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赛珍珠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元配夫人》自有其鲜明特色，就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及时性、真实性与深刻性而言，该作绝不逊色于《大地》等成熟作品，尤其比起她后期凭借想象与传闻拼凑起来的“中国故事”，这部作品的任何一个短篇都不遑多让。而在其中之一的《新马路》里，赛珍珠温和地控制着叙事节奏，从头至尾并无剑拔弩张、血泪滂沱的场面描写，但其俭省的文字寄寓着赛珍珠对中国都市小市民命运的关注。

关键词：赛珍珠 《新马路》 拆迁 国家认同 利益

如果把帮助赛珍珠获得193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大地三部曲》、《东风·西风》、《母亲》、《放逐》、《奋斗的天使》等——比作较为高峻的山峰，那么她早期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元配夫人》则只能算是一座小山头，相对游之者少誉之者寡。但正如黄庭坚《咏子舟小山丛竹》诗云“细草因依岑寂，小山紫翠嵌空”，赛珍珠的《元配夫人》自有其鲜明特色，就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及时性、真实性与深刻性而言，该作绝不逊色于《大地》等成熟作品，尤其比起她后期凭借想象与传闻拼凑起来的“中国故事”，这部作品的任何一个短篇都不遑多让。本文仅以其中一短篇《新马路》为例进行文本细读，借窥一斑以知全豹。

一.《元配夫人》及《新马路》概述

《元配夫人》（The First Wife and Other Stories）1933年由美国约翰·戴公司（The John Day Company）出版发行。国内常吟秋翻译其中一部分，名之曰《结发妻》，共7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11月初版，卷前有“译者的话”、“介绍作者与译者”;常吟秋翻译的另外一部分名曰《旧与新》，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2月初版，收入《花边》、《回国》、《雨天》、《老母》和《勃谿》共五篇小说，常吟秋在“译者的话”中说该书系据1934年伦敦 Mothuen 书局初版译出。李敬祥将其完整翻译，名曰《元配夫人》，由上海启明书局1940年4月初版。该文集一共包含十四个短篇，由于性质不同分为三部，上部“旧与新”六篇，分别为《元配夫人》、《老母》、《勃谿》、《归国》、《雨天》，描写新旧潮流的冲击;中部“革命”四篇，分别为《王龙》、《共产党员》、《晏神父》、《新马路》，描写国民党军北伐所造成中国的社会改革;下部“水灾”四篇，包括《春荒》、《逃荒者》、《父与母》、《大江》，描写1931年长江大水的农村惨象。

赛珍珠的这十四篇作品，有的算是她真正的处女作。据彼得·康《赛珍珠传》所说：“（1927年）住在日本的日子里，她动笔写成了一部中篇小说，寄寓她对革命的怀疑心理。第二年《亚洲》杂志发表了这篇题为《革命者》的小说。它的主人公叫王龙，家住南京附近的一个村庄，家中还有妻子和三个女儿。王龙干活很卖力，但对前途不抱什么希望。他的妻子没生过男孩，为此常挨王龙打骂。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详，可能是在清朝垮台前的纷乱岁月。”[1]（110）这篇被译作《王龙》的短篇作品，却为赛珍珠蜚声全球的《大地》（1931）提供了人物原型与部分情节。《元配夫人》里的其余作品也都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变化与遭遇密切相关。

《新马路》这篇小说曾于1933年11月以《马路》（何达 译）之名刊载于上海杂志《文学》第1卷第5期，其故事情节很简单，就是写小市民罗成一家在“革命”中的遭遇。北伐革命军进城之后开始城市建设，要修一条六丈宽的马路，他的老虎灶便在拆迁之列，限令十五天之内搬走，罗成失业了。赛珍珠对主人公罗成心理的刻画非常成功，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于“革命”和“共和国”的态度变化。

《新马路》有完全真实的生活背景。1929年6月，南京为孙中山的灵柩安放举行了盛大辉煌仪式。此前几个月，为了方便送葬队伍的行进，南京市内开辟了一条贯通全城的大道，可这大道的修建却损害了成千上万南京市民的切身利益。彼得·康评价此时的赛珍珠：“她不止一次地指责这种做法……这最终铺下了一条血泪之路，無数受害群众立刻成了民国的对头。赛珍珠亲眼目睹了一些破坏场面，她由此看出蒋介石性格执拗，脱离群众。后来她说蒋下令修筑的那一天，共产党不费一枪一弹首战告捷。”[1]（123-124）

直到1942年赛珍珠出版支持中国抗战的长篇小说《龙子》，还再一次提到修马路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可见她对早期“中国式拆迁”的关注：“这些新马路刚建时引起人们很大的不满。因为革命后，新的统治者规划要把这些马路改建成又宽又直的通衢大道，所以规定一切民房、商店甚至寺庙，凡是挡道的一律夷平。对老百姓来说，那也是一场灾难，他们叫苦连天，可是毫无办法，就像现在一样，赤手空拳。”[2]（67）

二.《新马路》的戏剧性情节

要是比起更为残酷的现实来，《新马路》从头至尾并无剑拔弩张、血泪滂沱的场面描写，这简直就是一种“美化”。赛珍珠温和地控制着叙事节奏，在俭省的文字间寄寓着赛珍珠对底层小市民命运的关注。罗成一家在热闹的街衢开老虎灶，从祖父手里接手已经满一个甲子。几代人勉力经营，勤俭持家，家产日渐殷实，无数块铜钱经常把麻袋填满。但是好日子似乎已经到头，“自从革命军进城以来，到处喧腾着新鲜的玩艺，他儿子又不常在家。他始终不曾明白革命究竟是件什么把戏。不过那时候的确有过这样的一次变动，街坊上大铺子生怕打劫都关了门，那些他老给他们舀水的大户人家也都搬往上海去住了，这时候他的生意冷落得可怜，只有一些穷人才提了铅壶上他那儿泡一个铜子的水。那时大家都讲是‘革命了。他瞧见这番情景，又懊恼，又着急，终日价恶声咒詈。”[3]（117）这是罗成的利益第一次受到“革命”的摧残。

可是事情陡然转变，忽而满城布满当兵的，“那些灰色军人，在大街小巷，往来蹀躞，他们川流不歇地到罗成那儿来打水，他顿时利市十倍，于是在这当儿他又把那口空麻袋重又积满了钱。这个就是‘革命吧，他虽然怀疑，可是决不再咒诅了。”[3]（117）很显然“革命”给罗成带来了实际利益。

新国家建立之后，为了拓宽马路，需要拆迁他的老虎灶时，罗成又陷入极度的痛苦中。這当头一棒着实要了罗成的命，他希望开价一万块钱，让买方知难而退，从而保护自己的祖业。孰料他面对的不是私人，而是以国家名义出现的政权。当局不仅不给任何补偿，而且还发布强硬通告：在规定期限内自拆的，材料归自己;超出规定期限的，一切充公。办事员冷冷地告诉他“这是你对于新都的贡献哪。”[3]（119）”“没有钱的哪……你是把这个献给了共和国了。”[3]（121）闻听此言，罗成简直要疯了。

他向街上过路的人们用嗄哑而颤抖的喉咙高声叫喊：

“你们见过这个么？先生？我遭了抢——给共和国抢去了！谁是共和国？他能给吃吗，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3]（121）

忧虑——惊喜——痛苦——绝望，随着罗成的情绪变化，他对“革命”、“新政权”、“共和国”等时髦政治术语有了切身的体会，他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此加以褒贬，虽然称不上思想进步，但却是个体生命对于一切社会变动再正常不过的反应。当“革命”给他好处的时候，他乐见“革命”之成，并不深究谁是福星;当“共和国”剥夺他正当的权益时，他发自内心地痛苦与“反抗”，尽管其反抗是如此绵软无力。

三.尊重利益 强化认同

“十五天之内”可以拆掉六十多岁的老虎灶，但十五天难以实现对“共和国”的接受与认同。罗成从旧有的幸福轨道一下子跌入新时代深谷，被快速变动的生活抛进瓦砾堆，几乎成为一个没有生气的人。他郁郁寡欢，充满无穷的失落和悲哀。

好在新生活给了他“补偿”，他那游手好闲的儿子被选作筑路的监工，一个月可以赚50元钱，穿得人模狗样，活得风生水起。罗成的儿子劝说郁闷气恼的父亲：“和他们争论是无益的啦。这事情总会临到。试想一条阔宽的马路穿过我们的城市！汽车往来襍沓！有一次我在学校里看到一幅外国市街的照片——许多高大的商店和来去热闹的汽车。只要我们，街上才挤满了羊角车咧，人力车咧，骡子咧，摩肩接踵地乱襍的不得了。啊，这些都是千年以前的古老街道。难道我们不要新的马路吗？”[3]（123）这是一幅现代化的美好图景，只不过罗成为此付出巨大的牺牲，而他的儿子是目前的受益者，也许，将来他们都会是受益者。

等到亲眼看到那条伟大、壮丽、新奇的新马路时，罗成几乎忘记自己“遭抢”的经历，甚至有点陶醉感了：“这‘革命——这条新马路，它将伸展至何处？”[3]（126）这似乎不是疑惑，而是肯定，因为，新马路毕竟给他一家的生活带来全新的东西，尽管也为此付出巨大的牺牲。

“阔宽的马路”、“热闹的汽车”……这些正在实现或者将要实现的场景，它以“历史”和“现状”作为想象的底本，以对后者的否定获得某种想像性诱惑，并且将实现过程的非法和强制性一笔带过。赛珍珠体会到那种底层民众权益被肆意剥夺的悲伤，当然，她也看到接受“现代文明” 的确短空长多，正如《龙子》里的那批曾经痛恨新马路的民众，最终高兴地意识到是宽阔的新马路挡住了日寇燃放的大火，从而避免火烧连营。 这是赛珍珠的矛盾之处，也是其高明之处。

四.结语

赛珍珠并无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但尝试写过多种类型的“革命”，塑造过各种类型的“革命者”形象，往往存在类型化倾向，他们的语言大于形象，给人一个模糊的影子，并不成功，如短篇小说《共产党员》和长篇小说《青年革命家》等。她最擅长的还是写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小市民置身“革命”的微妙心理，反映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淀和影响，反复阐明这样一个道理：现代国家的建立与建设，要求为政者必须谦恭自律，切实维护民众的利益，用真诚细致的工作强化他们对于国家的认同与信心。这对于今日中国依然有深远意义。

注 释

[1]彼得·康.赛珍珠传[M].刘海平 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2]赛珍珠.龙子[M].丁国华 等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3]赛珍珠.元配夫人[M].李敬祥，译，上海：上海启明书局，1940.

（作者介绍：孙宗广，文学博士，苏州市职业大学教育与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