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岳文

汉代选官多靠察举制度，然而到了西汉后期，这一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通过这条路登上政治舞台的多为高门大族子弟，因为这些人在地方上有势力，和地方郡守有交情。扬雄自然没有这种条件。据史料记载，他四十多岁时从蜀地来到京师，靠文章乞人，幸得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赏识，作了王音的门下史。后经过王音的推荐，得到“待诏”之职。“待诏”，本为等待召对之意，汉代常征召文学之士待诏于金马门，后逐渐成为官名，主要是备皇帝顾问。又过了一年多，扬雄“除为郎”，这也不过是皇帝的随从而已。从级别上讲，官秩比四百石，和地方上县里的丞、尉差不多。

王莽代汉以后，扬雄“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但仍然是个闲职，没有实际行使权力的职务，级别也不高。从中央说，抵不上中央主要官吏的一个属官；从地方说，不过相当于县令，在政治地位上，还不如这些人，从职权上说，就更无法同这些人相比了。扬雄的真正工作只是在天禄阁校书而已。后来王莽政权内部发生矛盾，治狱使者要逮捕扬雄，吓得他从阁上跳下来，几乎送了命。虽然后来放了他，病好以后还复了官，但扬雄在官场中孤独无援、极不得意是显而易见的。

扬雄虽然在官场不得意，但他一生著述等身。扬雄在哲学方面的著作有《太玄》和《法言》，语言学著作有《方言》，文学作品有《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等。除《太玄》《法言》《方言》三本书外，扬雄的其他著作收入《扬侍郎集》（见明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另外，清严可均所辑《全汉文》中，不仅收有扬雄的成篇著作，还从许多古书中辑录了扬雄著作的残篇。

《法言》也称《扬子法言》，共十三篇。此书内容十分丰富，从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到文学、艺术、科学、军事，乃至于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学派、文献等，几乎都有所论述。

扬雄为什么要写《法言》

《法言》是扬雄晚年的作品，大约作于他55岁的时候。他所处的时代，正值西汉政权走向衰落和瓦解的时期，由于土地兼并，徭役繁重，生产不时，农民生活极端痛苦，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而统治阶级内部更是矛盾重重，在位的皇帝不是幼小就是没有实权，握有一定实权的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则相互打击倾轧，社会危机和统治危机日益严重。政治的不稳定必然影响到西汉皇朝的统治思想，以董仲舒和谶纬经学为主导的思想由于畸形的扩张泛滥而逐步向自身的反面转化。这种思想不仅对被统治的农民阶级逐渐丧失了控制威慑作用，而且也逐渐丧失了维持统治阶级内部秩序的作用，反而成了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从而丧失了它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的机能。

在这种背景下，扬雄由于其出身和经历的影响，开始对旧的统治思想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并企图通过对旧思想的改造，为统治阶级制造出一套新的统治理论，以恢复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意图，通过《法言》和《太玄》两部著作表现了出来。

然而，扬雄虽维护当时陷于危机的封建制度，却很少直接论及当时的政治现实。他维护当时封建制度是以捍卫孔子之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史书记载：“（扬）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由此可见，《法言》的写作目的有二：第一，纠正诸子“诋訾圣人”、不合乎圣道的言论，重新树立符合圣人之道的思想；第二，辨析《史记》中“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与于经”的地方。其实，这两点的实质是相同的，即标举符合圣人（即孔子）之道的真正的儒学。另外，文中还指出，《法言》一书是模仿《论语》而作，这颇具代圣人立言的味道，而全书的形式也是和《论语》一样的语录体。

至于取名《法言》，则本于《论语·子罕》“法语之言，能无从乎”，以及《孝经·卿大夫章》“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法”古文作“灋”。《说文解字》说：“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可见“法”有准则和使物平直的意思。所以《法言》就是判断事物是非的准则之言。

《法言》自问世以来，就有学者为其作注释，并逐渐形成两大版本系统。一是晋李轨注的十三卷本，即每篇为一卷，自序在最后，并附有不知何人所作的《法言音义》一卷。一般认为这个版本比较接近《法言》的原貌。另一个是北宋司马光集合李轨、柳宗元、宋成、吴秘和其本人之注为一体的所谓“五臣注本”，共十卷，合《吾子》《修身》，《问明》《寡见》，《五百》《先知》各为一卷，并且把自序分放在了各卷之首。“五臣注本”對《法言》原貌改动较多，但它保存了较多古注。

《法言》的现代价值

《法言》的写作目的是挽救和维护陷于危机的封建统治，但是，其中有些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法言》十分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这突出反映在扬雄关于“君子”和“小人”的论述上。扬雄认为：在义、利关系上，君子重道义，小人贪财利；在德与力的关系上，君子绝德，小人绝力，君子以德强健，小人靠力气凶暴；在人、己关系上，君子重人不重己，小人重己不重人。扬雄讲的小人，就是那些不依礼义、违背道德之人。这种人不仅会危害他人利益，更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因此，扬雄毫不客气地说：小人只能是有人之名而无人之实的禽兽。

其次，《法言》十分注重修身。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提倡修身，认为这是个人自我完善和提高的根本所在，进而阐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理论。扬雄继承了儒家修身的理论，并有所发挥。《法言》十三篇，其中专述士人或“君子”修身的内容的就有五篇之多，其中对士人修身的目的、最终的境界等都做了大量的阐述，如：“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此外，扬雄认为修身还应体现在为人要“少欲”，懂得清心寡欲，淡泊世俗名利，独善其身，唯有如此才能不屈道侮志。他十分赞赏无欲洁身的人，认为精神的内在满足能够超越物质的外在占有。这种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超越，正是他所推崇的生活方式。

第三，《法言》体现了“仁政”和“改良”思想。面对统治者的奢侈腐化，西汉末年各种赋税越来越繁重的局面，扬雄发出了呼吁，要求减轻百姓的负担，反对统治者的过分奢侈，提倡比较俭朴廉洁的政风。他还抨击了“禽兽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谷人不足于昼，丝人不足于夜”的“恶政”。在他心目中，理想政治应该是：“老人老，孤人孤，病者养，死者葬，男人亩，妇人桑。”这是儒家理想太平社会的写照。此外，对于如何改变现实社会，扬雄的办法是改良。他认为圣人之道并不是“胶柱而调瑟”，而是根据情况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他提出了“可则因，否则革”“新则袭之，敝则损益之”的进步思想。他特别反对在乱世仍因袭前法的思想，认为这样就是“安坐而视天下民之死”了。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在扬雄生活的时代，充斥着神秘的天人感应说和谶纬迷信思潮以及所谓神仙、长命不死等种种怪诞之论。扬雄对此一一作了讽刺和批判。比如他讲圣人“以人占天”，实质意思就是说事在人为，不在天意。又如他认为纬书不但不实，而且滥用巫术大肆鼓吹。应该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扬雄能够有如此进步的认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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