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啸

文章，當然以不卖为佳。叔本华说，在本世纪（18世纪）才有职业作家，以前只有使命作家。他认为，每个作家一旦为任何利益而写作，他就变坏了。伟大人物最优秀的作品都产生于他们不得不无偿而写，或为很少报酬而写的时候。

叔本华说的这些当然都很对，但太高蹈了，估计很多人不喜欢。《金银岛》的作者斯蒂文森有段话很讨喜：“每一本书，就一种亲密的意义上去理解，是作者给他的朋友的一封流转的信。只有他们才懂得他的意思，他们发现一些心照不宣的片断，流露出爱情，表达出谢意，到处都是，那是专留给他们的。公众仅仅是一位支付邮费的慷慨大方的保护人。”这真是世上难得的好事，但也似乎有点过于浪漫了。

现实总是比较残酷。有些人除了卖文，别无所长，为了糊口只能卖文。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卖文为生不仅艰难，而且危险。苏青是敌伪时期红得发紫的女作家，于是有些人便认为她可能投入法西斯文人行列为敌张目，其实她从来没有写下一个字替敌伪唱赞歌。在她的著作里，虽然没有表现强烈的民族意识，但字里行间可以找到由于日寇侵略造成民族苦难的描写。在《结婚十年》续集的代序中，苏青作了这样的自白：“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抗战胜利后，由于苏青并未参加伪组织，所写的东西也与政治无关，所以政府也未对她进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