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晓玲 浦欣成 董 奇

2017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19届大会上通过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国际景观设计联盟关于乡村景观遗产的准则》。该文件达成共识，认为乡村景观存在极为关键的内在价值，能够从内而外地将人和社区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持续的、活态的，且社会文化融合度极高的乡村景观[1]。然而，随着全球化与资本的深入，历史村镇文化景观的地域性“文化形态”与“景观结构”面临着巨大的冲击[2]。一方面，中外学者都认识到景观变迁中文化驱动力的重要性[3-4]；另一方面，怎样在新时期对历史村镇进行有机活化与延续性复兴，把空间与文化的交缠关系厘清说透，成为难解的议题。

王竹指出，自然原生的乡村聚落在居住者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机制下建造生成，个体微观的建造活动汇集到聚落整体层面，随着时间稳定下来，其形态肌理则呈现出因个体秩序微差而在整体上造就了某种柔韧而自然的有机性与丰富性。我们对待乡村的态度，与其说是改造，不如说应当是守护和学习[5]。段进从城市空间发展理论的视角，提出“空间基因”概念。认为通过空间基因识别提取、解析评价到传承导控的技术体系，可以避免采用统一的模式面对千差万别城市、不尊重历史和自然的设计弊端，强化规划设计的在地性，推动城市规划设计方法从空间形式创作到空间基因分析的方向性转变，为城市建设与自然保护、文化传承的共赢提供有效设计路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