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莉，左晓祺

（1.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 400067；2.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重庆 400067）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农村改革强大动力，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但也带来一系列隐性与显性、内部与外部亟待解决的资源环境问题。外部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无序扩张将污染向乡村渗透蔓延，乡村内源性农业面源污染、生活点源污染形势日趋严峻，高强度、粗放式生产致使农田生态系统失衡，绿色生态理念相对匮乏的村民非理性行为使农村人居环境未能得到明显改善，甚至部分地区逐步恶化。党中央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十九大再次重申全面贯彻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绿色发展深入到经济社会各方面，而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乡村地区作为重要生态基地，更是推行绿色发展的重点、难点和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绿色对于乡村的价值和意义，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走绿色发展之路。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要求“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因此，深入研究乡村绿色发展对于发掘乡村建设新动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乡村绿色发展是以乡村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为约束条件，以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推进乡村生产方式转变和提高乡村居民生活质量为发展目标的乡村“三生”统筹、协调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目前，相关学者围绕乡村绿色发展定量测度、影响因素及发展路径展开丰富研究。在定量测度上，谢里等（2016）对中国各地区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值开展动态测算与分析，发现省际间差异较大。余威震等（2018）从生产、生活、生态3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探讨中国农村绿色发展水平及其时空差异，发现中国农村绿色发展水平整体较好且处于上升趋势，但总体差距不断扩大。王晓君等（2017）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框架，分析2000～2015年我国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动态变化，发现我国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现恶化趋势。在影响乡村绿色发展因素上，唐江桥等（2018）认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性规划和法律法规缺位及政绩考评和农村环保监督机制不完善；而各级经济主体最大化自身利益诉求及其行为选择则是造成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的根本原因（李雪娇，2018）。此外，部分学者还从农村经济发展方式（李铜山，2005）、收入水平（刘莹等，2014）、城镇化（黄季焜等，2010）、农户兼业化（杨肃昌等，2018）及农地产权制度（张振环等，2013）等视角研究对乡村生态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在发展路径上，于法稳（2018）认为新时代乡村绿色发展重要支撑在于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农业绿色生产及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周宏春（2018）认为推进乡村绿色发展要强化规划，促进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发展，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旅游、康养、文化产业，加强环境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以特色小镇建设为载体，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现有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乡村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尚不够系统与完善。定量研究中，多数学者从全国层面分析评价，鲜见对乡村绿色发展空间关联性和趋同性的讨论。由于地理空间内不同地理单元的经济、政治、资源、生态环境系统始终保持动态演进、相互影响态势，空间距离邻近区域经济地理关联属性显著，因此亟待开展省际乡村绿色发展空间效应研究。鉴于此，本文在丰富乡村绿色发展内涵基础上，基于乡村“生态、生产和生活”三生维度，构建中国乡村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熵权—TOPSIS—灰色关联方法作综合评估，采用度量空间地理关联程度的空间权重矩阵方法，分析乡村绿色发展空间相关性与趋同性。这是对当前研究的必要补充，对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中国乡村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构建

乡村绿色发展前提和基础是全面、系统、客观准确地评价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离不开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乡村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建立应以科学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为原则，既要充分反映乡村绿色发展主要特征、目标领域，又要全面综合反映乡村绿色发展程度与趋势。本文在余威震等（2018）、谢里等（2016）等研究基础上，结合乡村绿色发展内涵和特征，从乡村生态环境品质化、乡村生产集约高效化、乡村人居环境健康宜居化三个维度构建中国乡村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中国乡村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首先，乡村地区作为生态本底，具有为城市和区域提供生态产品的功能。城乡区域整体生态环境品质主要取决于乡村地区生态环境品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绿色动能主导时代，城市人口对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需求与日俱增，生态品质将成为区域发展核心竞争力，并对乡村生态功能提出更高要求。因此，乡村绿色发展首先是乡村生态环境品质化发展，是强调森林、草原、水域、土地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逐步强化乡村生态空间的环境承载功能与稳定性，促进乡村生产生活环境稳步改善、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共生性秩序平衡的过程。

其次，乡村绿色发展要求由传统粗放、资源消耗型向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生产方式转变，实现乡村生产集约高效化。要在水土资源、环境质量与数量双重约束下，为生态环境保留更多自我更新、自我修复空间，同时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绿色优质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消减农业点源、面源污染及温室气体排放等非期望产出，逐步实现农业由增量导向向增质导向转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目标。

最后，乡村作为农村居民生活居住地，健康宜居人居环境是乡村绿色发展应有之义。人居环境健康宜居化不仅体现为乡村卫生环境绿化和净化，也在于乡村生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完善和农户生活意识绿色环保化。按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要求，为实现乡村人居环境健康宜居化，必须在发挥农民主体地位、整治技术适应地域特征前提下，依靠专项资金和技术可持续投入，开展以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厕所粪污整治、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任务的乡村绿化美化创建行动。

（二）指标估算与数据来源

表1中部分指标没有直接数据，需借助相应方法估算，涉及指标主要有畜禽粪便负荷（王方浩等，2006）、农业源N2O 排放量（闵继胜等，2012）、农业源CO2排放量（田云等，2011）、农业源CH4排放量（闵继胜等，2012）、乡村秸秆露天焚烧量（彭立群等，2016）。对于所有指标原始数据，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的比重来源于各省份环境统计公报，乡村化石能源消耗总量增长由农林牧渔业终端煤品及油品消费合计表征，数据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对生活垃圾及生活污水处理的行政村占行政村总数比例数据源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农业源氨氮排放量及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均源于《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公报》。囿于本文时间序列仅为2011～2015年，其余指标数据皆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个别指标个别年份数据存在缺失采用插值法处理。考虑数据可获得性及同类研究可比性，将研究区域界定为西藏、港澳台之外的中国大陆30省市自治区。

三、研究方法

（一）乡村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TOPSIS是基于备选方案与正负理想解的加权欧氏距离，采取优劣排序的一种决策技术，但不能较好反映评价方案中各因素变化与正负理想方案的区别与联系。灰色关联系数法根据各方案相同因素间关联性，比较各方案与同一参照序列关联程度作优选决策，但灰色分析法对系统的整体评价尚存缺陷。因此将二者结合，可更确切表述评价方案与理想解的贴合度。通过极差法对各项指标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同时数据平移，取值范围（1，2）。同时对已标准化指标数据作信效度检验，检验结果发现，KMO统计量0.673＞0.5，Bartlett球形检验P值=0.000＜0.05，指标体系测度结果效度较好，具有真实性，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651＞0.6，项数37，指标体系测度结果的内部一致性尚可。借鉴杨丽等（2015）研究加入时间变量实现决策单元时间序列比较而改进的熵值法对乡村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客观赋权。因灰色关联TOPSIS方法较成熟，本文将不再赘述，具体参见周磊等（2014）研究。

（二）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中国乡村绿色发展在省域间空间关联性和依赖性，研究采用全局和局域Moran指数测度展开分析。具体公式如下所示。

式中，s2为样本方差，wij为空间权重矩阵，基于Rook或Queen邻接规则的二进制空间矩阵尚存缺陷，海南岛地理单元空间影响为零，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基于省份i与省份j省会之间空间单元距离的平方项构建反距离权重矩阵wij=,(i≠j)，空间效应随距离增加而衰减，符合地理学第一定律，即较近事物比较远事物更关联。Moran指数结果介于[ ]-1,1 之间，当0 ≤I≤1 时，考查区域内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呈现正向空间自相关，乡村绿色发展指数高值与高值、低值与低值趋于空间集聚；当-1 ≤I≤0 时，呈现负相关，绝对值越大，空间分异性越强；当Moran指数趋近于或等于零，则表明空间分布随机，不存在空间自相关。

（三）空间收敛性检验

在新古典经济学收敛理论分析框架中具有相似偏好经济体最终趋于相同稳态水平，同时生产要素边际产出递减，初始水平较低经济体将拥有更高增长率。随着该理论应用范围不断扩展，其有助于检验不同经济体间某属性收敛与发散特征。本文将在经典β绝对收敛基础上加入空间效应，考查随着时间推移，在不考虑地区间存在的系列其他因素情况下，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落后地区能否赶上发达地区，同时两者差距渐趋缩小并最终达到一致稳态水平，表明初始乡村绿色发展水平指数值与其增长率存在负相关。因空间杜宾模型更具普遍性可退化为空间误差与空间滞后模型，故采用空间杜宾作为基础模型，公式如下。

式中，Greeni,t，Greeni,t+1分别为第t,t+1 年第i个省份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值；β为收敛性判断系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为准确刻画乡村绿色发展省际空间效应综合性与复杂性，将反距离权重矩阵与经济距离有机结合构建嵌套权重矩阵，形式为为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为第i个省市在样本期内（2011～2015 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为样本期内总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利用GDP 平减指数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同时将反距离权重矩阵与经济地理距离嵌套矩阵对比研究以考查结果稳健性。

四、中国省域乡村绿色发展空间分布特征

（一）乡村绿色发展空间分布

通过熵值法赋权，灰色关联系数与TOPSIS 综合排序，最后计算得出2011～2015 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乡村绿色发展指数。5 年30 省市自治区乡村绿色发展指数均值排名由高到低为：北京（0.5574）、上海（0.5497）、浙江（0.5496）、海南（0.5239）、天津（0.5224）、福建（0.5205）、江苏（0.5178）、吉林（0.5176）、江西（0.5116）、四川（0.5066）、黑龙江（0.5024）、广西（0.4916）、青海（0.4904）、广东（0.4881）、内蒙古（0.4836）、陕西（0.4822）、湖北（0.4815）、宁夏（0.4791）、重庆（0.4771）、安徽（0.4724）、山东（0.4715）、甘肃（0.4699）、山西（0.4678）、辽宁（0.4671）、河北（0.4595）、云南（0.4584）、湖南（0.4546）、新疆（0.4479）、贵州（0.4432）、河南（0.4399）。各省市乡村绿色发展呈现空间集聚特征，乡村绿色发展高水平值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和部分生态资源禀赋较好的中西部省份，乡村绿色发展低水平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及生态资源禀赋较差的华北地区。由图1可知，我国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性，呈现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逐步递减、梯度分布的总体发展格局。一定程度上说明，“乡村绿色”与“乡村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即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绿色发展指数呈正相关，富裕地区相较于其他区域在资金、技术、人才、政策上优势更明显，有利于形成乡村绿色发展保障合力；排名靠后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等系列问题，乡村发展更多依赖当地资源，发展方式粗放，造成经济发展落后，形成恶性循环。交通、人才、资金等关键要素缺乏，导致人流不通、物流不畅，“好资源走不出大山”，抑制了外界对优质资源开发。对于这些地区，国家在乡村绿色发展方面的转移支付扶持力度不大，投入不足，生态建设项目因税收贡献率低、利润率低，引进第三方治理难度很大，这些因素严重制约当地乡村绿色转型和长远发展。

（二）乡村绿色发展指数变动趋势

全国总体及分区域东中西部乡村绿色发展指数变动趋势基本一致，2011～2015年整体呈现下降趋势，2012年出现一定程度下降后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东部乡村绿色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始终低于全国均值，且中西部与东部乡村绿色发展差距逐步扩大。通过2011～2015年各省份乡村绿色发展指数增长率发现，除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云南、甘肃七省份乡村绿色发展指数上升外，其余23省份指数均不同程度下降，湖南、广东、海南乡村绿色发展指数下降明显，天津市乡村绿色发展指数增长幅度超过10%。东部省份区域内高值区与低值区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差距增长率由初始17.11%降为9.02%，平均增长率为2.89%；中部省份区域内高值区域低值区增长率由初始31.37%降为-12.60%，平均增长率为5.40%；西部省份区域内高值区域低值区增长率由初始-44.27%升为23.61%，平均增长率为2.20%。由乡村绿色发展指数区域数据分析得出，三大区域内部除西部外整体差距扩大，但增长率即差距扩大速度减缓，即区域发展内部存在一定收敛特征，低值区乡村绿色发展指数增长速度较高值区相对更快，其中西部区域高值低值区差距平均增长率最低、收敛速度最快，具体各区域收敛速率对比须由实证分析得出。

综合中国省级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及变动趋势可知，各区域乡村绿色发展指数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科学认识省际乡村绿色发展指数的集聚状态与空间分异属性，正确认识各地理单元空间演化规律，是推动中国乡村绿色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

图1 分区域乡村绿色发展指数变动

五、中国省域乡村绿色发展的空间关联性

（一）全域空间自相关

运用Stata15数据分析软件计算2011～2015年中国省域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的全域Moran指数，并对全部Moran指数作显著性检验。由表2可知，2011～2015年省域乡村绿色发展全域Moran指数全部为正，统计量Z值均大于零，皆通过P值小于0.05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从全域Moran 指数变动趋势看，Moran指数随时间推进整体呈现上升变动趋势，表明空间集聚特征不断增强，乡村绿色发展区域上逐步走向分异。

表2 中国省域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全域Moran指数

（二）局域空间自相关

全域Moran 指数反映我国30 省份空间邻近的区域单元乡村绿色发展指数存在集聚效应，但未揭示空间集聚具体结构。图2为2011年和2015年2个典型年份中国省域乡村绿色发展局域Moran散点图①因文章篇幅所限，2012～2014年局域莫兰散点图将不再报告，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据此分析中国各区域乡村绿色发展指数空间关联布局及空间集聚具体结构与类型。Moran散点图将中国30省份二维空间划分为4个象限，对应四类局部空间关联形式，各象限空间自相关要素经济含义参见武红（2015）相关研究。采用stata 软件绘制的2011 与2015 年局域Moran 散点图中，X、Y坐标分别为为i省份乡村绿色发展指数标准化值，WijZj为相邻区域地理单元乡村绿色发展指数空间加权平均值，又称空间滞后向量。将2011～2015年散点图对应结果绘制成表3。由图2、表3 得出，我国大部分省份分布在高高（H-H）、低低（L-L）第一和第三象限中，5个时期30省中有77%、67%、70%、64%、70%的区域显示空间正相关，即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或较低地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

图2 2011年和2015年局域莫兰散点图

表3 中国区域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空间聚类

（1）高高（H-H）集聚区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生态资源禀赋较好的黑龙江、吉林以及长三角为代表的东部沿海省份。该地区完善的环保督察机制、协调发展的农村产业体系、适应性技术为支撑的资源集约利用、较高的农村人力资本含量、专项整治资金的持续投入均不断推进高高集聚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良性发展，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形成地区带动优势，区域内乡村绿色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呈现较好扩散效应。

（2）低低（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中西部省份。中西部省份地理区位使其在外部资源获取中处于相对劣势，经济发展滞后于东部省份，财政支农及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中西部农村空心化，农村人口外流使农村生态整治主体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只能采取政府主导的项目式治理，因此实施整治范围和效果存疑；人口集聚压力及畜牧产品需求扩张，使生产要素非农化态势仍未扭转、畜牧业超载及规模化养殖污染问题日趋严峻，虽然中西部地区存在部分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较好省份，但未形成“涓滴效应”。

（3）低高（L-H）集聚区主要集中于辽宁、河北、安徽三省，低高集聚区省份基本与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省份北京、天津、江苏、上海相邻，乡村绿色发展程度相对较低。这些省份往往为周边大城市群的发展付出沉重资源环境代价，但却未得到相应资源环境补偿，若低高集聚区省份可有效利用邻近省市的辐射与扩散效应，将成为建设乡村生态文明有效手段，实现高高集聚的逐步过渡。

（4）高低（H-L）集聚区主要集中于四川、海南、广东、江西四省，海南、广东地理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乡村产业结构合理化协调化发展，四川、江西拥有优良生态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但高低集聚区省份伴随着极化效应，这些省份乡村发展逐步出现集聚经济，其区位优势使乡村产业间协调配合及产业规模扩大成为可能，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提高绿色发展质量与稳定性，降低环境治理费用，产生规模效应。人财物倾斜及与周边省份合作机制并不完善、总体布局也缺乏合理性，最终强化了极化效应，不利于全国乡村绿色发展指数总体提升。

六、中国省际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空间收敛性分析

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区域间差异较大，势必影响全国乡村绿色发展建设协调平稳推进，因此对现阶段区域间、区域内发展趋势做出科学评价，探究中国省域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趋于分异还是收敛于一致稳态具有重要意义。使用全国及各区域乡村绿色发展指数为面板数据作空间杜宾回归，Wald检验甄别空间杜宾模型是否退化为空间滞后与空间误差模型，由结果可知，Wald检验P值在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H0：λ=0 原假设，故空间杜宾不能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同时Wald 检验P值在10%显著性水平下接受H0：λ+ρβ=0 原假设，故空间杜宾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由豪斯曼检验结果可知统计量大于零，P值小于10%显著性水平，由此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空间误差表达式如式（5）。以全国层面乡村绿色发展指数为截面数据作SARAR模型回归，观测中国省域乡村绿色发展水平时间收敛变动趋势，SARAR模型表达式如式（6）。

根据表5截面估计结果可知，反距离权重矩阵与经济地理距离嵌套矩阵的收敛变动趋势基本一致，收敛判断系数β的绝对值在2011～2014年逐步递减，显著性水平逐步恶化，表明中国省际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落后地区追赶发达地区速度逐步衰减，乡村绿色发展指数高水平值与低水平值相对差距扩大，此结果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上述中国省域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中西部与东部地区乡村绿色发展指数差距渐趋扩大。但在表4面板估计不同区域结果中，三大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收敛，其中西部地区乡村绿色发展指数收敛速度快于东部中部，说明其区域内差距追赶速率最快，区域内部发展正走向一致稳态；东部基本为高高集聚区，乡村绿色发展高值省份良好的扩散效应提高低值省市指数水平，有一定带动作用；中部地区乡村绿色发展指数较高省份并未表现较强的扩散效应，加之中部省份人口密度大，又是我国主要商品粮基地，资源环境压力较大，使其相较于东西部地区收敛速率略显稍慢，三大区域收敛结果部分印证前文所述的区域内乡村绿色发展指数变动趋势，因此结果分析具有一定可信度。

表4 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中国省域乡村绿色发展β 收敛结果Ⅰ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乡村生态环境高品质化、乡村生产集约高效化、乡村人居环境健康宜居化三个维度构建中国省域乡村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基于2011～2015 年各省截面指标数据，结合TOPSIS 与灰色关联系数对30省份开展科学评估，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省域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最后运用绝对β收敛空间计量模型测度省际乡村绿色发展指数收敛性与趋同性。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呈现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逐步递减、梯度分布的总体发展格局，具有明显“俱乐部收敛”特征；（2）全域Moran's I结果表明中国省域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且空间集聚特征不断增强，乡村绿色发展区域上逐步走向分异，局域Moran's I及其散点图的LISA分析结果进一步说明“涓滴效应”并未完全实现，“极化效应”显现，区域间差距扩大。（3）截面与面板的β值收敛结果说明省际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落后地区追赶发达地区速度逐步衰减，乡村绿色发展指数高水平区域与低水平区域相对差距扩大，但东中西存在不同程度收敛趋势。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优化乡村生态基底，提升生态系统功能，构建品质化绿色发展格局。加强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按照“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原则，在不触及耕地红线基础上，稳定扩大退耕退牧还林还草范围，巩固退耕退牧还林还草成果。开展乡村水域生态修复，实施生态清洁流域建设。大力推进沙漠化、荒漠化及水土流失的国土资源综合整治行动，促进乡村生产生活环境改善，自然生态系统功能和稳定性全面提升。

第二，转变乡村生产方式，打造生态化多元化生产空间，强化乡村绿色发展动能。推进农业绿色生产，建立农业灌溉水资源总量控制、定额管理、耕地资源占补平衡的长效机制，加强农业化学投入品规范化管理，建立农业废弃物及畜禽粪污资源收集、转化、综合利用的网络体系，逐步建设农林牧渔融合、循环、健康、稳定发展的田园生态系统。发挥乡村自然资源多重优势，鼓励乡村生产活动向生态旅游、文化创意、休闲康养等业态多元化发展，丰富生产空间。

第三，重构乡村生活空间，营造和谐人居环境，共享乡村绿色发展成果。完善乡村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建立符合乡村实际的、多式多样的乡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收运处理体系，条件具备可就地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技术。创新厕所改造方式方法，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普及不同类型卫生厕所及差异化资金补助政策。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理念，鼓励乡村居民形成绿色化生活方式。优化农村能源供给结构，因地制宜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推广乡村绿色节能建筑与农用节能技术，促进乡村能源消费结构升级。

第四，强化区域协作，围绕技术、经验和治理模式等方面，加强发展良好的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乡村绿色水平提升的有效辐射。同时，不断挖掘中西部地区乡村冗余资源，在中西部具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一批绿色发展示范点，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异。构建以乡村绿色发展质量为导向的地方绩效评估和问责制度，建立整体性机制和横向协同机制，实施跨行政区乡村“三生”环境协同治理目标管理，通过数字赋能助力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发展，推进环保信息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