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若雪，王秀华,王瑶

(中南大学 湘雅护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8)

目前，我国丧偶老年人已达4747.92万，且老年女性丧偶比例显著高于老年男性[1]。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特别是在偏远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量农村青壮年向城市迁移，农村空巢老人现象普遍，因此，丧偶后农村老年女性多为独居的生活状态，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为了减少应激事件的压力，丧偶独居老年女性需做出认知和行为的努力，这一过程称为应对[2]。国内外研究[3-4]显示，应对状况对老年人丧偶独居后的健康结局有着重要作用。因此，迫切需要关注农村丧偶独居老年女性的应对状况，帮助其积极应对，保证其心理健康。既往关于丧偶老年人应对状况的研究多为质性研究，量性研究大多关注性别对其应对状况的影响[5-7]。这些研究均未针对农村丧偶独居老年女性这一弱势群体的应对状况进行深入探讨，且应对状况是否存在人口学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近年来，探索性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个体的心理或行为特征分类，能有效地分离出群体的心理或行为异质性[8-9]。由于当前社会对老年群体干预和补偿机制的迫切需要，应深入分析丧偶独居老年女性应对状况的异质性及其特征，有针对性地对影响其积极应对的危险因素进行精准干预。因此，本研究旨在采用探索性潜在类别分析农村丧偶独居老年女性的应对状况，了解其应对状况类别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提出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二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的21个街道中随机抽4个街道，从第1阶段选取的4个街道中随机抽取1个村，选取该村的所有符合本研究纳入和排除标准的丧偶独居老年女性。纳入标准：(1)年龄≥60岁的女性，为非城镇户口；(2)丧偶后未再次婚配；(3)因丧偶而单独生活，身边没有子女或其他伙伴；(4)意识清楚，有沟通交流能力；(5)在知情同意原则下自愿参与本研究者。排除标准：有严重认知功能障碍、精神疾病、终末期疾病或严重的急慢性疾病患者。根据样本量为条目数的5～10倍的原则，考虑到10%的无效样本，样本量最终确定为220。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一般情况问卷：包括研究对象的民族、年龄、文化程度、有无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低保)、对配偶死亡是否有心理预期、是否患有慢性病及种类。(2)简易应对方式量表：采用解亚宁[10]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GSQ)评估应对状况。该量表包括2个维度即积极应对(12个条目)和消极应对(8个条目)，共2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分别为0分(不采取)、1分(偶尔采取)、2分(有时采取)、3分(经常采取)。得分越高，表示被试者越常采用该种应对方式。已有研究[11]表明，该量表在老年人中的信效度良好，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6，量表水平的内容效度为0.98。本研究中积极应对维度和消极应对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5、0.65。

1.2.2 调查方法 采用不记名的方式，由研究组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在湖南省湘西龙山县进行问卷调查，按照村委会登记在册的名单，逐个电话解释，经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后，将抽样样本纳入组内。本次共调查丧偶独居老年女性271名，由于部分人群拒绝调查，共发放问卷256份，剔除无效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34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1.49%。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234名丧偶独居老年女性，年龄60～94岁，平均(73.25±7.38)岁，以80岁高龄老人为分界线，其中60～80岁181例(77.35%)，>80岁53例(22.65%)；汉族19例(8.11%)，土家族124例(53.00%)，苗族91例(38.89%)；小学及以下220例(94.02%)，初中10例(4.27%)，高中及以上4例(1.71%)；无低保169例(72.22%)，有低保65例(27.78%)；对配偶死亡是否有心理预期：有预期117例(50.00%)，无预期117例(50.00%)；无慢性疾病70例(29.91%)，患有1种慢性疾病80例(34.19%)、2种48例(20.52%)、3种及以上36例(15.38%)。

2.2 丧偶独居老年女性应对状况的潜在模型确定 1～4不同类别数目的模型，见表1。其中，模型2的Entropy最高，AIC和BIC最小，且从模型2开始，BIC值呈递增趋势，LMRT值也不再显著，表明模型2拟合效果最优。因此，综合考虑各拟合指标，可以考虑选择模型2为理想模型(即2类别模型)。此外，根据模型2的结果，两个潜在类别的概率分别为61.50%和38.50%，被试者在两个潜在类别的平均正确归属概率分别为96.00%和96.55%，这说明2类别的分类结果是可信的。

表1 不同潜在类别模型拟合指数摘要表

2.3 丧偶独居老年女性应对状况的潜在类别命名 条件概率(conditional probability)是指潜在类别组内个体在观察指标上作答概率。丧偶独居老年女性应对状况两个潜在类别在20个条目上的条件概率，见图1。类别1老年女性的积极应对条目条件概率都比较高(均高于0.50)，其中，积极应对条目3“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其得分概率显著高于类别2。条目5“不把问题看得太严重”和条目8“向亲戚朋友或同事寻求建议”，其得分概率也显著高于类别2。同时，这一类老年女性的消极应对条目条件概率多数也在0.40左右，说明这一类别的研究对象采用积极应对为主，消极应对为辅的应对方式；因而将其命名为“混合应对”组，这一类人群占所有研究对象的61.50%。类别2老年女性的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条件概率都较低，绝大多数低于0.40，表明该类丧偶独居老年女性的应对措施缺乏；将其命名为“应对缺乏”组，占所有研究对象的38.50%。

图1 丧偶独居老年女性应对状况2个潜在类别在20个应对条目上的条件概率

2.4 丧偶独居老年女性应对状况类别的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民族、对配偶死亡是否有心理预期对丧偶独居老年女性的应对状况类别无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不同文化程度、有无低保、有无急慢性疾病的丧偶独居老年女性，其应对状况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表2 丧偶独居老年女性应对状况的单因素分析[n(%)]

2.5 丧偶独居老年女性应对状况类别的Logistic回归分析 Logistic回归分析以丧偶独居老年女性的应对状况类别为因变量，以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对配偶死亡是否有心理预期、有无低保、有无急慢性疾病等为自变量，构建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有无低保、有无急慢性疾病对丧偶独居老年女性的应对状况产生影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3。

3 讨论

3.1 农村丧偶独居老年女性的应对状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丧偶独居老年女性的应对状况可以分为“混合应对”和“应对缺乏”。其中，“混合应对”组占比61.50%，表明大部分农村丧偶独居老年女性表现出以积极为主、消极为辅的应对方式。典型的丧偶应对模型指出，丧偶应对模式主要分为丧失导向和恢复导向，前者专注于丧偶事件本身的压力应对，包括悲伤、回避，后者是指丧偶者更专注于生活的转变，愿意接受新身份，而丧偶者往往来回往复于“丧失导向”和“恢复导向”之间[14]，这与本研究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对于这一类人群，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唤醒其积极情绪，如同伴支持，使其保持积极应对的心理状态，促使应对模式向恢复导向转变，接受新的角色，更好适应丧偶后的社会生活。“应对缺乏”组丧偶老年女性在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维度得分均不高，表明其不知采取何种措施应对。因此，可通过同伴教育或榜样引导等策略，提高其对丧偶后的积极应对方式的认知，带动其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方式。

表3 丧偶独居老年女性应对状况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既往研究[15]认为，丧偶独居老人往往由于缺乏社会支持，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政府和社会工作者也常常将丧偶独居老人视为单维度的需要帮扶的弱势群体，忽视其自主能动性。本研究通过探索性潜在类别分析，将农村丧偶独居老年女性的应对状况分为混合应对与应对缺乏两类别，探索出其群体异质性，而不是笼统地将丧偶独居老年女性的应对状况视为整体。本研究结果提示，老年女性之所以选择丧偶后独居的生活模式，往往是因其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也能采取一定措施来应对生活中的压力事件。因此，本研究能有效帮助政策制定者从积极老龄化视角出发，对丧偶独居老年女性这一群体进行谨慎鉴别，对于能采取积极应对措施的丧偶者应继续鼓励与支持，挖掘其主观能动性；对于应对缺乏的丧偶者可以适当给予生活和心理上的帮助，组织社会工作者为其提供志愿服务，帮助其采取积极应对，从而促进丧偶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3.2 农村丧偶独居老年女性应对状况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民族、对配偶死亡是否有心理预期对丧偶独居老年女性的应对状况分布无影响，既往研究对此尚无定论。Hamarat等[16]研究发现，年龄对于老年人的应对状况并无影响，尽管老年人的生活压力会增加，但老年人也能积极地应对生活压力，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但也有国内研究[17]结果显示，年龄、月收入、自理能力会对老年人的应对状况产生影响。因此，上述因素对丧偶独居老年女性应对状况的影响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对配偶死亡是否有心理预期被认为是丧偶后心理健康结局的重要影响因素，配偶的非预期死亡使得老年女性的情感依赖突然丧失，使其经历更加艰难的悲伤过程[18]。但由于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随着丧偶时间的推移，对配偶死亡是否有心理预期对于丧偶老年女性应对状况的影响是否持续，仍需进一步验证。

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有无低保和有无慢性疾病对农村丧偶独居老年女性的应对状况有显著影响。Keung[19]指出,文化程度高的老年人倾向于使用积极的、以方法为导向的应对方式，如有计划地解决问题、寻求社会支持等，与本研究结果类似。同时，研究[20]表明，支持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理论和实践相关性，特别是在高生活压力时期，如丧偶独居时期，身体状况会显著影响其心理健康，可能是因为身体状况较差的丧偶者更难承担配偶曾经的家庭角色和任务。此外，本研究结果表明，有低保的研究对象其应对方式倾向于混合应对，可能是由于农村老年女性在最低生活保障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其丧偶独居后面对困难时需要付出更多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因此，需要更加关注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较差的丧偶独居老年女性，针对这一部分人群可考虑适当政策倾斜，如通过增加慢性病医保报销比例、政府加强托底保障等措施实施弱势群体帮扶，从而有效改善其应对状况，进而促进良好的健康结局，减轻国家的疾病负担。

3.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来自湖南省湘西地区的农村少数民族老年女性，其处于地域、年龄和性别的三重弱势之中,是最需要迫切被关注心理健康的弱势群体。研究团队希望从最需要关注的人群出发开展对丧偶独居老年女性身心健康的一系列研究，为我国全面实现积极老龄化提供借鉴意义。本研究对象来自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因此，研究结果对探讨处于同等经济水平和文化背景的农村丧偶独居老年女性的应对状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研究发现可能在其他城镇地区推广性不高。下一步研究可采用跨区域、大样本的横断面调查，广泛提高对丧偶独居老年女性心理健康的关注度，促进我国公平可及的卫生保健目标的实现。同时，本研究所纳入的影响农村丧偶独居老年女性应对状况的因素可能欠全面，如研究对象的家庭支持、社会保障、丧偶时间等都可能会对研究对象的应对状况产生重要影响，后续研究也将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补充完善影响因素，为相关政策的制订提供更有借鉴价值的参考。

4 小结

本研究首次对农村丧偶独居老年女性的应对状况进行探索性潜在类别分析，并根据其应对状况的特征分为混合应对与应对缺乏两类别，说明农村丧偶独居老年女性的应对状况存在不同质的群体差异；同时，研究对象的文化程度、经济状况、身体状况对其应对状况有显著影响。未来研究需根据不同类别特征制订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精准施治，以进一步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