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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冀北山地的分布及其西南边界*

2020-09-27

文物春秋 2020年4期
关键词:燕山遗存下层

洪 猛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段一支发达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具有重要历史地位。该文化分布范围广阔,以努鲁尔虎山两翼的赤峰、朝阳一带为核心区,北逾西拉木伦河,南至渤海之滨,东抵医巫闾山。目前学界对夏家店下层文化核心区的遗存已有很深的研究,但关于其西南边界却一直存在争议,致使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南区域的文化面貌模糊不清,成为制约深入了解该文化的薄弱环节。

把握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南边界的关键在于对燕山南麓同期遗存文化性质的理解。在以往的研究中,一种意见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域囊括了南逾拒马河的燕山以南广大地区[1,2],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不宜包括燕山南麓以鼓腹鬲系统为代表的夏商时期遗存[3,4]。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和相关研究的推进,第二种认识愈显其优势。从此认识出发,一些学者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南边界为燕山山脉或滦河流域[5,6]。所论合理。但是,燕山山脉或滦河流域属于较广阔的地理单元,文化边界是否有相对更细化的界限,区域内有关遗存特征怎样,不同小区文化面貌是否一致等均值得进一步思索。此外,学界对有关遗存性质的认识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如平泉半截沟遗址,发掘简讯认为是一处典型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地点[7],也有研究将其归入大坨头文化[8]。可见,目前学界对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西南边界及有关文化面貌的认识不甚清晰,这也反映出冀北山地早期青铜文化研究的不足。毋庸讳言,本区域有关的系统田野工作较为缺乏,但多年来通过调查等也已积累起一些零散资料。本文通过系统梳理这些资料,尝试分析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冀北山地的分布状况,并进一步探讨该文化的西南边界,以期对深入揭示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情况以及冀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面貌等有所裨益。

根据地理分布和遗存特点,冀北山地一带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关遗存由东北向西南可分为西辽河水系、滦河水系、潮白河水系三个区域。

一、西辽河水系山区

本区位于冀东北七老图山一带,所见遗存集中于承德平泉市东北部,部分位于围场县东北侧。需要说明的是,平泉市东北端有一部分区域在水系上属于大凌河流域,但地理范围有限,所见遗存少,故一并纳入西辽河水系山区分析。地点有平泉市半截沟[7]、烧锅营子、雹神庙、喇嘛洞、顶子城[9,10]、沟门子、化营子[11],围场县大素汰、殷家店、高家营[12]346等。

上述地点中仅有半截沟遗址进行过正式发掘,出土陶器多为灰陶,夹砂和泥质兼有,纹饰以绳纹和绳纹加划纹居多,器型有尊形鬲、甗、罐形鼎、尊、盆、罐、瓮、钵、豆、三足盘等。石器分为打制、磨制、细石器三类,以磨制数量最多,器型有斧、锛、凿、有肩石铲、三角形断面石刀等。骨器有针、锥、铲、镞、卜骨等。居址遗迹有石墙址、石圆圈和房址等。石墙址为自然石块垒砌,顺地势而建,主要用于防御和拦坡筑坝。石圆圈直径1~2米,直接建于地面或在圆坑内壁垒砌而成。房址皆为圆形,直径3~5米,分地面式和半地穴式两种。此外,半截沟遗址曾发现5座东西向土坑竖穴墓,年代较晚,皆为仰身直肢葬式,人骨多不完整。其他地点多采集有夹砂灰褐陶、泥质灰褐陶、泥质灰陶的绳纹残片,可辨器型有鬲、罐、盆、甗、鼎等。石器有穿孔刀、锄、铲等(图一)。建筑遗存多见石块垒砌的围墙残基址,仅平泉东北部40公里范围内就发现大量石围墙和石城聚落遗址,有的地方为独立存在的土筑或石筑围墙,有的地方则是由数个小城址聚合形成密集的城址群[9]。

本区陶器、石器、骨器的形制特点与组合方式以及聚落特征,基本上与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相同,三者在地理上又属于同一水系,当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滦河水系山区

图一 冀北山地西辽河水系山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器物

本区位于冀北地区腹地及燕山山脉东段,所见遗存沿滦河自西北向东南分布,以北侧支流沿线最为集中。地点有隆化县河南营、北塔梁、少府北、超沟梁[12]360—362,滦平县北白旗、药王庙梁[12]307、后台子[13],承德市双桥区双峰寺[14],承德县伊犁庙[11]、狼崽沟[15]、白河口[16]、西山、老西营、水泉梁、小坝台、阎家沟、南沟门、大王山、北山(包括上板城北山遗址和大杖子北山遗址)、后城子、化子沟、沟门阳坡、北梁[17,18]、吴家台子、下河口[19],平泉市佟杖子[20]、烧锅地、二大王山、南岭[21],宽城县黄石查、四道河[12]303、青龙河东[22]、蛤子汀、下烧锅、七道河[12]389,兴隆县大河南、下台[12]318等。

本区域内遗址点数量较多,承德县、平泉市一带尤为密集。以往围绕武烈河、瀑河、青龙河等流域的考古调查动辄就发现多处同文化地点,但鲜有遗址做过发掘,基本为调查所获,资料甚为零散。多见夹砂灰褐陶、泥质灰褐陶、泥质灰陶的绳纹残片,还有少量磨光陶和一定数量的彩绘陶器,器型主要有鬲、甗、鼎、罐、盆、瓮、钵、杯等。陶鬲多为实足,以尊形鬲最富特色,另有弧腹鬲、折肩鬲等。陶甗分有腰隔甗、无腰隔甗等形制,腰部外侧多饰一周宽泥条。石器大多为磨制,加工精细,有斧、铲、刀、磨棒等。石刀横截面多为三角形。石斧有柱状、扁平状、穿孔长条状等形制。大型打制石器也占有一定比例,还有少量的细石器。发现用猪肩胛骨制成的卜骨,钻有圆孔,未见烧灼痕迹(图二)。居址遗迹见灰坑、房址等。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本区石墙基址遗存的分布较西辽河水系山区稀疏。

本区在承德县下河口和滦平县西山两处地点发现墓葬。下河口墓葬为东西向土坑竖穴墓,随葬石斧、骨珠等。西山墓葬地处燕山北麓滦河支流兴洲河流域,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墓葬1座,东西向土坑竖穴形制,葬具为一椁一棺,葬式不清,简讯推断其头向朝东。椁内出土折肩鬲、折肩罐、簋形豆、尊等陶器和玉羊、金臂钏、水晶管、绿松石镶嵌饰件等,其中鬲、罐、尊器表均施彩绘[23,24]。简讯认为该墓葬为燕山以北首次发现的大坨头文化墓葬,对于全面认识该文化的性质意义重大。

图二 冀北山地滦河水系山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器物

西山墓葬的发现对于缺乏夏商时期墓葬资料的冀北山地考古极具价值,简讯的认识亦甚为敏锐,具有合理性。该墓无论是折肩鬲、折肩罐、簋形豆的陶器组合,还是金臂钏的装饰风格,抑或东西向的墓葬形制,都表明其与燕山南麓同期遗存尤其是大坨头文化的密切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墓也表现出与夏家店下层文化较强的关联性。首先,该墓陶器普遍施彩绘,像鬲等器类的大部分器表皆有。彩绘是夏家店下层文化随葬陶器的重要特征,而大坨头文化的彩绘陶器较少,且有可能是受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其次,该墓随葬绿松石饰件和玉羊形饰。大坨头文化墓葬鲜见此类葬俗,而夏家店下层文化仅大甸子墓地就有85座墓葬随葬绿松石珠,40多座墓葬出土玉器,且存在较多的动物造型[25]。此外,从该墓出土陶器的图片看,折肩罐腹部饰竖绳纹而非大坨头文化同类器流行的弦断绳纹,折肩鬲的造型则很有可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筒形鬲(尊形鬲)的一种地方变体[26]。尤为关键的是,西山墓地附近区域存在较多夏家店下层文化居址,尚未见大坨头文化地点。因此,综合分析现在掌握的资料,本文暂将西山墓葬归入夏家店下层文化,但其形成无疑受到了燕山南麓同期文化尤其是大坨头文化的强烈影响,将其解释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效仿大坨头文化的葬俗和器物组合,或是大坨头人渗透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均合乎逻辑。此发现对于认识滦河水系山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葬特点、大坨头文化的北向影响以及其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等均具有较大价值。

本区遗存在器物形制与组合、居址和墓葬特点等方面,均表现出与西辽河水系山区夏家店下层文化较强的相似性,但又存在诸如石构居址遗存相对较少,折肩鬲在陶器群中地位突出,偏南地带的墓葬遗存明显受到燕山南麓青铜文化影响等有别于西辽河水系山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特点。本区域内遗址众多,同时地理位置处于西辽河水系山区和潮白河水系山区之间,大致最能够代表冀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地方特征。

三、潮白河水系山区

本区位于燕山山脉中西段,所见遗存主要沿潮白河上游干、支流分布。地点有承德市丰宁县庙后梁、东梁、北马圈子[27],张家口市赤城县东寨沟、道德沟、下虎、向阳[12]216等。

本区域内系统考古工作相对匮乏,所获资料有限且较为零散。《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中标注了较多同文化地点,如丰宁境内有神树梁、窑台等近40处[12]324—326,赤城境内有瓦房沟等 30 余处[12]216—219,惜均未有详细资料,具体情况不明。有关地点多见夹砂灰褐陶、泥质灰褐陶、泥质灰陶的绳纹残片,个别见泥质磨光黑陶、夹砂红褐陶的陶片,可辨器型有鬲、罐、盆、甗、豆等,赤城雕鹗镇一带还采集到一些完整的尊形鬲[28]。石器以磨制居多,有斧、铲、锛、镰、刀等,还有少量的细石器和打制石器。遗迹见灰坑和房址,北马圈子发现大面积用片石垒砌的围墙。

本区完整墓葬遗存较少,以凤凰山墓葬最具参考价值[29]。墓葬位于密云水库中心岛凤凰山下,地处燕山南麓潮河、白河交汇处,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南偏西,仰身直肢葬式,未见葬具。共随葬8件陶器,置于墓室南端死者头部附近,除1件为夹砂褐陶外,其余均为素面磨光黑衣陶。器型以尊形鬲最多,另有直口鼓腹鬲、折腹尊、高领假圈足罐、粗柄豆等(图三)。纹饰仅见一种较细绳纹,多饰于鬲足和折腹尊下腹部。

有研究将凤凰山墓葬归入大坨头文化[8],从陶器和葬俗看,此论值得商榷。一方面,正如报道指出的那样,该墓陶器与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所出同类器物不仅形制接近,组合关系也基本相同,无疑反映出浓郁而纯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该墓与邻近区域的刘家河M2[30]、庆功台M1[31]等大坨头文化代表性墓葬相比,随葬陶器大不相同,后两墓皆随葬折肩罐、折腹尊等,且折肩罐腹部普遍饰大坨头文化流行的弦断绳纹。凤凰山墓葬南偏西的墓向亦与后两墓的东西向迥然有别。此外,凤凰山地点较上述两墓位置偏北,与滦河水系山区见有石墙基址的兴隆大河南遗址等大致处于同一纬度,相距亦不远。综上讨论,凤凰山墓葬应归入夏家店下层文化,属于该文化较为偏南的地点。该墓的发现不仅有助于了解潮白河水系山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葬俗特点,对于判断该文化的分布边界亦甚有意义。

图三 凤凰山墓葬出土陶器

本区考古材料较少,尚难系统总结。器物和遗迹特点总体与滦河水系山区遗存差别不大,但尊形鬲似乎在陶器群中更为突出,所见鼎不多。凤凰山墓葬较特殊,墓向和器物组合与冀北山地夏家店下层文化差异甚大,更接近该文化核心区葬俗,很可能系边地人群恪守固有文化传统的生动反映。

四、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冀北山地的分布及其西南边界

上文分区域对有关遗存进行了系统梳理,大致了解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冀北山地的分布情况,据此可进一步把握该文化的西南边界。

综合前文可知,冀北山地一带已发现大量夏家店下层文化零散资料。陶器以夹砂灰褐陶、泥质灰褐陶、泥质灰陶为主,多饰绳纹,有一定数量的磨光黑陶和彩绘陶器。可辨器型多鬲、甗、罐、盆、钵,另有尊、鼎、瓮、杯、盘、豆等,以尊形鬲最富特色,折肩鬲也较为突出。石器多为磨制,有一定比例的大型打制石器和细石器,穿孔长方体石斧、柱状石斧、横剖面呈三角形的石刀较有特点。骨器多锥、针等小件器物,另有少量卜骨。居址遗存中石块垒砌而成的围墙较引人瞩目,但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差异。墓葬方向不固定,多东西向土坑竖穴墓,随葬器物组合个性较强。值得注意的是,多个地点发现有石板墓(石棺墓)迹象,但限于资料信息,其准确的文化归属尚待确认。总体来看,冀北山地夏家店下层文化面貌既显示出与辽西地区同一文化的内在关联,亦反映了与燕山南麓早期青铜文化的密切联系。

根据地理单元和遗存特点,冀北山地夏家店下层文化可分为西辽河水系山区、滦河水系山区和潮白河水系山区,三个区域的遗存丰富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内涵,使得该文化的地理分布和区域结构更为复杂。不同区域间有一定文化差异,目前来看在石砌居址遗存数量方面表现得相对突出,受大坨头文化等外来因素影响的程度也呈现出不同,如滦河水系山区与大坨头文化的联系较为紧密等。整体观察,西辽河水系山区遗存近同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有关发现,共同构成夏家店下层文化西辽河流域(含凌河流域)内容;滦河水系山区和潮白河水系山区遗存主要分布于滦河、潮白河流域的燕山北麓山地,燕山南麓北部边缘也有小范围分布,与燕山南麓同期遗存更为相似,具有较强的过渡性。上述两组区域遗存实际上可能代表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两个地方类型,据主要分布环境可分别称之为“辽西型”和“燕山型”。需要指出的是,邹衡先生曾在《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一文中提出了“辽西型”和“燕山型”的划分方法[2],与之相比,本文所指这两个类型的内涵有所不同,“辽西型”分布范围较小且更为明确,“燕山型”则与以往分布区域大不相同,新指冀北山地滦河水系山区与潮白河水系山区有关遗存。

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山型”的重新界定和提出,对于深入认识冀北山地早期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区域分布及其西南边界均有一定意义。首先,这一类型占据冀北燕山山地大部,使得广布于滦河、潮白河水系山区的大量零散遗存有了明确的文化归属。其次,燕山型代表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西南部的文化面貌,位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核心区与燕山南麓早期青铜文化之间,处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向南传播和接受南来文化因素的前哨,现有材料中多见折肩鬲、流行东西向墓葬等已表现出某种特殊性和复杂性。再者,材料显示燕山型西界约在大马群山邻近,南界大部分位于燕山南缘与河北平原的临界线,这一界线即是目前本文所识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南边界基准,整条界线大致位于今崇礼—兴隆—山海关连线一带附近。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所谓文化边界只是当下针对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南分布所作的整体性推测,实际的边界应该是动态的,但依据目前零散的材料还难以对不同时期的边界变化进行深入分析。

上述边界推定使得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西南向分布有了相对明确的认识。作为一支强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鞭及之处显然不会止于所谓边界,有线索表明西南系该文化的主要扩张方向。夏至早商时期,不论紧邻燕山型南界的洋河水系、潮白河与蓟运河水系、滦河下游水系,还是稍远的拒马河水系、壶流河与桑干河水系,都见有大量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32,33],甚至连白洋淀东南的同期遗存[34]也明显受其影响,以至于以往许多研究将有关遗存均纳入该文化。毫无疑问,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燕山南麓广大地区早期青铜文化演进的重要推力之一。不过,边界两侧的文化作用往往是相互的,由上文可知燕山型折肩罐、簋形豆,甚至东西墓向的葬俗等可能就是受到了大坨头文化的影响。除凤凰山墓葬等凸显了文化的纯洁性外,很多邻近边界的遗存可能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混合文化因素。加之与大坨头文化等外来因素的多重交互作用以及考古学文化的运动性特征,所谓的西南边界应非常模糊,直线性的边界或许并不存在,更大的可能是不同文化接触地呈现一种犬牙交错状态。但目前几可断定,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西南向渗透要远远大于其他北方青铜文化对其的影响。跨越“西南边界”的文化交互作用很好地反映出夏家店下层文化在早期北方青铜文化发展中的强势地位。

以上是本文的基本收获。需要说明的是,文章主要建立在一些零散材料的基础之上,材料的不足会强化研究内容的局限性,更为科学的认识还有待相关田野考古工作的加强和学术探索的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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