化的衔、镳集中出土于怀来—延庆盆地一带，以金属衔、镳为主，少量骨质马镳，同时也应存在有机质马衔的情况。

2.玉皇庙文化内部可划分为东、西两区，西区出土衔、镳类型和数量均较东区丰富。衔、镳在形制上与中原和欧亚草原等地的文化关系密切，尤其是以动物形象装饰镳两端的现象，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骨镳则极具东周时期中原地区马具的特色。

3.根据衔、镳的形制和出土数量，可推测二者在使用时的不同组合方式和车马配比情况。再结合殉马及其他车马器的出土情况可知，西区衔、镳的使用与殉马现象的出现可能是密切相关的。但同时，两区均出现衔、镳数量与配比不同的情况，有可能是墓葬保存不佳、有机质衔镳不易保存或所处地理环境不同等因素所导致。

4.由殉马以及其他殉牲的情况可知，玉皇庙文化的畜牧业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马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能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玉皇庙文化以殉马为代表的殉牲习俗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阶级分化程度。

[1]翟德芳.北方地区出土之马衔和马镳略论[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3）.

[2]埃玛·邦克.延庆山戎文物初探[C]//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北京：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2.

[3]邵会秋.先秦时期北方地区金属马衔研究[C]//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4]洪猛.玉皇庙文化初步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4.

[5]石嫦静.中国北方地区先秦时期马镳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8.

[6]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葫芦沟与西梁垙[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7]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延庆龙庆峡别墅工程中发现的春秋时期墓葬[C]//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北京：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4：32—45.

[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9]张学武，陶宗冶.河北张家口市泥河子村出土一批青铜器[J].文物，1983（7）.

[10]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J].考古，1966（5）.

[11]贺勇，刘建中.河北怀来甘子堡发现的春秋墓群[J].文物春秋，1993（2）.

[12]涿鹿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北省涿鹿县发现春秋晚期墓葬[J].华夏考古，1998（4）.

[13]承德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滦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墓群清理发掘简报[J].文物春秋，1994（2）.

[14]滦平县博物馆.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山戎墓地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5（5）.

[1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承德地区文化局，滦平县文物管理所.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山戎墓地的发现[M]//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资料丛刊：7.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67—74.

[16]张汉英.丰宁五道沟门山戎文化墓葬[J].文物春秋，1999（增刊）.

[17]唐山市文物管理所.河北迁西县大黑汀战国墓出土铜器[J].文物，1992（5）.

[18]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文化带的形成[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19]郭宝钧.浚县辛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田野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十号：上村岭虢国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2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2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晋国赵卿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局，等.临猗程村墓地[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

[24]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J].考古学报，2002（4）.

[25]李夏廷.浑源彝器研究[J].文物，1992（10）.

[26]靳枫毅.军都山玉皇庙墓地的特征及其族属问题[C]//宿白.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27]吴晓筠.商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青铜车马器型式研究[C]//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28]田立坤.辽西地区先秦时期马具与马车[J].考古，2017（10）.

[29]马强.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经济形态的转变及原因：基于宁夏考古材料分析[J].华夏考古，2018（3）.

[30]靳枫毅.军都山玉皇庙墓地殉牲制度研究[C]//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六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16—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