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生

货币经常被比喻为现代国家的名片。实际上，在古代它更像是一个政权或王朝的出生证明——只有铸造发行了可以流通的钱币，才标志着它获得了合法的身份，从而被认可。因此，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的建立或王朝的更替，都非常重视钱币的铸造，不但重量足够，工艺上也很精美。但是，今天笔者要给大家讲的这两枚钱币，却都铸造得非常粗糙、简陋，它们就是“ 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

虽然这两枚钱币的外形都不够好看，但是知名度却很大。特别是“得壹元宝”，比顺天元宝还要粗糙，反而更加珍贵，在泉界有着“顺天易得，得壹难求”的说法。

实际上，数量少并不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见证了我国古代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安史之乱。叛乱的主角安禄山虽然首先称帝，但却没有铸造钱币，反而这两枚都是他的配角史思明铸造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新出土的、使用安史年号纪年的墓志铭，就是想尽量试着从叛乱一方的语境，来解读当年的历史。其实，除了墓志铭，当年铸造的钱币也记录了叛乱一方很多鲜为人知的信息。下面笔者就通过这两枚钱币，带大家去探寻安禄山死后，史思明重新挑起叛乱大旗并铸钱的背后故事。

年少相识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从位于今天北京的范阳起兵，拉开了叛乱序幕，当年十二月便攻占了东都洛阳。第二年（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就在洛阳正式称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摆出了要与大唐争夺天下的架势。唐玄宗去四川避乱，太子李亨在灵州自行称帝，也就是唐肃宗。

当时的战争形势对安禄山很有利，可就在他准备与唐朝一决高下的时候，内部却发生重大变故。正如很多强势集团的衰落、瓦解，首先都是从内部开始一样，安禄山反叛势力的瓦解表现得更为极端和血腥。因为父子猜疑，他被亲生儿子安庆绪所杀。至德二年（757年），安庆绪即位称帝，于是叛军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化，这就拉开了第二位反叛主角史思明登台的序幕。

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都是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胡人。安禄山来自安国，就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史思明则来自史国，位于中亚历史名城撒马尔罕以南。同时他们又都有很深的突厥背景。安禄山年幼时父亲去世，母亲阿史德氏最初是突厥的一位女巫，后来改嫁给在突厥军队供职的粟特军官安延偃，“禄山”是粟特语明亮一词的转译;史思明本姓阿史那，属于突厥王姓，史思明是唐玄宗给他起的汉语名字。

他们的名字都有崇尚光明的意思。两人自少年起就一同在营州，建立了童年的友谊。因为他俩都会说多种民族的语言，成年以后都曾被任命为“互市牙郎”，这是一种负责边境地区贸易的官职。两位来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青年，就这样一下跨入了唐朝的体制内。后来都因为在唐朝边境地区的对外战争中有勇有谋，骁勇善战，多次立功，受到嘉奖而一路升迁。

安禄山因为认杨贵妃为义母，更得到了唐玄宗的宠信而被破格提拔，最后竟然成为了唐朝在边境地区所设立的十大兵镇中，唯一一位身兼平卢（东北）、范阳（北京）、河东（太原）三镇的节度使，独自统率主要由突厥、契丹、奚等游牧民族组成的近20万人的精锐队伍。而在安禄山一路升迁的过程中，史思明始终都是他的左膀右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唐玄宗最宠信的这两位胡族将领，最后竟然成了他的“掘墓人”。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时，史思明充当先锋亲率精锐一路南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攻占洛阳、长安。安禄山称帝后，封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留守老巢，负责经略河北，占有十三郡，拥有兵马八万余众。

得壹元宝钱

安禄山被其子刺杀后，叛乱集团内部出现了分化。郭子仪乘机借助回纥（后来改称回鹘人）的力量，收复了长安、洛阳。眼看大势已去，识时务的史思明便归降了朝廷，被任命为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仍然驻守在范阳老巢。

不过，早已被叛乱折腾苦的朝廷，对史思明的归顺始终不放心，于是就设计暗杀他，结果计划败露。史思明召集部众再度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并于乾元二年（759年）二月进兵邺城（今河南安阳市），先击败围困邺城的唐朝九路节度使率领的六十万大军，解救出被围的安庆绪，随后他又将安庆绪杀死，返还范阳称帝，国号为燕，建元顺天，自称应天皇帝。这样一来，天宝十四年爆发的安禄山叛乱，最终演变成了安史之亂。

决定铸钱

史思明称帝并安顿好北方的老巢之后，快速南下，于第二年（760年）四月再度攻陷洛阳。此时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重大决定：要在洛阳铸钱！

他是想通过铸钱来筹措经费？或者是为了便利洛阳民众用钱，以此收买人心？为了便于分析史思明铸钱的目的，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当时唐朝流通使用的钱。

唐朝一直铸造使用的是开元通宝钱，这是唐高祖李渊在刚刚称帝时铸造的。因为大小适中、铸造精美，很受欢迎就一直延续使用了下来。乾元元年（758年）七月，为了筹措经费，补充财政空缺，唐肃宗曾经铸造了一种“乾元重宝”钱，虽然仅比开元通宝钱略重一点儿，但朝廷却规定一枚乾元重宝钱等于开元通宝钱十枚，这属于虚值的大钱。

唐朝政府通过这种通货膨胀的手段，从百姓手中收敛到了一批财富，解决了财政困难。因为尝到了甜头，于是又变本加厉，第二年又铸造了面值当五十枚开元通宝钱的“乾元重宝”重轮钱。因此，史思明占领洛阳的时候，唐朝流通的钱币虽然只有“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两种名称，但是却有三种面值，分别是面值当一文的开元通宝，与面值当十文、当五十文的两种乾元重宝钱。

这种背景之下，史思明会铸造什么钱呢？实际上，上述三种都不可能是他考虑的选项。因为如果那样，史思明就仅仅只是一个图利的私铸者，而不是称帝者了。作为一个有政治追求的叛乱者，史思明不可能再去铸造唐朝的钱，他一定会另外铸造一种新的钱。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壹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通）宝。”可见他铸造了两种钱，一种是得壹元宝，另一种是顺天元宝。

一般情况下，中国古代铸造货币，不用年号就用国号。但“得壹”既不是年号，也不是国号，而可能就是取义于《老子·第三十九章》中的一段话：“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候得一以为天下正。”

作为一个反叛的胡人，史思明可能是想用铸造一枚“得壹元宝”钱的方式，来表明他也是天下的正统，是位真命的天子。这表明了他要取代李唐王朝、一统天下的愿望。

事实上，安禄山就非常注重利用带有鲜明色彩的宗教来团聚部众。这样做虽然有利于凝聚核心力量，但也很容易激起汉族士人固有的“夷夏正统”观念的抵触，在文化、政治上不认同安禄山政权。史思明应该就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会选用被李唐王朝尊奉为国教的道教，其始祖老子著作中的“得壹”一词来铸造“得壹元宝”钱。

史思明铸钱，还给洛阳当地寺庙中的佛像带来了一场浩劫。据约为唐末五代时期张台的记述，史思明铸钱所用的铜，都是销毁寺庙佛像得来的。因此，后人有“洛阳古寺铜销尽，都是如来劫后身”之说。因为佛教是外来宗教，史思明销毁佛像，铸造带有道教寓意色彩的钱币，就是想以此来淡化其胡人色彩，争取占大多数的、信奉道教的汉族官民的支持。用心之精细，显然超出了以往世人对他的认知。

顺天元宝钱

他的目的

这正是史思明不同于安禄山的地方。史思明不仅能攻城略地，还知道铸造发行货币的作用，这样既能表达他改朝换代的愿望，同时宣示其帝位的“合法性”，还能为他的叛乱事业筹集经费，可谓一举多得。这说明史思明的政治才干绝不亚于安禄山，甚至远在安禄山之上，因为他已经知道了铸造货币的重要性。

但是，等“ 得壹元宝”铸好之后，史思明可能才意识到，“得壹”也可以被解读为“只得一年”，这让期盼帝祚长久的他很是尴尬。于是，他便决定废弃“得壹元宝”钱，按照惯例，改用年号“顺天”。重新铸造了年号钱“顺天元宝”。想表达的意思是他起兵造反是“顺天应人”的行为，强调自己才是顺应天命的真命天子，希望能够统一天下。

铸造“ 得壹元宝”的时候，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考虑，史思明希望一定要超过唐朝的货币。而此时唐朝最近铸造的，是面值当五十文的乾元重宝重轮钱。因此，史思明就规定他铸造的得壹元宝钱，要为唐朝乾元重宝重轮钱的一倍，与开元通宝钱的比值为1比100，即《新唐书·食货志》所记载的“以一当开元钱之百”。

这一方面反映了史思明想要通过钱币，在政治宣传上压倒唐朝的用意;另一方面铸造当百的虚值大钱，更便于从社会上收敛财富，这与他反叛者的身份也相符合。同时这也似乎说明，史思明对通货膨胀的害处还不了解，因为铸造当百的大钱会很不得民心。好在史思明占据洛阳的时间并不长，铸钱的时间则更短。因此，他铸造的钱币对社会的危害相对有限。

因为史思明最先铸造的是“得壹元宝”，后来的“顺天元宝”是由此改铸的，因此，得壹元宝铸造时间很短，大部分又都被销毁改铸了，留存下来的就更加稀少，所以钱币收藏界才有“顺天易得，得壹难求”的说法。如今市面上一枚“得壹元宝”的价格，也是顺天元宝价格的十倍有余。“顺天元宝”因为流通使用时间比“得壹元宝”要长，因此有减重的现象，版式上也要更加复杂一些。

货币背后

虽然想通过铸造钱币的方式，来表明自己是一位顺应天命的真命天子。但残酷的现实却证明，史思明的结局与安禄山惊人地相似——无论是在位的时间还是死的地方、乃至于死的方式，竟然都如出一辙，他俩都是死于自己的儿子之手，这种结局更是让人不可思议！

上元二年（761年）史思明被他的养子史朝义杀死后，叛军再次爆发内乱。犹如天助一般，再次给唐朝提供了平定叛乱的机会。于是，郭子仪又一次借助回鹘之力，乘机收复了洛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窮途末路的史朝义被其部下李怀仙诱杀，成为他归降朝廷的投名状。至此，前后延续了七年零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了。

从铸造钱币这件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安史之乱后半场主角的史思明，虽然名气没有安禄山大，但其才智、视野、能力，却绝不输于安禄山。这说明史思明已经是一位非常汉化的胡人，不再是一味蛮干，除了会马背上较力之外，还会通过铸造钱币来打舆论宣传战了。

正如明代史学家王世贞所说：“史思明亦悍胡也，其才力远出禄山上。”《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作者甚至说：“史思明任叛军领袖后，证明是一位杰出的将领，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在761年春，通过与人合谋将他杀害，他很可能推翻唐朝。”这一观点虽然有些绝对，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研究学者对于史思明能力的认可。

“安史之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了，然而叛乱之后的唐朝已经不再如此前。而且“安史之乱”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唐朝，对此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的分水岭。

得壹元宝与顺天元宝钱拓片

这种观点首先是从叛乱队伍中分化出来的。以“河朔三镇”（卢龙、成德、魏博）为代表的军团，继续盘踞在以河北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他们虽然表面上归顺了朝廷，实际上却是以节度使的名义实行军阀统治的割据势力。唐朝从此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由全盛转入了衰落。

其次是为北宋的灭亡预留了伏笔。因为唐朝始终无力控制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河北军阀，这使得随后的五代以及北宋政府重建北方国防线的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契丹势力的南移给北宋造成了非常大的战略压力，并因此而亡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都直接与“安史之乱”有关系。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再次是叛乱平定之后，在思想界引发了对此前曾经风靡一时的“胡化”现象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后来又进一步演变成为了韩愈等人所发动的复古运动。经过这场复古运动的洗礼，唐朝前期那种开放、自信、多元的社会风气，被后期保守的、仅以中华古典为上的思潮所替代，并最终导致了宋朝的内敛、懦弱和不自信。从此，文武并重的价值观被重文轻武的观念所替代。

最后是作为国家的管理模式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此前，唐朝是继承了北周武川镇军阀系统的武力国家，以武力为立国的根本，政府所有的活动都是直接向民众派发，力役的负担占很大的比重。但是，此后采用了新的方法，实行“两税法”，向民众收取货币税的比例开始增加。武力国家由此逐渐转变为财政国家。如国内发生叛乱，就用金钱雇佣胡人来帮助镇压;如遭外敌入侵，则用金钱达成和解，这些都为后来的宋朝树立了先例。从此，货币在社会生活中开始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