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文化形象与跨国视野：“近代留学教育史”研究的新趋势及其分析（2010-2019）

2020-09-14张睦楚

高教探索 2020年8期

摘要：回顾以往30多年关于近代留学教育和留学生的研究，多从教育、文化、科学、中外交流等角度加以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大大推动了人们对近代教育、近代科学文化艰辛曲折发展历程的认识，也给人们提供了多面相的近代历史图像。自2010年起，随着公共空间视角、文化形象学、全球史视角的引入，留学教育史尤其是近代留美教育史研究有了创新性的突破，在近现代教育史研究的“写法”方面也有所突破。总的来说，这部分研究为传统留学教育研究注入了活力，从留学生精神文化、留学生知识人社团与学术权力、全球视域下深入勾勒了“留学教育史”的具体面相，呈现出了一种多维立体化的研究模式。在研究方法方面进一步与其他学科融合的态势，进一步深刻挖掘史料以阐述呈现更多的人文性，将会是未来研究的着力点。

关键词：近代留学教育史;留美中国学生;公共领域;群体形象;全球视野

关于近代留学教育及近代留美生诸问题的研究，始终是教育史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和重点，新作迭见，新材料、新观点迭出。留学教育和留学生研究之所以备受关注，大概是基于以下原因：其一，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一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通过现代化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开启者、引领者和中坚力量，恰恰就是近代留学生。当代中国所进行的现代化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承继了近代留学生所提倡、所从事的现代化事业。了解以留学生为代表开拓者的足迹，总结其经验教训，显然可以回应当今的实践。其二，与学术研究中的需求相呼应。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史学领域，广泛兴起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现代化范式”。不可否认，此一模式弥补了以前“革命史范式”过重政治变革与精英研究的弊端，而将视角下移至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并非居于权力中心的广大中层甚至是人物。其三，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以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战略。这些战略，都将科学和教育的地位，提高到重要的位置。国家、社会对科学和教育问题的持续高度关注，促使研究者将眼光移向近代教育和近代科学曲折发展史的研究，希冀总结经验，寻找智慧。

总的来说，近十年来近代留学教育史的研究——无论是研究领域或是研究思路与方法上，均呈现出相似性、共融性、多维一体性的特征，随着全球范围内关于“近代留学教育史”领域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于“近代留学教育史”的研究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涌现出了较多“亮点”与“创新点”。对该论题进行详细地学术史检视后，笔者认为相应学术史回顾应摒弃一种既有的划分类别，转而将该主题按照相应的“视角切入/主题构成”的维度进行划分。从近年来学界对留学教育的研究来看，其研究对象为近代留美学生，但观察的视角却不是一般的留学问题，而是从公众空间视角、文化形象史学、全球史观等方面入手，以下分而述之。

一、传统“近代留学教育史”的写法

学界对近代留学教育和留学生问题的关注，早在1920年初期、中期就有了。彼时，《申报·教育与人生》《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报刊，已经开始发表若干文章讨论中国的留学教育政策与留学生问题。1928年，近代教育史研究的开创者舒新城，更出版《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开启了近代留学教育问题的专业研究。从那时起，迄今已近百年，虽然中间有过几次中断，但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已然洋洋可观。相关研究自八十年代起已进入鼎盛时期，涌现出一系列较为引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这些通史性质的著作，往往更多地关注留学生归国之后的影响与贡献，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关于这一主题可资借鉴的重要研究成果;但限于体例及视角，着眼点主要集中在历史脉络梳理上，或是大线条、全景式的描述上，对留学教育和留学生问题的讨论有待进一步深入发掘。[1]

近十年来大陆与港台方面，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女子留美教育的背景以及女子教育发展与主体地位演变，进行了详细考察。相关研究得出“近代中国留美实科女生对中国教育现代化推动不曾缺席”的令人信服的结论。[2]与此同时，部分研究成果指出抗战后中国出现的一股“留美热”，是与当时国内外形势紧密联系的：首先，由于战后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强国，成为最理想的留学国度;其次，当时教育部为了战后重建，继续战前的积极留学政策以加速国家工业化进程;再次，青年学子怀抱科学救国、振兴中华之壮志，也是促其负笈海外之因。[3]另有研究则侧重从留学生考选、海外学习及归国管理等方面，考察了南京政府时期的留学管理。研究认为南京政府时期的留学教育管理具有控制规模、注重质量与强化中央集权等特点。[4]亦有研究从政策文本入手，对民国时期留学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影响因素、相关特征等方面进行较系统地梳理。[5]另外，章开沅著《中国人留学史》以1949年历史为断点分为上下二册，以历史的纲目展开论述中国人自1895年初放洋留学之留学史。[6]其留学史以潮流及风帆为喻，分为起航维艰（甲午战争之前的留学行动）、热潮初起（清末十五年：1895-1911）、潮起潮落（民国前期：1912-1927）、一波三折（民国后期：1927-1949）四个篇章，著作史料选择精到、视角独到，脉络清晰且行文流畅，不失为近年来一部研究近代留学生的佳作。

江苏师范大学周棉教授近年研究则关注到留学生“人”的个体，进一步拓展了留美学生个体与时代背景、重要社团、中外交流等方面相互影响的研究理路。近十年研究成果着重对留学生与重要社团事件典型论述，从欧美留学生的角度论述辛亥革命，将笔墨篇幅置于留学生唐绍仪与伍廷芳在“南北和谈”中所起的作用上。通过研究，得出相关结论为“他们（留学生）对清王朝的背叛，是在中西两种文化、两种政治制度、两种社会实践或体察的基础上，通过自身冷静、理性比较后的现实抉择”，进而肯定了他们（留学生）与时俱进的政治远见。[7]该学者2017年的研究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名为《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属凝聚作者及其研究团队数十年辛劳力作，也属研究者及其团队在留学生研究領域的“巅峰之作”。成果以民国时期政治和社会变迁进程为主要论述线索，按照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历史阶段进程，建构大的纵向论述框架，同时以专题为线索重点考察留学生群体对民国社会发展的多方面作用及贡献，以突出留学生群体在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及留学生研究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著作对留学生群体思想分化研究作了进一步拓展，重点论述了抗战爆发和国民政府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留学生群体的分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留学生群体的宪政运动等问题，属于对既有的近代留学教育的一个拓展，有关论述发前人之所未发，颇具新意。

研讨会方面，南开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原徐州师范大学（现为江苏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东京旅日华人史学会共同主办的“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编辑成册，其中法国学者巴斯蒂撰《出国留学与中国近代世界观的形成——略探清末中国留法学生》指出中国留法学生群体当中传播及形成的世界观，表现为无国界人类大同的经验与列强竞争精神的并存，这种在留法学生群体当中所体现出的世界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思想，是中国近代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为进一步推动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相关研究，江苏师范大学于2019年8月再次举办了“留学生与中国传统教育的转型及现代教育的发展”学术会议，会议不仅赓续了固有留学生研究主题，还对留学生与物理学科、社会教育学科、留英学生群体研究、留学生与一流大学理念传播与实践、留学生博士学位论文评述、留学人员社团组织发展、留学教育问题论争、克伯屈与中国留学生、留苏与留欧学生与新中国建设等相关议题进行了延伸讨论。

除了从“教育/泛教育”方面对留学教育问题进行研究以外，学术界自上个世纪起开始关注留学生个体与某一类学科关系的研究，尤其以教育学科为主要讨论中心。学者也从留学生与国家转型互动、哥伦比亚大学留美中国博士名单、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留美海派中的学衡派知识分子、近代大学理念的旧模式与新范式、留学生个体与民国时期高等院校教育系科时代变革、或从留学生与中国教育现代化、民国知识分子与近代职业教育演进、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缘起等视角入手，书写了相当的研究成果。综上，从“教育”相关视角切入对近代留学教育的研究均可以采用“留学生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线条大致勾勒，具体议题大多关注到了留学生与西方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研究、留学生与晚清中国教育的改革研究、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近代教育学家研究、教育学背景留学生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等方面。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例举。

揆诸前文所述，从“教育”相关视角切入对近代留学教育的传统研究，大多具备了问题意识并关注现实需求，也力图避免教育史学理论薄弱、研究思维简单直线化及研究范式过于静态、单一的状况发生。这部分成果大体可归属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这一宏大而有传统的论题之下。其具体议题，则可细分为留学生与西方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研究、留学生与晚清中国教育的改革、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近代教育学家、教育学背景留学生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等几条主线。由此可见，传统的关于“留学生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主题研究，学术界长期以来出现两种研究思路：其一，有意于留学教育本身的产生、发展及演变轨迹的探寻。此类研究旨在摸清楚留学教育的基本史实、史料，重在把握留学教育历史发展的脉络，如讨论留学教育产生的社会现象、推动动因、阶段性特征、留学国别的具体转向与变化、预备留学生的考选等问题。其二，着意于留学生回国后足迹的考察，重点探讨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宏大主题。如考察留学生回国后职业学术与职业发展足迹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贡献，如留学生与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留日学生与中国近代的社会发展，留学生与中国哲学、文学、新闻、出版事业等变迁的考察等。在此基础上，即形成了两类研究视角：纵向研究视角与横向研究视角。前者指按照留学生派遣时期直至其学成回国后服务社会这一纵向时间演变为视角，来展开讨论;后者指对此主题先形成某个具体范围的“专题”，然后再进行相关叙述。

二、“群意识”视角：对留学生公共领域的探讨

基于近代学者、留学生集结成群的研究，学者许纪霖则提出了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这一概念，他认为由于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士大夫成为了自由流动的资源，于是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拥有学校、社团及传媒三个重要的公共建构，使得学子的文化影响力空前地提高。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有一部分关于近代学生社团的相关研究，例如蒋宝麟等人著的《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将学人社团与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相结合的研究、孙广勇在《社会转型中的近代教育会研究》中对近代教育会的研究，王建芹在《从自愿到自由：近现代社团的发展研究》中则通过选取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不同文化发展阶段、不同文化基础的社团组织，并对其发展状况进行仔细梳理与归纳，揭示除了近现代社团组织“从自愿到自由”的发展趋向。此外还有学者桑兵在著作《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中对清末知识界的社团活动进行相关研究，研究亦对近代留美学生与中国社会学社的进行相关阐释。

虽然有少数学者（确切地说是以境外学者为主，尤其是美国的学者为主）对留美学生集结成群进行了相关研究，但由于资料的限制，在2010年前对这一海外学生群体的研究还尚未形成相对较多的成果，在很多研究领域及主题方面还存在空白。实际上，对社团的学术研究肇始于19世纪末的西方学术界，中国学术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大约兴起于20世纪初，到20至30年代有初步发展，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于秘密会党或工商行会、慈善团体、科学社团，研究的内容也以社团的史实查考和现象陈述为主。研究主要是关于“北美中国基督教协会”、“少年中国学会”、“中国科学社”的社团研究，对“五四”运动爆发时由于中国教育界受到杜威旅华讲学“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念影响。主要对学生自治的历史渊源进行了简明梳理，并着重阐述学生自治引入中国的思想基础，包含政治理念、文化变迁和教育新潮，并对学生自治的时代条件、实践表现及学生自治的理想与现实矛盾等方面进行详细考察。[8]

早期关于留学生社团的研究主要运用了科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理论及方法，全面地梳理了近代中国科学社团在震荡的近代中国社会当中的演化及其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探讨了中国科学发展与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中国科学社在变迁当中的社会角色调试、科学社的主要事业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社团社员群体与领导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等。其研究表明，类似于中国科学社这样的民间私立社团在近代中国虽然影响很大、作用突出，但仍旧没有找到一条可以健康发展的体制化道路，社团与社团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分歧，没有结成统一的社会力量以制衡政府强权。对于“科学救国”这一问题，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剑在《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收入童世骏主编《西学在中国：五四运动90周年的思考》，三联书店2010年出版）。研究指出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響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然而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一方面注重考察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的发展概况，另一方面则逐一考察近代科学社团的主要功绩，如近代中国科学社团主要致力于传播科学、致力于科学化运动、探索中国科学的体制化、投身于科学教育、推动社会关系发展。[9]针对中国科学社的相关研究还有同一学者对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相互关系的研究。[10]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前后影响最大的一个社团，关于该社团的研究，也受到学界的重视。吴小龙的研究以一种全新的社团分析方式主要剖析了学会的筹备及成立及其运作的全部过程、主要活动及理想追求，并侧重论述了学会内部的各类思想论争以及围绕“国家主义”所进行的激烈斗争、理性追求及非理性追求的相互牵绊，以及学会后期的逐渐分裂。[11]研究认为少年中国学会最后历经了两重分化，其一为选择政治改造道路和坚持文化改到理想会员间的分化;其二为投身政治活动的会员信仰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两者间的分裂，但无论是何种分化，少年中国学会为改造社会而作的实践努力，乃至为寻找改造中国的道路而进行的思想论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少年中国学会”相关主题的研究还有对少年中国学会所创办的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的研究。成果重点考察了少年中国学会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的关系，研究认为《少年中国》月刊不仅是国家主义思潮、妇女解放思潮、社会主义思潮、非基督教及工读互助思潮等的真实写照，也对上述各思潮的兴起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2]除此之外，对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研究，还有台湾研究者陈正茂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少年中国学会”史》，该成果主要立足于晚清民族主义传统之沿袭，及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背景之下介绍了少年中国学会发起的背景、学会成立动机的探讨、学会发起的经过、学会的活动与发展、学会与反宗教运动、学会与“收回教育权运动”、学会的分裂等方面内容，尝试还原“少年中国学会”一个较为明确的历史图像，并希望能够经由此图像的描摹诠释，给予研究民国初期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研究一个有价值的参考。

2010年后，香港中文大学梁冠霆的研究以“北美基督教中國学生会”（The 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C.S.C.A）的创立与发展入手，采用大量的耶鲁大学神学院保存的组织档案进行研究，对这一群体之下的留美中国学生身份进行了极为细致的考察。在研究中认为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的成员们既是一名中国人，又是一名接受美国价值观的基督徒，因此在信仰方面有着二者的冲突。同时，研究也指出他们肩负着双重使命：作为中国人，他们要振兴中华，使自己的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地位;而作为一名基督徒，他们又要把主的福音传播到中国，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上帝的国度。在这种双重身份、双重使命的促使下，这个群体之中的留美中国学生在面对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所经历的种种变迁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和判断。作者以此为切入点，描述了近半个世纪的“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的命运。[13]

此外，对留美学生创办域外最大的学生联合会—“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C.S.A.，以下或简称“联合会”）的研究尚属近年亮点之一。相关研究则以思想史主线贯穿其中，对该团体的兴衰成败、内部组织、主要成员及其思想、主要活动等，均进行了较深入地探讨。研究发现留美学生联合会中始终存在着两股截然不同的意识，一派是以中国自古以来根深蒂固且独特的民族意识所主导的观念，秉持这一态度与观点的留美学生联合会中的学生群体在对国体的主观选择、对日态度、爱国理念、教育构想、宗教及文化方面有着明确的看法;而留美学生联合会当中的另一派留学生则明显受到美国思想的影响，对以上的问题更倾向于采取一种趋于“自由主义”基调的看法，他们对于以上相同的问题采用了不同的理念建构。因此，基于这两类不同的观念所构成的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这样一个以留美学生为主体而构成的留学生联合会当中同时共存、并相互作用着。研究也发现，之所以在留美学生联合会当中会出现民族意识与自由主义两股意识流相互交织的现象，这恰恰是由留美学生联合会本质所决定的。联合会的本质是藉由留学生的热情与团结精神集结而成的海外“学生社团”，这一由学人团体所组成的“公共领域”也因此深具“开放性”与“公共性”的特质，于是联合会对于不同组织、不同意见、不同理念的包容度也十分巨大，而留美学生联合会当中所存在的这两类意识的差异与相互之间的作用，也是推动留美学生联合会这一学生群体发展的重要动力。[14]

三、文化形象学新视角：对留学生形象的探讨

自19世纪后期以来，教育历史比较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重视的研究理路，且作为国民国家建构的重要渠道之一，在20世纪后半叶不断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教育历史的研究如何实现地方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平衡，如何完成培养国家公民及世界公民的双重使命，这些都成为了各国教育历史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话题。各类期刊文献成为了社会进程的重要产物及分析要素，不仅受到彼时历史政治文化形势的影响，还受到意识形态及言说表达方式的塑造，如何在各类文本载体中表现留学生、如何描述留学生、如何评论留学生等等一系列问题，对于当下方兴未艾的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留学教育的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互信等均是既有趣又有意义的问题，通过一个世纪的留学生形象梳理及两种异质文明的相互对话，有助于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有助于中国人更好地了解世界、知晓他人对我们的认识与基本定位，从而型塑出一个更为立体、更为鲜活具像的中国。

研究海外留学生群体，务必需要关注其周边的“他者”，作为外来者，海外留美学生需要清楚地认识了解“他者”并与之共生共存。域外对留美中国学生的认识仿若一面历史的镜子，从中得以领会生活在中国本土以外的他者对于自我的看法，从而了解“我”置于“彼岸”的形象变迁史，有助于自身完善结构建设及形象再塑，通过两者在异邦的交往，有助于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特质的自我定位。[15]由此，文化形象学是在研究近代留学史借鉴的新视角。所谓“文化形象学”是一种注重总体分析的研究方法，是以国家、个体为单位他者形象的研究，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的异族、异国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16]同时，文化形象学强调从“怎么样”的形象描述中去进行“为什么、为何如此”的文化阐释。[17]在此基础上，它又表现为“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对异国认识的总和”。具体到研究思路上，文化形象学对形象的解读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对形象描写的词汇进行分析;其二，是对等级关系的描述;其三，是将形象作为故事情节进行分析。[18]

基于此，近年有部分研究则采用文化形象史视角对留学生及留学生群体进行“跨界”考察。南开大学刘晓琴对晚清民初留学生社会形象及其演变的考察，指出晚清至民国，留学生形象的形成及其演变存在两条主线：其一，存在于真实历史场景中;其二，存在于文学作品当中，二者中形象有时合二为一，有时又截然相反，研究试图从纵向检视留学生形象如何得以确立、历经转变等一系列问题。[19]对于留学生个体形象的考察主题研究，该作者以容闳为个案，详细考证了容闳身份定位，透过其人际往来、衣着服饰、生活方式等方面，解释其“耶鲁人”的形象定位。[20]此外，对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的考察，也是这一类型研究的佳作，严安生近年代表作《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则将留日中国学生的考察置于“精神史”的视角下回溯，试图对留日学生心灵与情感进行历史化的脉络梳理。日本学者安部公房在看过该书后，将留日中国学生比喻成“蹑手蹑脚的夜行性肉食动物”，其中涉及到两个维度的形象：其一，何谓“肉食”的形象？其二，何谓“夜行”的形象？可以说前者是由留日中国学生内在质素决定，后者是由近代中国转型历史背景所决定。对于此问题，其相关论调为：留日从肇兴到风气日盛，无不源于朝野所共同选择的“忍辱求学与仇敌之国”的逻辑当中，而之所以留日学生是“肉食”的，恰是因为留日中国学生较之于其他留学生“更为凶猛、更贪婪”，之所以是“夜行”，因其后具有一种“避敌行为”，并具有灵敏的感官与高度的警觉性，是源自于留学生对生存环境的恐惧，也是区别于昼行性动物的根本点。[21]另有研究对西方公众视域下近代留美中国学生形象进行解读，指出作为中西文化文明之间的“报春鸟”，留美中国学生在美國公众视域下一直被塑造、被想象成一种复杂的面相。由于对留美学生身份的偏见与角色定位的游离，近代留美学生在美国公众视域之下的形象被想象为三个方面：其一，被构造成为一种弃中与崇西角色的嫁接;其二，被想象成为一种享乐与功利的形象;其三，由于留美学生与华人社区天然的“国族挂钩”造成了留学生群体的偏差形象，因而构成了留学生群体最具有特质的一种形象想象。[22]

港台方面的研究，则以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杨瑞松著《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为代表。研究主要考察了百年来盛行于华人公共论述语境之中的国族符号，将诸如“病夫”、“黄祸”、“睡狮”等三项国族符号，重新放置于各种论述的历史发展脉络之中。研究以思想文化史为研究主轴以外，并同时借用国内外文本分析、国族建构理论、异文化再现理论、跨语际研究、集体记忆等相关视角与方法，试图呈现这些“国族符号”所呈现出的错综复杂的暧昧意涵，并且深入探讨其对于近代中国国族共同体想象的各种效应。其研究指出学生群体、尤其是留学生群体承载了过多的国家与国民关于现代的期待，是不证自明的结论。既然这个结论得以在“寻求现代性中国”的过程中成为无法辩论的共识，那么在留学生群体之上所存在的理想与现实、自我与世界之间多义的紧张关系，以及其中映射而出现代中国多面的镜像与起伏的命运，自然不难理解。关于近代中国国族的议题这一问题，是纳入到现代世界体系之下进行考虑的，所谓“中国作为一个‘想象的社群，必须因应现实需要，重新被想象、被建构”[23]。

此外，博士学位论文也是此主题研究生成的重要渠道。向忆秋博士学位论文对旅美华人文学的域外形象进行了详细解读。研究借鉴了文学、史学、文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诸学科，并将研究集中在旅美华人如何书写美国生活经历与体验等方面，以便对中美文化空间及旅美华人身份与命运作一种现实性的再理解与历史回望。[24]基于相同研究思路的研究还有中央民族大学冯月然博士学位论文《他者形象——<纽约时报>视角下的清末中国形象（1900-1905）》及中央艺术研究院胡斌撰博士学位论文《何以代表“中国”：中国在世博会上的展示与国家形象的呈现》。前者以《纽约时报》为载体，以中美交流过程中影响清末中国形象建构的1900年义和团运动、1902年排华法案的修订、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及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纽约时报》对这四个事件的相关报道，考察了美国对1900年至1905年间中国形象在域外的建构过程与变迁轨迹。后者则以晚清到民国中国参加世博会的历程作为考察对象，详细对展品选择（世博会中什么代表“中国”）、展馆建设（世博会中如何呈现“中国”）、陈列方式、组织及影响力量（谁的“中国”、世界视野中的“中国”、中国在世博会上的形象展示及民族动因）等因素进行整体性梳理，以阐释中国通过世博会这一窗口向世界呈现的自身形象，并从中挖掘时代变奏及文化要义因素。余婉卉博士学位论文《“学为世界人”的迷思——晚清民国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对晚清民国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如何在文化社会史视阈下完成西方的文学书写，进行了精彩阐述，同时对多元而裂变的留学生形象、犬牙交错的社会表情、蔚为大观的负面书写、留学生的深度自我刻画、留学潮中的民族主义叙事、留学生形象与“洋派”话语、留学生形象与“传统”、文学与历史的话语竞争等问题进行详细考察。史料丰富内容详实，研究视角独特。[25]

复旦大学庄莹博士学位论文《少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学生形象流变（1895-1945）》，则着重探讨了1895年至1945年中国转变过程中，以留学生、新青年、女学生与“古老的青年”（专指五四时期下学生似新实旧、兼具变态与常态的学生群体）为主要群体，探讨智识阶层如何通过各种媒介想象和叙事为中国寻求一个集体的现代认同，并试图寻找其后暗含的建立现代中国经验及价值谱系的吁求。对于中国形象置于日本社会的想象，则有南京大学博士刘婉明撰学位论文《日本留学与创造社作家的国家想象》、武汉大学博士杨理沛撰学位论文《1910年代西方叙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研究》[26]，二者皆旨立足文学与文化视角，利用了“原型理论”，注重发掘这一时期译者叙事文本中隐含的异质性言说，既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又深入研究话语主体如屠坤华、张竞生、洪深、宗白华、李金发、林语堂、徐志摩、胡先骕、梅光迪、马君武等“解读者”的个人知识谱系、心理机制及审美趣味等，从中讨论国文对“西方形象”的选择、描述与言说，从实质上关注“西方形象”的生产、接受、传播与转换，进而揭示出“形象”背后所蕴含的深层话语逻辑。[27]

四、跨国史视野：对近代留学教育的新探讨

现代中国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美国大学成为一个突出的学术领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费正清（John K.Fairbank）的努力。从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传统的中国史模式受到全方面的重审，这股史学上挑战集中反映于费正清的学生柯文（Paul A.Cohen）所撰《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该书批评以费正清、列文森为代表的美国的中国史学者存在三种以“西方中心主义”（Western-Centerism）视角书写中国史的倾向：“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二元区分传统与现代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理論，以及用帝国主义（Imperialism）解释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动力，进而提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强调以一种内在的（Internal Approach）的路径将对中国史的解释重心置于中国社会的内在动因和演进过程，而不是片面采用以西方为主的视角，这种史观的变化既综合了美国学术界社会科学化的新进展，也极大地促进了此后的研究致力于利用多元的新视角深入探索包括国家认同在内中国历史与认同自身的文化。这类研究主张在古今中西之分的框架下，寻找到在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找到一条理论路径，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框架，揭示出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领域多重力量相互作用的变化情况。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是近几十年以来西方学界重新认识现代中国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对自身文化认同的代表作。杜氏在该书中借鉴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理论，对传统中国史的叙事模式提出挑战，试图以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取代建立在西方国家历史基础上的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叙事模式，批评从西方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并不能解释中国、印度等传统文明国度的现代历史，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统一的、稳定不变的观念意识，反倒是充满了由不同地区和群体所构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自二十世纪，学者叶隽试图以“异文化的博弈”为分析框架，有意识地突破“西方冲击——中方回应”（Impact-Response Model）的模式，在其著《异文化博弈：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选取中国现代留欧学人的几个代表人物（严复、蔡元培、李石曾），从世界形成中的“现代中国”角度入手，讨论了洲际视角之转换“西学”全球化与现代性“东渐”、“现代文明”脉络中的欧洲史进程、中欧文化交流史与法、英、德资源的东渐，该著作首次采取以“异文化博弈”的模式来考察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进程，可谓是这一时期对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范式的一种突破。另外，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所代表的后殖民理论也作为解构“全球性”与“本土性”的一种方法，在其著《东方学》（Orientalism）中有所阐释。“后殖民理论”相关研究者试图从历史角度分析，如何通过话语实践对东方人的主体性、文化身份乃至历史实施了刻意的构建，并以此来教化“东方人”逼迫东方人借助西方话语描述落后形象来确立现代性的自我认同。其研究指出，这种通过打破西方话语语境下的东方自我形象的确认与自我认同的确立，也是忧患意识主导的近代中国教育文化转向的理论路径另一种书写方式。

从问题性质和研究材料来看，留学教育史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有许多共同性，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时段、依据材料等方面多有交叉，难以截然分开。故在留学教育和留学生问题的研究中，从“中西文化交流史”角度切入的研究成果，亦属一种常见的方式。一般来讲，关于明末清初中欧文化相遇问题的研究，有四种研究框架或方法：第一种框架，可称之为“传播类框架”，1960年代以前的大部分学者均采用此种框架进行研究、解释。这种框架的主要特点，在于传播者的角色。由此方法，自然就会引出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初步相遇这一事件所值得思考的历史问题：“西方文化（或科学）是如何在中国传播的？”此框架的优势，在于符合理解者关于知识交流的经验。第二种框架，可称之为“接受类框架”，指的是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兴起的解释框架。这一阶段的研究者，开始提出了新问题：“对西方文化与西方科学的传入，中国人作为接受者，产生了怎样积极或消极的反应？”在此框架之下，研究的中心不再是作为“传播者”的传教士，而是作为“接受者”的中国人。接受类解释框架与“中国中心观”有着紧密的联系，均凸显出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第三种解释框架，可称之为“创新类框架”或“建构类框架”，是从后殖民文化研究中产生出来的。此框架一个与前述两种框架不同的地方在于：“实施并非就如此存在着”，在用语言及形象表达的时候，事实被创新、被建构也被创造出来。这同样可用于文化交流研究。“传播者”在走近“接受者”的时候，对“接受者”和“接受者”的文化建构了一种符号事实;此符号事实本身，便成为影响“接受者”并对之施加权威的方式。第四种解释框架，可称之为“互动交流类框架”。此一框架建立在前面三类框架之上，它以传播类框架为基础，接受交流包括传播的看法。在交流框架中，传播被认为是双向的，同时框架也建立在接受类框架基础之上，认可交流包括接受的相关看法，但强调接受是双向的。应该说，关于文化交流研究方法的介绍，对早期教育史研究、留学教育史的研究很有启发。

随着现代化的主导范式逐渐为“全球化”尤其是“跨国史”研究的范式所取代，可谓就此“道为天下裂”。为了进一步拓展近代留学的研究范域，中国近代史相关研究也试图引入“全球”（Global）和“跨国”（Transnational）等相关概念，“跨国史”的研究方法随后广泛应用于近代留学教育史研究领域当中。所谓“跨国史”研究法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此类研究方法呈现几个特点：其一，打破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民族—国家”（Nation-State）约束，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以整个全球体系甚至文化背景为参照系，强调非政治、非“民族—国家”因素之作用于影响;其二，强调多国档案、全球视野并强调“自下而上”（Bottom Up）的方法，而非传统侧重重大人物;其三，透视留学生存在的救国特殊行为及意识在其被塑造的过程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味，以“知识考据”的方式寻求某一“域外行为及意识”的塑造者潜在意念构成对彼岸国族想象的面貌。此研究视角下的著作有学者艾明如（Mae Ngai）《幸运之家：一个华裔美国家庭的百年传奇》（The Lucky Ones：One Family and the Extraordinary Invention of Chinese America，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2010）、刘海铭著《一个华人家庭的跨国史》（Haiming Liu，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a Chinese Family：Immigration Letters，Family Business and Reverse Migration，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5）、曼彻斯特大学现代德语和欧洲比较史研究者斯蒂芬·伯杰著《在现在中书写过去：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视角》（2017）等。

第三，尽管近年来全球史观尤其是跨国史观对留学教育研究有十足的推动，但仍应避免误入一种过于以西方模式视角、西方话语体系进行宏大叙事的陷阱。在时间的长河中，任何历史现象绝非孤立，不仅要从时间上纵向地考察，也要将其置于中国整个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需要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来回转换、适应、融生，因此课题研究更要从中外相互互动的角度入手，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对象，才能揭示比较研究对象之间的异同和本质特征。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对中国教育进行阐述——尤其是对中国的近代教育生成逻辑进行一个全方位地阐述，是进行任何教育史尤其是留学教育史研究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从中国的教育制度变迁过程来看，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生成逻辑是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从而建立起的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本体化教育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变迁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相互融合的历史产物，也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中国近代留学教育恰是通过对“传统型”的继承而走向“现代性”的。值得指出的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倡的“再现理论”或许是一种可借鉴的理论，所谓“再现”一词意指“再次呈现”，是“真实”世界里一些事物的一种映像、类似物或复制品。[28]这一理论主张将语言视为特殊的社会权利关系，对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言语及行为进行研究。[29]因此，所谓的对留学生研究的话语再现实际上是“再次呈现”，是跳出一个原始的框架传递并“还原”的过程，并非原始地、被动地反映外部世界，而是一个选择、充足、编排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到观察者的能力、立场、教育训练和教育背景的影响。因此在采用跨国史研究过程中，应力图反映“真实”，避免某种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对于以上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

留学生和留学教育，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与诸多问题相互勾连，而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关系。正是如此，长久以来学界对近代留学的界定为“近代中国的留学不只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而是必须放在中国近代史的脉络上来处理的问题”。总的来说，学术界对近代留学教育史的研究在新时期呈现出新的特点，重视对教育规律、教育主体自身客观规律的探讨，恰当地采用了由内而外、自下而上、远近结合的研究视角进行新时期的研究。但今后若欲突破教育史主流的视野进行创新，必定要突破以往僵化的范式，在研究方法方面进一步与其他学科融合，综合运用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文数字等分析工具及方法，从多维度、多学科、多视角进行探讨，进一步深刻挖掘史料，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恰当、合理、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时又应注意阐述呈现出更多人文性。同时应跳出“民族意识—西方想象”的固有模式，以避免误入一种过于西方模式视角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叙述模式，才能将近代留学教育史的研究逐渐引向深入。

参考文献：

[1]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9.

[2]王辉姬.中国现代化推手：以留美实科女生为主研究（1881-1927）[M].台北：台湾花木兰出版社，2011：11.

[3]孔繁岭.南京政府时期留学教育研究[M].台北：台湾花木兰出版社，2013：7.

[4]冉春.南京国民政府留學教育管理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96.

[5]薛冰.民国时期留学教育政策研究[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15：45.

[6]章开沅，余子俠.中国人留学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

[7]周棉.中国留学生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

[8]向华.民国前期学生自治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39.

[9]范铁权.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6.

[10]张剑.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13.

[11]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