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877年至1882年黄遵宪任驻日参赞期间是其意识形态形象的构建时期。具体表现为，同源日本形象，即日本在景物、文化、风俗、日本人等方面均呈现着类中国形象;异类日本形象，即日本在风俗和文化上呈现出淫俗形象和背信弃义形象。其形成原因主要包括传统的天朝上国世界观、过往文人志士对日本的集体想象以及居日期间日本文人的影响这三方面的内容。

关键词：黄遵宪 日本形象 成因

1877年至1882年黄遵宪任驻日参赞期间创造了大量有关日本的诗作，这些诗作中塑造了意识形态式的日本形象。保尔·利科指出，“凡按照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1]（P35）具体说来，黄遵宪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形象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为同源日本形象，即按照本国话语构造出来的类中国的日本形象，具体表现为日本在景物、文化、风俗、日本人等方面均呈现着类中国形象;第二为异类日本形象，即按照本国话语构造出来的异中国的日本形象。具体表现为日本在风俗和文化上呈现出淫俗形象和背信弃义形象。笔者认为，黄遵宪形成意识形态式日本形象的原因有三，一为传统的天朝上国世界观，二为过往文人志士对日本的集体想象，三为居日期间日本文人的影响。

一.文化传统因素：天朝模式世界观

基亚指出，设法深入了解一些伟大民族的传说是如何在个人或群体的意识中形成和存在下去的。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在研究异国形象时，应设法了解本国的神话在异国形象制造过程中是如何历久不变的，即便本国远胜于他国的势位关系已经发生改变。晚清政府便是这种情况。

“浩浩天风快送迎，随槎万里赋东征。使星远曜临三岛，帝泽旁流遍裨瀛。大鸟扶摇抟水上，神龙首尾挟舟行。冯夷歌舞山灵喜，一路川呼万岁声。满城旭影曜红旗，神武当年此鑿基。竿木纔平秦世乱，衣冠创见汉官仪。中原旧族流传远，四海同家聚会奇。此土此民成此国，有人尽日倚栏思。”[2]（P199）此诗创作于黄遵宪初次登上日本之际。“三岛、裨瀛、冯夷”塑造了蕞尔日本小国形象。相对于此，“远曜”、“帝泽旁流”、“神龙”等词语将晚清政府塑造成了高高在上的宗主国形象。宗主国使团的首次降临，自然会引起日本人的欢呼雀跃，以至于“冯夷歌舞山灵喜，一路川呼万岁声，满城旭影曜红旗。”整首诗作透露着天朝上国的自豪感。何如璋在《使东杂咏》中记载了這个场面“廿七日，余偕副使张公并诸随员诣会馆之天后宫行香。汉官威仪，东人见所未见，观者如堵。”[3]（P111）一种宗主国的优越感跃然纸上。可见，无论是黄遵宪也好，还是何如璋也好，他们具有这种天朝上国的优越感，这便是天朝型世界观。再来看一个晚清臣子斥责外国的文章：“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 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 天恩。是以 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体……”[4]（P18）完全是上国对夷邦的训斥口气，完全是“天下共主”的感觉。即使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的局面下，晚清政府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仍是觐见的礼仪问题。翰林院编修吴大澂说：“我国定制从无不跪之臣。”[4]（P6）由此可见，在大臣心目中，这些外使仍是贡臣一类的角色。真可谓仗可以败，观念不能败。直到十九世纪，这种自我重要感就是这样深深地扎根于几乎每个晚清知识分子的心中。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晚清国人的这种天朝上国的神话持续呢？殷海光认为：“这样的世界观的建立，不是靠客观的事实来支持，而是靠主张者的自信力，靠往昔文化上的傲慢惯性来支持，靠筑起一道价值的围墙挡住外来的挑战来支持。”[4]（P7）在清朝的统治下，文治武功之盛几乎可以和汉唐相提并论。一般士子忙于制艺之学，因此他们的思想根固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纲常名教、忠孝节廉、尊中攘外等传统观念中。正是这些基础的训练，使晚清的历史厚重感太沉重了，以至于在发生转向的时候，总是以惯性维持在旧路上面，难以转过弯来。至于一般的老百姓，则多不知不识、安守本分，顺从帝制的陈规。这便是形成天朝上国世界观的现实基础。

黄遵宪便是这样的现实基础中的一员。坎坷的科举之路客观上造成一个事实，那便是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天朝上国世界观便这样在黄遵宪的脑海中国形成了。黄遵宪自叹道：“中国士夫，闻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今既闻之矣，既见之矣，尤复缘饰古义，足己自封，且疑且信;逮穷年累月，深稽博考，然后乃晓然于是非得失之宜，长短取舍之要，于滋愧矣。”[5]（P572）这便是士大夫的天朝世界观在作祟，黄遵宪也惭愧地感叹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同样，黄遵宪的西学墨源的主张也是天朝上国世界观的产物。黄遵宪认为西方的先进学说均来源于中国的墨家学派，正是持有天朝上国世界观，才造成他认为世界上的所有先进之事物均源自中国的可笑想法。因此，初次来到日本的黄遵宪，便以这样的自我意识来审视日本，而呈现出蕞尔日本、类中国、异中国的日本形象。

二.社会集体日本想象的影响

“神仙左股割蓬莱，惘惘游仙梦一回。”[1]（P62）这是黄遵宪《游潘园感赋》中对潘园美景的比喻。此处黄遵宪借用“蓬莱仙山”典故，同宋人一样，借用日本自然山水的人文因素意义入诗，来展现诗歌的意蕴。可见，在应考之时的黄遵宪对日本的想象仍然停留在遥远的三神山的想象，完全淹没在国人对于日本的想象之中。

“《山海经》已述倭国事，而历代史志，于舆地风土，十不一真。专书惟有《筹海图编》，然所述萨摩事，亦影响耳。（《明史·艺文志》有李言龚《日本考》五卷、侯继高《日本风土记》四卷，书皆不行于世。……书极陋，不足观）。唐人以下，送日本僧诗至多，曾不及风俗。日本旧已有史，因海禁严，中土不得著于录。惟朱竹坨收《吾妻镜》一部，故不能详。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至者又不读其书，谬悠无足怪也。宋濂集有《日东曲》十首，《昭代丛书》有沙起云《日本杂咏》十六首。宋诗自言问之海东僧，僧不能答，亦可知矣。起云诗仅言长崎民风，文又甚陋。至尤西堂《外国竹枝词》，日本止二首。然述丰太阁事，已谬不可言。日本与我仅隔衣带水，彼述我事，积屋充栋;而我所记载彼，第以供一噱，余甚惜之。”[5]（P789）

从以上描述可以见出，黄遵宪对过往的与日本有关的文献与诗作还是进行过细致研究的，并且认为它们过于简陋。这种认识是出于治史的目的而得出的结论，对于一部日本史来讲，以上资料自然不足可取。但从另外方面来说，这些文献和诗作也间接地给予黄遵宪影响，对其意识形态式的日本形象的生成不无影响。

虽然黄遵宪对过往日本研究认同度不高，但我们不能忽视同时期人物对其意识形态式日本形象生成的影响因子，尤其是同为驻日使团大使的何如璋的影响。黄遵宪对何如璋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可以说是黄遵宪的伯乐。何如璋也是很器重黄遵宪的，诸多事情交由黄遵宪操办，比如到东京借租使馆居、使馆内具体分工的记载等等。因此，黄遵宪对何如璋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二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何如璋的《使东述略》记述了“自（光绪三年）八月五日出都……十月杪乘轮东渡，历日本内海、外海，冬至前五日乃至横滨;又迟之一月，始移寓东京行馆”这一段时间内所耳闻目睹的日本风土政俗的基本情况。全文一万四千多字，文后附《使东杂咏》六十七首。虽然这两部关于日本的记述篇幅不长，但却是罗森以后中国关于日本的第一篇正式报告，意义非凡。钟叔河指出：“其介绍之全面，超过了罗森;而论内容的详细和具体，又为后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开了先路。”[6]（P60）的确如此，何如璋的《使东述略》和《使东杂咏》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黄）“上野有不忍池，亦名西湖，近郊胜地也”。[1]（P221）——（何）“上野为东京五公园之一。园侧有湖，广数十亩，残冬水涸，土人名曰小西湖。”[3]（P127）

（黄）“横列东西青雀舫，旁通三百赤欗桥。”[1]（P259）——（何）“大阪大小桥三百余处，淀川縈贯其中。”[3]（P118）

（黃）“飞电时传别后思，难将肥瘦说腰支;一灯红豆开缄读，近况何如问影知。”[5]（P765）——（何）“电气报以铜为线，约径分许，用西人所炼电气，或驾水上，或沉水底，引而伸之，两头以机器系之，所传之音虽万里即达也。”[3]（P125）

（黄）“轻于蝉翼薄于纱，阑画鸟丝整又斜;不用文人愁纸贵，淡黄遍种瑞香花。”[5]（P786）——（何）“败絮机器揉碎熬烂，视其白而茸也，用水调匀，由机出之。机轮递转，泻浆成幅，腐者新，厚者薄，湿者乾，顷刻即就，坚致如雪。”[3]（P125）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黄遵宪的诗歌中多次引用何如璋的《使东述略》和《使东杂咏》。而且《日本杂事诗》的形式同于《使东杂咏》，都是以诗歌配以诗后小注的形式呈现。可见，何如璋无论是在为人还是创作上面都给予黄遵宪不小的影响。

此外，在公使人员与日本文人进行笔谈中，何如璋大中华心态时而显露，“赖山阳《日本政纪》中记载：“神武以下十代，荒远难稽，崇神之世，始稍具立国规模。”考其时约在汉之中叶，距徐君房来，为日已久。贵国传国宝曰镜、剑、玺，皆周秦之物也。大约贵国人由中土流寓者，未知是否？”[8]（P577）黄遵宪也参加了当时的笔谈。作为朝廷大员、词林学士，他的思想是传统的思想，文章也是传统的文章。他的游记和诗歌中对日本风土政情做了基本介绍，对维新后的日本诸多新事物也只是罗列出来，没有做借鉴的倾向。对何如璋佩服有加的黄遵宪自然不免受其思想、创作的影响，但是他给予黄遵宪的影响是基于传统层面上的。

三.日本汉学家的影响

黄遵宪在日本期间，广泛积极交往日本友人，如青山延寿、冈千仞、宫岛诚一郎、石川英、大河内辉声等人，这些人大都是日本的汉学家，诗人。“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5]（P571）

的确如此，晚清使馆人员与这些日本文人经常进行笔谈，在笔谈过程中日本文人通常会表现出格外的恭敬和仰慕中国文化，黄遵宪往往参与其中。

“顾我邦上古文物质素，民俗醇朴，其仰教于中华学道，孔家之遗训，礼仪服饰，宫室器用，率折衷于此。”[7]（P616）

“敝国与贵邦结交谊始于今日，而学汉字盖隋唐以来，连绵不绝。敝国本是东海孤岛，幸以贵邦之德，制度文章聊以增国光。”[7]（P716）

“加之方今宇内大开，如西洋人皆陆续游学中华。华文译述诸书，前后刊行。黄发绿瞳人犹成此文章，况我邦尊唐虞，师周孔，自国初至今日如一日。”[7]（P788）

从以上笔谈内容可以看出，无论是大河内辉声、宫岛诚一郎还是冈千仞，都以中国为宗，对中国文明充满了五体投地的景仰之情。身处笔谈当中，黄遵宪的大中华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也随之得以加固。这些日本文人不仅对中国充满了景仰之情。

“又鸿儒硕学辈以我邦固有之风俗为贵，非方今专溺洋习者之比也。桂阁窃恤中华人或误信我邦人自古浮薄利，喜新奇，专学殊域之风，则不独桂阁抱杞忧，即我朝之耻也。”[7]（P616）

“自入孔圣之学，忠孝二字之大义益显著。今日之西学，唯取其各制以量事强耳。”[7]（P716）

“尊论大好。余于西学所取者，惟制造机器与军用诸具而已。他皆用我邦物可也。”[7]（P746）

“我邦士族坐食几百年，今日废禄令出，而积日惯习未改，往往困穷。盗贼之多盖由之也。”[7]（P752）

在这些日本文人看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西学远不及中学，中学才是根本。西学虽然可以使机器和军用提升，但维新后的新政并没有使日本人过上好生活，不仅造成物价骤升，而且还造成盗贼横行的混乱局面。这些日本文人多是被明治维新剥夺了世袭爵位和封地的旧贵族，他们对明治维新深恶痛绝，无论如何他们是不会讲维新什么好话的。在这样笔谈的环境下，黄遵宪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近者土风日趋于浮薄，米利坚自由之说，一倡而百和，则竟可以视君父如敝屣。所赖诸公时以忠义之说维持世教耳。”[7]（P670）

“顾耶苏教遍及天下，而行之中东两土辄废沮者，亦缘圣学为第一故也。”[7]（P717）

“仆考耶苏之学，尽同于墨子。……耶苏之教施之未经开化之国则可行，必欲施于东洋诸国圣贤早出之邦，抑又愚矣。”[7]（P794）

在黄遵宪看来，日本的西化使日本世教日趋益下，伦理纲常秩序混乱。西方基督教源于墨子，之所以在中东地区传教频频受阻，正是因为有孔孟圣贤的早早存在。再次表现了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可见，这些日本文人对晚清出使人员的热情和对中国文化的吹捧，再次强化了黄遵宪内心的大国姿态。

综上所述，正是基于传统的天朝上国世界观、过往文人志士对日本的集体想象和居日期间日本文人的影响，黄遵宪此段时期的作品中的日本形象便笔呈现出了意识形态式的日本形象。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黄遵宪的这种意识形态式的日本形象或多或少继承了以往国人对日本的认知，是对昔日作为附属国日本的否定，从而强化和肯定了作为昔日宗主国自身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法]让·马克·莫哈著，孟华译《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清]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3][清]何如璋著《使东杂咏》，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

[4]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5]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日本杂事诗（广注）》，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

[6]《甲午以前的日本观》，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

[7]陈铮编《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本文是江汉大学2018年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费项目“他者形象与“中国梦”——以黄遵宪作品为中心”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张琳，博士，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中日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