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现代社会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其特点是全球化、速度化和移动化。作为一种拥有可移动、强互动性与互文性等优势的新型交流方式，数字媒介的发展促进了新记忆模式的产生。在新的记忆模式中，受众不再是记忆成品被动的接受者，同时也是记忆的生产者。然而，在促进新型记忆模式产生的同时，数字媒介的发展可能导致的“数字失忆症”这一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基于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数字技术的发展对集体记忆的研究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数字媒介；集体记忆；媒介；社交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20-0065-03

一、引言

长久以来，媒介与集体记忆的研究都是相互交融，难以分清的。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想要使某一个体记忆成为集体的记忆，就必须将其表现出来并在社会共享此记忆，而在此过程中，媒介的作用不可忽视；另一方面，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密的，媒介产品和媒介化的过程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引用某一集体记忆，甚至以其为基础。而在数字媒介时代，新的媒介平台的出现与技术水平的提高则促生了集体记忆研究的新的方向。

二、集体记忆概念的演化：从具体到抽象

集体记忆本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需要将其具体到某一事物上才能变得集体化和物质化，以传播其背后的意义。而媒介产品则是集体记忆具体化最重要和直接的方式之一。例如，小说、日记、照片、影视剧、纪录片以及新闻报道等；现阶段还包括专门纪念性质的网站、社交媒体中纪念性的帖子等等。各种各样、覆盖范围广泛的媒介阐明了集体记忆社会建构的性质。不同的媒介通过自身的平台特性将集体记忆的概念具体化，人们在消费媒介产品的同时也就形成了相应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的概念最早在20世纪初由奥地利小说家和散文家果·冯·霍夫曼施塔尔提出，描述了过去各个层面在集体当中的呼应。然而，将此概念学术化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哈布瓦赫继承了迪尔凯姆的精神，旨在探寻如何维护社会成员间的联系。在哈布瓦赫看来，集体记忆即是一种增强社会凝聚力并培养社会成员情感的手段。哈布瓦赫所强调的是个体记忆与社会框架的关系，即社会框架结构是如何影响个体记忆形成的[1]。

在哈布瓦赫之后，保罗·康纳顿着重关注个体记忆的社会性质，也就是社会记忆的产生与传承。康纳顿认为“一个群体通过各种仪式塑造的记忆是群体自身的产物，而不仅仅是成员个体记忆简单的相加”[2]。

而德国的阿斯曼夫妇则将保罗·康纳顿的概念进一步升华，提出“文化记忆”的概念。阿斯曼夫妇在记忆的研究中增添了时间和文化的维度，同时将媒介视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文化记忆关注的某一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倚靠一定的客观外化物，使得后世有关联的人可以通过这些客观外化物进行回忆[3]。而扬·阿斯曼的夫人阿莱达·阿斯曼对支撑文化记忆的媒介进行了细致的探究和划分，其认为文化的回忆空间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政治、社会以及媒介变化。文字、身体、地点都可能影响回忆空间的结构和性质[4]。

在20世纪集体记忆的研究浪潮中，不同学科、不同立场的学者对集体记忆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并提供不同的案例来佐证其可信度。但在众多的有关集体记忆的解释中，一个基本原则是始终存在的，通过对于“过去”不同角度的解释和建构来巩固其身份認同，这是任何社会群体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对“过去”的相关叙述，群体成员能够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界限，进而形成社区。

作为兼备媒介和文化双重属性的数字媒介，从此角度进行的集体记忆的研究有着独特的意义。媒介、文化、话语权力等是集体记忆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而在数字媒介时代，这些概念则拥有了新的生命力。首先，数字技术的发展使群体不再受限于地理空间，导致从地缘角度寻求个体的集合不再十分重要。其次，互联网的出现使记忆的书写权力得以“下放”，书写和建构集体记忆不再是精英和权威的特权，自上而下的记忆建构逻辑被打破，人人都可以书写集体记忆。最后，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形态，数字媒介快速的特点也将赛博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即快速发布、快速传播、快速遗忘。

三、数字媒介时代的集体记忆

曼纽尔·卡斯特尔认为21世纪是数字技术兴起和网络社会崛起的时代。网络社会由基于微电子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驱动的网络构成，这一网络对生产、再生产、消费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卡斯特尔还提出了网络社会的三个主要特征，使其区别于印刷、电报与非数字电话等媒介形式。第一，在数量，复杂性和速度方面，其具有较强的自扩展处理和通信能力；第二，其具有基于数字化的重组能力；第三，其具有较强的通过交互式数字化网络进行分配的灵活性[5]。

而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人类的生活空间从现实迁徙到了网络，数字技术的发展亦使得记忆的各个环节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甚至颠覆了从前有关记忆的认知。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以碎片化的方式不断地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撰写自传记忆的同时也在书写社会历史，集体记忆研究进入数字媒介领域成为可能。

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传统媒体的年代，戴扬和卡茨所说的“媒介事件”是某一集体记忆的主要来源，是集体记忆的内容基础，而其传播渠道多是电视、广播等平台。进入数字媒介时代后，一方面，媒介事件的发生平台有所变化，即主要爆发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和手机等移动客户端；另一方面，数字媒介时代的媒介事件同样具有新的传播特征。在传统媒体时代，一场盛大的媒介事件可以通过电视直播，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共同观看，生成并建构对于某一事物的集体记忆，最终增强群体认同，凝聚社会共识。而在数字媒介时代，信息传播渠道愈发多元化，对某一事物的一致的集体记忆形成难度增大，每个个体通过不同方式接收到的信息不尽相同，这也就意味着记忆的内容基础有所不同，最终导致形成的集体记忆各有不同甚至相悖。受众不再仅仅是“观看”，同时还参与到新型媒介事件的生成过程中，而这样的参与过程必然会对集体记忆的形成产生影响。这也就是从内容方面可见的数字技术对集体记忆生成的影响。

四、数字技术影响下集体记忆研究的新方向

（一）作为见证者和生产者的受众

数字媒介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为记忆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动力支撑，同时也限制了在此平台上形成的记忆的特征，而这些平台也成为了新的记忆的场所。在皮埃尔·诺拉看来，记忆是被历史所缠绕的，由此出现了三种记忆类型——起记录作用的记忆、起义务作用的记忆和起距离作用的记忆。由起距离作用的记忆延伸出的“记忆之场”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承载着一定的符号意义并具备一定功能的场所[6]。而连接着社会现实和普通受众的社交媒体平台也就是一个别样的记忆场所。这种记忆场所不需要身体的“在场”，不再囿于时空的限制，为集体记忆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情境。

谈起社交媒体对集体记忆的影响，2009年伊朗女子被枪杀事件无法回避。2009年6月22日，在伊朗选举后的抗议活动中，伊朗年轻女性尼达·阿格哈·索尔坦在德黑兰街头被枪杀。附近的人用手机拍下了其死亡过程，随后视频迅速传播，并通过邮件发送至多家网站。几小时内，人们将视频截图并打印出来，用于抗议该女子被杀的抗议活动中。次日，该视频在电视上播出，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该女子满脸是血的图像经过技术处理在多个媒介平台上进行传播。记录了该女子死亡过程的视频催生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的产生，如纪念网站的开设、脸书上相关消息的发布、维基百科词条的创建等等。该女子逝世的视频如病毒般传播的实例表明，用户更多地参与见证公共事件的过程，同时亦是集体记忆的生产者和参与者。社交媒体就是这次枪击事件的数字化见证。另一个例子是2015年6月，在土耳其格兹公园改造抗议活动中，一女子被警察用催泪瓦斯喷射面部的事件。警察对着该女子面部喷射催泪瓦斯以致头发被吹起的画面被拍了下来，这张照片在网络中迅速传播，随即成为此次事件的标志。这些事例都证明了社交媒体正“见证”着历史事件的产生。

在这样的状况下，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和社会记忆的起草者不再仅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工作者以及政治精英，而是社交媒体及其用户，即广大的受众。受众的记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主流媒体的唯一作用，通过照片、视频、帮助记忆的符号等方式建立有关某一事件的集体记忆。受众的参与使得事件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与传统媒体时代那些精心设计的发展过程有着很大的不同。

社交媒体即时和广泛的特性使得受众成为历史事件的最终见证者和主要生产者。

社交媒体的出现为集体记忆增加了新的具化维度。微博、微信、贴吧等网络平台的产生使得集体记忆的产生不再受权威机构或媒体精英的限制。每个用户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中发布的信息都可能成为集体记忆的起点和内容，而且由于社交媒体的特性，这些记忆内容能得到更加迅速、广泛的传播。也就是说，社交媒体的出现挑战了传统媒体生产集体记忆的权威地位，为个人成为记忆的主体提供了可能。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导致集体记忆在现代国家身份认同中的基础作用愈发明显。叙述“过去”的权力不再掌握在精英和专家的手中，如今的历史事件更多地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获得新的历史意义。

（二）范围扩大的“后记忆”

“后记忆”[7]这一概念由犹太裔学者赫尔绪提出，探讨的主要是后辈如何获取和传承先辈的记忆，尤其是创伤记忆。后记忆主要是指“后辈通过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如故事、图像、行为方式等获取的与先辈经历相关的记忆。由于先辈经历的丰富性，后辈进而构建起自身有关这一经历的相关记忆”[7]。雖然后记忆最初多指创伤型记忆的传承，但其重点在于媒介在后记忆形成和迭代过程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代际传承的记忆模式，不稳定、间接、断层等都是后记忆的问题所在，而小说、日记、照片等媒介则能实现更加逼真且易打动人的物质性连接。数字时代的到来扩大了后记忆的传播方式，继而导致其传播范围的扩大。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影响着媒体回忆“过去”的方式以及个人和群体利用数字媒介在当下社会环境中解释“过去”的方式。无论是在公共场所还是在私人领域，媒介就像存储集体记忆的容器，在适当的时候“分发”记忆。与此同时，当前不同的媒体和个体记忆角度挑战了事件原始记忆的概念，对某一事物集体记忆的原貌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并试图对其进行重塑，甚至颠覆。由于记忆权力的“下放”，记忆权散布在无数个个体手中，尽管这些个体并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但通过媒介的相关表述，其能够形成自己所理解的某一事物相关的集体记忆。

在这种背景下，词条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每一个可形成集体记忆事物的词条，其产生、修改、删除、传播等过程都是对于这一事物集体记忆的重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与原记忆方向相对一致的记忆的增加，也有从个体角度出发，对原记忆进行的批判，甚至是颠覆。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让后记忆的传播不再囿于家庭这一相对狭小的传播范围，不属于家庭成员的个体也能获取并传播相关事件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个体记忆角度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集体记忆的具体内容。

（三）数字技术催生的“假肢记忆”

虽然都强调集体记忆的跨代传承，但兰兹伯格的“假肢记忆”更注重“体验感”的作用。在兰兹伯格看来，对于个体来说，不应仅是简单地接受某一事件的相关叙述，从而形成有关此事件的集体记忆，更应该以一种更直观的方式去感受，并沉浸在其中，强调“体验感”。兰兹伯格认为能够实现“假肢记忆”最典型和主要的媒介就是电影。电影通过逼真的图像和独特的视角感染观众，提供给观众一个独特的了解“过去”的方式。同时，电影院和剧院相对封闭的空间特点让观众不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从而更加深入地沉浸在作为媒介的电影所提供的叙述中，形成相应的集体记忆。

而在当今社会，数字技术助力“假肢记忆”成为可能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出现了各类数字档案馆，如美国的大屠杀纪念馆、德国的大屠杀纪念馆。数字档案馆与普通博物馆性质类似，但表现方式却不尽相同。数字档案馆更强调与参观者之间的互动，其主要目的是协调参观者与大屠杀及其记忆的关系。在各类数字档案馆中，经常使用全息影像、音视频、数字存档等方式刺激人们的各类感官，帮助人们形成某一事件的“假肢记忆”。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媒介场景中，人的某些感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伸”，削弱了物理空间的限制。

在我国，更多的是从场所的角度实行的数字遗产项目，即利用虚拟现实、3D建模等技术手段将国内的一些名胜古迹如故宫、莫高窟、圆明园等，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建设，将历史场景数字化呈现，增强浏览者的沉浸感。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各类数字遗产项目仅是简单地呈现景观的图文，实际上并未深入地契合数字记忆的相关理念。

五、结语

尽管有关“过去”被组织和建构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新媒体和数字技术已经成为世界上多数地区所接受的事实，这是不容否认的。数字技术的发展给文化和社会建设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人们与记忆关系的变革，也就是我们关于某一“过去”的具体意义和记忆方式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新媒体的发展不但为记忆文本和图像等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技术方面的支撑，同时使得更广泛的记忆个体的交流成为可能，进而使得受众成为集体记忆的生产者。数字媒介不但拥有海量的存储空间，还具备更加便捷的获取方式。尽管数字媒介在集体记忆的生产、传播、存储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但依然存在著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数字失忆症”。对于数字媒体技术过度的依赖，使人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记忆和遗忘本质上永远是人类的行为，技术和媒介只是人类用以维护记忆的手段和方式。从数字媒介的角度对集体记忆进行研究，无法脱离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背景，而其最终的目的亦是维护深层次的群体归属和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1]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9.

[2]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0.

[3]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字中的文字、会议和政治身份[M].金福寿，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70.

[4]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475.

[5] 曼纽尔·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69

[6] [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13.

[7] 庄玮.美国记忆研究综述[J].外国语文（双月刊），2017（2）：41-47.

作者简介：郭雨宁（1996—），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