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作为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诗词论坛的青年板块，2018年10月21日至23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举办。本次青年论坛分为两部分，一是当代诗词创作主张、批评标准、诗教的探讨;二是诗词个案学理性研究。第一部分研讨缘起于以下这段发人深省的讲话。

在2018年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中国词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2018·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王兆鹏教授说：“大多数学者对当下诗词创作不关心、不参与。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当代词体创作日益活跃，但词体批评文章大多是非专业人士所为，一味地表彰颂美，很少有学理性的批评与方向性的引导。作为词史研究者，应该自觉地把研究视野延展到当代词作、当代词史，参与当下词体文学的建设与批评，提出具有学理深度和时代高度的创作主张与批评标准，确立我们这个时代学者的理论地位。”

在诗词生存语境和文学价值正在急剧转型的时刻，这段话引发了与会者的沉思。从2014年第六届鲁奖颁发给当代诗词作品，到2018年10月8日刚公示的“王维杯”山水田园诗大赛，各类诗词创作活动、竞赛不断，但当代诗词的创作主张和批评标准一直备受争议，愈演愈烈。这个问题一直是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关注的焦点。青年诗词论坛前三届分别以新诗和旧诗的关系、诗词文学价值观的演变、诗词的文学身份等议题，逐渐靠近这个诗词现代转型绕不过的学术关卡。就此问题，著名词学家施议对、复旦大学古籍所黄仁生、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编纂与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的李遇春、承担中央文史馆中华诗词研究院项目《当代旧体诗词集叙录》的杨景龙、在《文学评论》上发表《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的马大勇、中华诗词研究院学术部负责人莫真宝、在诗词创新中引人注目的新锐诗人曾少立和曾峥，以及在当代诗词研究领域耕耘数年的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诗词创作个体各有自己的文学价值观，无可厚非，但评价这种价值观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对提升创作水平和确保诗词艺术健康发展却十分重要。诗词的文学价值观是个人主观的观念，诗词文学价值观的批评标准往往是这种观念外化的表现，受历史性、社会性和时代性的影响，从而形成具有一定社会普遍特性的评价尺度。这些发言是当代诗词研究接过担子、向建设具有学理深度和时代高度的创作主张与批评标准迈出的重要一步。主要观点如下。

澳门大学施议对院

诗词的批评标准，是意境，是境外之境。如何区分意境的高下，王国维境界说讲清了，可是当代人未必读懂了。王国维境界说，作为批评模式包含三层含义：由疆界、意境，到境外之境，既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就王国维的立论原意看，诗歌创作的四个可以，其所谓兴、观、群、怨，四个方面之是否能够达至境外之境这一目标，主要看其如何处理物与我的关系以及古与今的关系。用太史公的话讲，就是能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因此，考虑诗词意境高下，就是体会其境外之境的艺术含量。境外之境，就上与下的关系看，其区别在其所指是个别行为还是一般现象，是属于形下层面还是形上层面。而就古与今的关系看，其区别则在于用政治家之眼观物还是用诗人之眼观物，是囿于一人一事还是通古今而观之。但二者的关键，仍看其能不能将界限打通。这是诗词批评的标准。

复旦大学黄仁生：

第一，我认为不存在绝对的评价标准，但在古今诗歌鉴赏中，往往能够形成比较接近甚至一致的看法，叫作相对标准。这种标准就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说，是“有常之体”和“文辞气力”所构成的。“有常之体”是基本规范，是相对稳定的，而“文辞气力”是不断变化的。既然是一种相对的标准，就自然会因为时代、流派、个人偏好而有所变化。

第二，批评、评价当代的旧体诗词，应该以通变视角确立评价标准。所谓通变视角，就是古今演变的视角。因为旧体诗词的各种体式都是古已有之的，即使当代人写作的题材很可能是古代没有的，比如高铁、宇宙飞船，但是作为诗人，一方面应遵循古代以来的有常之体的规范，另一方面应该在文辞气力上下功夫，体现出时代与个人的特色。

作为批评者，也应该遵循“有常之体”和“文辞气力”这两个维度来确立自己的评价标准。我们的评论文章仍然没有跟上创作，千篇一律，说的都是陈词滥调。谈到当代诗词的评价标准许多学人都会涉及诗性标准、历史标准，有的还说政治标准。这个问题也不要回避，我们也可以从“通变”的角度来解读，比如《文心雕龙》开头的三篇，即《原道》《征圣》《宗经》，就是讲文学在思想问题上的评价标准;在诗歌内容方面，我们传统的诗歌里总是在强调“温柔敦厚”，但他必须在符合“有常之体”的基础上提这个要求。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格调说”，所谓要有一定的格调，首先要像诗，再去提这个要求。

第三，散见的批评当代诗词的文章，是否可以借鉴外国文学评价诗歌的价值标准？外国学者评价诗歌的价值标准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现当代的旧体诗词一般是搔不到痒处，但是我并不反对利用外国学者研究中国诗歌有时候提出的批评标准来评价。我们写评论文章的人一定要多读点诗，不能按中小学老师的那种方式，动不动就说，他继承了什么，批判、歌颂了什么，然后再归纳几条艺术特色，这就导致所有文章都是这样。写出的文章又影响到创作者，他们也都跟着这样讲，诗词创作和评论都没有办法提高。

上海交通大学刘士林：

当代写旧体诗词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件大好事。尽管同样是由于参与者众的原因，各种附庸风雅、为作诗而作诗、无感之情、无病呻吟的现象也随之水涨船高。但要真正引领当代诗词走向复兴，只有表面上的一团热闹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尺度、标准和方向，否则就会干扰人们应有的审美鉴赏，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在某种意义上，当代诗词创作与宋初比较近似，主要问题是严羽说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而发自个体生命深处和真实生活世界的情感和作品罕闻罕见，这是由于知识异化直觉、思辨取代审美、理性蚕食诗性的结果。在其中，代表着知识、经验和理性的诗词格律发挥了主要作用。因此对当代诗词可以提出一个新标准：不仅要看是否严守旧体诗词的格律，更要看是否表达了当代人的生命情感、生活经验和宇宙情怀。如果两者相冲突，就应该宁肯要后者而舍弃前者。这就是“得意忘言”的朴素道理。

中国艺术研究院王巨川：

一是表现时代精神。“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诚如楚辞、唐诗、宋词等代表时代气象一样，当代诗词也应适应时代要求，触动并呈现当代文化精神的最强音符和基本特征。其中包括对社会发展的关切、对民瘼疾苦的悲悯，以及对生命万物的尊重等方面。因而要特别切忌那些“假、大、空”的无感情、无内涵、空泛的、俗白的歌功颂德之作。二是符合诗词规则。任何文体都有自身固有的审美形态，当代诗词也要严格遵守诗词文体美学要求，达到外在之美与内涵之美的高度契合，尽量避免无规则、无美感的附庸风雅之作。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个命题也适用于当代诗词的审美化创作。诗词作为语言的艺术，其形式美、内涵性及遣词造句，都是通过语言对思想进行整理、形塑和格式化，诗词创作中对语言的锤炼和营造本身就是对思想的构建、磨砺和审视过程。可以说，思想是诗词建构规则的内核。三是呈现真情实感。诗词创作更加强调创作者情感的凝练、沉淀后的积极介入，没有情感参与的作品必然是没有生命力和灵动性的，情感的浓度与深度是评价一首诗的基本条件。同时，情感的积极介入并不会冲淡诗词的哲理性表达，相反，它却能够使哲理性表达更加丰富和厚重。

中华诗词研究院学术部莫真宝：

推动当代诗词学理性研究，推动当代诗词进入现代学术评价体系，实现当代诗词研究反哺创作的根本目标，是创作者与研究者共同的期待。我们认为，基于诗歌的功能类型，结合诗中情感与主体关系，联系当前诗词组织和诗词队伍建设、诗词活动及诗词作品现状来考察，当代诗词研究的评价标准值得重新审视。基于历代以至现当代诗词的创作现状，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的诗词：一是作为文化元素的诗词，二是作为艺术元素的诗词，三是作为文学作品的诗词。因其功能不同，还可以细分为各小类。如作为文化元素的诗词，可以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思想教育的学习素材、娱乐交际的文雅方式;作为艺术元素的诗词，可以是书写的对象、铭刻的内容、吟诵与演唱的歌词和绘画作品的组成部分;等等。当代诗词不同侧面与不同层面的特征与价值，值得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如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传播学，以及语言文学（包括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评论、文艺美学、文献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学者，进行全方位研究，而不宜以现代主流文学价值观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诗词的文学审美功能固然重要，但也只是其众多功能中的一种。从文化视野来看诗词，其意识形态功能、宣传功能、教育功能、商业功能、社交功能、娱乐功能，甚至心理疾病疗治功能等，都值得学术研究来关注。叶嘉莹说：“中国传统上多把对文学的衡量置放于两个重点之上：其一是作品之实用的价值;其二是作者之人格的价值。”他们希望文学作品“都能够有益于‘ 补时政”。与此同时，刘勰所说的“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一类作品，反而并不被特别重视。再者，目前的各种诗歌活动，无论是学术研讨、学科教学、采风笔会，还是诗词比赛、展览、铭刻、演出等，也大多综合了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

南开大学汪梦川：

第一，创作态度应该端正、严肃。诗道无取巧之途，欲速则不达。故须先明诗心之贵、诗格之高、诗体之尊、诗教之重，而后可以学诗。

第二，风格崇尚应该雅正。清代常州词派谓词有“淫”“鄙”“游”三病，其实诗也不免，当代尤甚。“淫”之病一望即知;“鄙”之病，或可戏称为“性灵派”，谓作者不谙声韵格律，亦不以为意，全凭所谓“灵感”“真情”率尔操觚，且好以“古代大家作品亦多不合律者”为托词;“游”之病或可谓之“技术流”，即以写诗为单纯之平仄押韵等技术。此类作品貌似中规中矩，实则枵然无物。诚然，如果熟练掌握平仄押韵，写出来的文字也的确是诗，但文学宜有更高的追求，不能止于“是”而已，还应该追求“好”“指出向上一路”。

第三，学问为诗，由技入艺。当代旧体诗词水平不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作者学问欠缺。所谓学问可以笼统指国学素养。许多作者仅凭一点点对旧体诗词的爱好，写诗不顾平仄、押韵，写词就只会凑足每句的字数。而当今广受讥嘲的“老干体”，其实问题并不在歌功颂德（《诗经》即有颂，古人也不乏此类佳作），而在作者学问欠缺，所以作品苍白乏味，完全没有传统诗歌的美感。至于更高的所谓“诗外功夫”（全方位的修养）则更难达到。批评标准，我认为应该“明体制、严格律;崇雅正、斥淫哇”。批评方面应该由具备专业水准者引导，培养大众的鉴赏力，做长期的普及工作;创作则只能寄望于作者自我学习，在熟悉繁体字、掌握入声字、坚持“平水韵”的基础上，沉潜学问，提升修养。

诗人曾少立：

关于诗词的创作主张和批评标准，至少有这么几个维度：一是格律。平仄从严，押韵从宽。平仄四声宜严守传统韵书，押韵则宜以普通话谐和为佳（但非必须），但不得犯平仄入混押。另一个是拗句，宜以古人作品统计为依据，达到一定比例则可用，否则不可用。二是题材。须对当代题材和场域全覆盖，至少是主覆盖。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詩词在当代的文学地位就是可疑的，就只能退化为一种古典艺术。现实情况是，当下诗词界对题材抱残守缺比较严重，认为现代的许多内容用诗词无法表现。三是词语。新词语终究是当代诗词只能突破不能回避的屏障。少部分或许可用古语替代，但多数不能。回避新词语必然导致题材收缩。诗人应该有审美增量意识，努力将新词语纳入诗词的审美体系。四是语言。在文言语境下处理新词语固佳，但未必总能成功，而且某些思维和审美是在白话文中产生的，与白话文有很深的捆绑关系。因此，适当引白话入诗词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五是思维与观念。新词语和白话的引入，需要配合新的思维，否则容易流于浅薄油滑。旧诗中有着顽固的日常思维定势，须引入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加以打破。同时须破除一些固有的价值观，如崇圣、教化等，树立怀疑精神和个体意识。六是文学化。诗词似乎自古以来都是抒写作者的行为、见闻、思想和情感为主，带有强烈的自传纪实性质。这说明其文学性发挥得并不充分，应该允许诗词像小说一样整体虚构人物和事件，以表达作者心中的理想。

诗人独孤食肉兽：

当代旧诗词写作的首要问题无疑在精神层面。首先，符码之下与现代性之间天然的气质冲突。盖发轫于牧耕文明的精英暨贵族时代业已远去，以工商契约文明为桩基的现代城市平民阶层及市民文化的勃兴，令以言志载道、兴观群怨为导向，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创作思路无以为继，倘不能放下俯瞰芸芸的士大夫身段，旧诗词注定要在浩浩汤汤中行而难远，这也是我愿以一个坚定的世俗主义者身份力倡“现代城市诗词”的主要动因。其次，旧体诗词还面临符码层面接驳现代性的技术问题，也即如何突破四、五、七言主打的旧体韵文句式与现代多音节语汇之间的不兼容。我在学生时代的创作之初即已觉察并致力于解决该问题，所采取的具体手法包括在坚拒“宝马香车”“蛮笺象管”等古典符码的同时，审慎滤用当代单字或双字语汇，如拙作“夜行车，撤走无数橱窗;锈铁轨，已被鲜花截断”中的“橱窗”“铁轨”;或通过整体语境对符面略嫌刺目的当代物事进行“不在场”处理，如拙作“谁拭高楼窗一格，望春江”，当代品物“玻璃”貌似缺席而自在境中;还有一种手法，则是在受众的审美承受范围内进行符号改良，如拙作“厢东静物陈素描，壁隅饼筒蚀浮绘”，三字现代语词“饼干筒”“浮世绘”简缩为“饼筒”“浮绘”，至于“静物”“素描”，自是基于前述审慎心态的时语滤出。以上种种，无不旨在最大限度地消弭文、白界限，而所谓的典型“兽体”，即是此类能和谐融合新旧语境包括语汇的文本产品。简言之，旧诗词欲薪火不灭，必须完成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农业进入工商业的场域及身份转换，实现从精神气质到言说方式的全面自我“异化”。

词人蔡世平：

我认为中华诗词在当代，继唐宋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高度，我的理由是什么？走到我们当代这样一个时代，与过去的唐宋，乃至清朝，乃至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个变化我总结了七个方面：第一大变化就是语言。我们语言的白话文生态已经形成了，“五四”以来提倡白话文写文章，提倡白话文进行书面交流，从那以后白话文成为了主流。白话文到底能不能写好诗词？我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南园词》，我认为这条路是可以走通的。第二大变化是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变了，由农耕文明变成了工商文明、城市文明、新兴文明，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农耕文明的土壤被唐人和宋人先耕作了一遍，养料已经被拿出来了，什么东西都是新鲜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还按农耕文明的状态写，我们怎么能写赢唐人宋人呢？第三大变化是诗人的身份变了。民国以来或者说1949 年以来，国家政体发生了变化，人民当家做主，原来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原来写诗的都是士大夫，现在大家都可以写，诗人身份的变化，使得诗人数量变多，从而导致诗人的作品变多，基量变大使得好作品也变多，诗人身份的变化使得诗人的底气也变足了。第四个变化是诗词地理的变化。现代社会大诗人抬脚举步就可以到国外，诗人的眼界也变宽了，而且诗词的题材也变宽了。第五大变化是传播手段和方式变了。互联网时代到来，获取诗词的手段、可利用的资源、交流的平台变得无限大。第六大变化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往往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即文学理论的丰富和文学文本的丰富。以前我们写诗遵循的就是诗言志、歌咏言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现在很多人讲诗词理论还是离不开这些东西，还是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资源和方式，我觉得这也太局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整个西方文学理论传播进来，文学文本也变丰富。我的《南园词》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变化手法。比如我们写了很多魔幻的东西，包括莫言获奖的很多作品，那里面有很多魔幻的东西出来。不少诗词作品为什么缺少艺术张力呢？就是因为太写实了，这个事就是这个事，从来没有延伸到更加宽泛的领域。我们看到的世界实际上是两种，一个是我们手可以摸到的，我们耳朵可以听到的，我们鼻子可以闻到的，就是这么一个世界，姑且叫它唯物主义吧;还有一个世界，它也是存在的，这个世界听不见、闻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感知到。我们的诗词如果不在这个领域有所开发，艺术张力怎么能够张得起来呢？文学理论对丰富精神创造有巨大好处。第七大变化是人的现代性。人的现代性带来的好处是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看人的方法等都受到现代化的影响。如果现代化进入我们的诗词，我们的诗词也一定会变得不一样。这七大变化就是诗词的七大挑战，如果适应这七大变化，今天的创作一定会和唐人宋人不一样。顺应这七大变化来写作，写出来的作品与李白、杜甫、王维等的作品肯定不一样，他们没有经历过现代社会，只有我们能够写出自己的感受、体验。

中南大学《当代诗词研究》主编宋湘绮：

诗词的文学性，从本质上体现为对人类命运的深切悲悯和改造现实局限的超越性精神力量。诗词艺术生存语境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作为文学的诗词不能停留在抒怀遣兴的个体审美阶段，还要有回应现实的精神担当。后者正是文学性的深刻内涵，也是王国维境界说的理论贡献所在。马克思的“精神生产”观和动态、开放、发展的现实观，对我们重新把握诗词活动，以及王国维境界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个意义在于明确区分境界和意境，并回答“如何创造诗中意境”这个根本问题。诗中意境，是诗人创作之时的境界;提高境界，才能提高意境;如何提高境界？这是关乎实践存在的问题，是马克思讲的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系，是传统文论讲的“意”和“志”的关系，是王阳明讲的“知”和“行”的关系。以意逆志、知行合一，都是讲的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相结合，通过境界对世界的影响，改变个体生存状态、给岁月增加文明。境界是分分秒秒发生变化的精神动态，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真意，包含认识论之真和生命存在论之真。第一层，认识论之真，追求实然，回答“是什么”。第二层，生命存在论之真，追求应然，回答“应如何”。把诗词活动看作是一种审美反映活动的成果，还是看作认识和实践的有机统一？这里面有个重要的思维转型，是认识论到实践存在论的飞跃。我认为应该以实践存在论来看待诗词活动。诗人为什么写诗？诗是存在之思，是自我认识，是为了实现更好的理想自我，乃至理想社会。写诗不只是对生活的再现，同时也是对读者的召唤、对人生的探索、对社会的介入。在创作与接受中，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相互建构，达成诗人的创作目的。马克思实践论是包含精神生产的，抒情言志是典型的精神生产，但并不是所有情意都能产生境界;七情六欲中，只有吻合王国维境界说中“合乎自然，邻于理想”的情意，才能创造出有境界的诗词。将诗词这种创造境界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相关联，诗中意境将诞生在人生境界的创造中。意境和境界是瞬间和过程的关系，意境是人的精神生产的“脚印”，境界是人的精神生产“历程”。王国维以“合乎自然，邻于理想”，细化了“哪一类情意”可以创造出有意境的诗，有意境的诗对作者、读者、社会都会产生积极影响。这个“无用之大用”的机制要当代实践存在论美学才能阐释清楚，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关卡。因此，诗词现代转型的关键，就是从传统情感表现论，向境界创造论转型，与当代文学创造论价值观统一。当代诗词是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其批评标准也应该向当代文学理想人性创造观看齐;境界，就是情志塑造的理想人性。评价诗词是否有意境，可以用施议对先生对王国维境界说的三层解读，即看“疆界、意境、境外之境”，看作品是否建立天、地、人的格局，并且提供回应现实的精神力量。简言之，一首诗有没有境界，得看意境中有没有“境外之境”。以李煜的《虞美人》为例，作者从“雕栏玉砌朱颜改”之境内，通过联想与贯通，“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从个人失国之痛这一“合乎自然”的人性出发，体察人类普遍命运，发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悲悯关怀，因精神负荷而被称为“人类喉舌”。李煜创造出“春花秋月，生生不息，足以抵御春水般无尽忧愁”的“境外之境”，慰藉天下苍生，引发读者有关历史、人生、宇宙之思，从而成为经典。

龚敏、常恒畅、金中、李昊宸、李睿、彭敏哲、任杰、朱一帆、王征、雷海基、周于飞、刘梓楠等分享了他们对诗词作品研究成果。会上，大家还交流了各地诗词教育的情況，祁丽岩向大家介绍了广东省诗教的经验和成果。青年学者认为相对于当代诗词创作活动的繁荣，理论批评应尽快行动起来，发现当代诗词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其根源，讲究批评理念、方法和话语方式，应该建立相对稳定的当代诗词评价标准，促使当代诗词从情感表现论向当代文学境界创造论靠近;要正确对待三种类型的诗词，一是作为文化元素的诗词，二是作为艺术元素的诗词，三是作为文学作品的诗词;要进一步明确“何为有境界的诗”，从理论上阐述“如何创造有境界的诗”。

本次青年论坛展示了当代诗词学理性研究的一个横断面，不仅大胆尝试了诗词理论创新，探讨了当代诗词的艺术态势和批评标准，而且突破了前几届论坛围着“古人”转的学术状况;不仅研究晚清、民国诗人，关注诗词近现代以来的变化，而且延伸到正在创作的群体中的突出现象。星汉、蔡世平、刘庆霖、杨逸民、范诗银、段维、闫震、李子等活跃诗坛的当代诗人的旧体诗作品进入青年学者的学术视野;连续举办两届的“寰球华人中国梦·深圳杯”诗词大赛作品，以及2018年10 月8 日公示的“王维杯”山水田园诗大赛作品都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引发有关当代诗词批评标准变化的深入思考;若干诗人与评论者在会上、会下的交流、切磋，成为一道难得的风景。我们倡导的从诗词鉴赏走向诗词文学批评、创作与批评良性互动的局面初现端倪。

由中南大学当代诗词研究中心和中华诗词研究院共同发起的当代诗词创作与批评理论研究青年论坛已成功举办四届，以坚守诗词本位的学术精神、跨学科关注诗词古今演变的视角和新锐观点引人注目。连续四届诗词青年论坛的议题和观点对当代诗词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