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佳妮

摘要：内藤湖南1的《中国史学史》是他对中国的历史和史学典籍进行研究并加之个人见解的高屋建瓴之作。本文旨在分析该书的一些突出特点，将其与国内两位史学专家的类似著作进行比较，得出其对中国的史学研究方面的帮助，并稍谈其不足之处，以期表现内藤湖南史学造诣之精深，《中国史学史》对中国的史学研究意义之重大。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内藤湖南;史学研究

《中国史学史》于1949年由日本弘文堂出版，作者是被誉为“日本东洋史学界学术巨擎”的内藤湖南。该书原为内藤湖南在日本京都大学进行的三次授课的讲稿，是在内藤湖南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内藤乾及和学生神田喜一郎共同整理出来的。全书在中国史学史和文献学方面均有展开，主体内容共12章，对中国上古至清代的史学做了一个整体的描述，内容详实，蕴含的史学信息较多，足以见得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中国史学史》后被留日学者马彪翻译为中文版，于200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以飨中国读者，成为“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中的经典之作。

一、《中国史学史》的突出特点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做到了整体把控和细节剖析相结合。内藤湖南善于从整体上来把控史学研究，分析史书撰写的演变，拎出一条主线。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史书，如《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中的主张是一贯的，代表的都是中国古代史书编纂中官方的一家之言。而从《晋书》、《隋书》起，史书编纂传统又从国家事业转向分纂。同时，内藤湖南也注重考察细节，在考证历史时要求能够互证或从旁佐证，孤证不立。在解释《诗经》时，从一个小的角度不断深入探究，不单单列出《诗经》的三种主要形态，还更进一步地挖掘三种形态产生的背景、发展的过程以及蕴含的价值。如此，内藤湖南较好地将整体把控与细节剖析结合起来，既能呈现宏观的演变，也能做到对细微之处的钻研。

《中国史学史》体现了将史学同时代联系起来特点。比如内藤湖南在书中高度认可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设置《宰相世系表》，在《新五代史》中设置《义儿传》和《伶官传》的行为，认为替这些人专门置表设传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特色。2这就表现出内藤湖南对史学需要符合时代背景的要求，极具前瞻性。确实，史学的发展不应是僵化的，史学唯有随着时代的变动不断增添新内涵，剔除不合时宜之处，才能破除局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能熠熠生辉。

《中国史学史》还广泛吸纳古今史料。内藤湖南虽为外国人，但他对中国的史料却十分地熟悉。在书中，不仅有他亲自对敦煌和满蒙文献的勤恳钻研成果，还引用了当时中国的考古新资料和研究新成果，如他将王国维和罗振玉在甲骨文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融入到对史学的考察中。这点在《史书的渊源》一章表现得最突出，内藤湖南在这一章中广泛运用中国古代的文史资料，对各史学脉络和历史渊源细细推敲、反复拿捏，体现了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二、《中国史学史》与国内类似著作的比较

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也著有一本《中国史学史》，同内藤湖南的著作成书时间相近，且两者均为大学授课内容的合集，都重点阐述了清代的史学。相较之下，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内藤湖南更讲究将中国史学的演进置于社会、文化，甚至是政治大背景下，视野是比较开阔的。而金毓黻则是以比较传统的方式，着眼于史学材料来考辨中国史学的演进。综合来看，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所呈现的思维要更开阔些。

此外，中国史学专家瞿林东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其《中国史学史纲》成就极高。相较之下，内藤湖南和瞿林东在中国史学史方面最值得比较的点便在于他们对中国史学史分期上的看法。前者受文化史观影响，将中国史学史划为四段，分别为：从有“记录”开始到两汉《史记》出现之前;真正的中国史学史阶段：从两汉到六朝;中国史学史的“第二阶段”：从六朝末到唐代;史学新潮流时期：宋代至清朝时期。而后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领下，将中国史学史划为九个时间段，分别为：先秦时期史学兴起;秦汉时期正史创立;魏晋南北朝史学多方向发展;隋唐五代史学的转折与创新;辽宋金史学意识的深化;元代多民族史学发展;明代史学向社会深入;清前期史学;清后期史学。两相对照，可以得出，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即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中的史学分期为我国学者瞿林东的进一步探究提供了参考。

三、《中国史学史》对中国的史学研究裨益良多

《中国史学史》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的开山之作，其中蕴含的史学意识至今仍意义非凡。受其影响，中国史学界也逐渐开始以一种动态发展的视角来研究一些史学现象。在对一些史书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不再拘泥于一个特定的背景，而是分别考察不同时期和不同势态下的不同情况，如在对《史记》的评价方面，会综合各代人的评价，以一种动态发展的视角来连续审视。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体现了日本学界对中国史学的关注，将中国史学一直以来对日本史学的影响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其实这本书呈现的是受西方思想影响下的日本学者的思维世界中的中国史学史，它反过来又影响着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比如上文中提到过的将史学研究置于广阔的时代大背景下和以文化观指导史学历史分期等。《中国史学史》好比原料来自中国又运用西方技术在日本打造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在成型后又回到中国，打开了一扇史学研究的大门，使门内门外的人能够相互交流。

时至今日，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对中国的史学研究仍具极大的借鉴意义。不止该著作中的内容能够为从事相关研究的人提供借鉴参考，内藤湖南的治学方法也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此外，该书也在警示我们，内藤湖南作为外国人尚对中国的史部典籍如此熟悉，实在令国人汗颜，我们应当力争赶上，不可自馁。

四、《中国史学史》的不足之处

全书的叙述偏口语化，不够书面。《中国史学史》毕竟是根据当时京都大学听课学生的笔记整理而得的，所以带有一定的讲义痕迹，有很多穿越之语。如书中对“唐宋变革论”的阐述，从汉代至元代一直都有提及，给人些许杂乱之感。又因为记录的是内藤湖南口头表达，所以很多地方的表达还是比较粗疏的。再加上翻译的再次传达，就将这偏向口语化的缺陷放大了，比如附录《章学诚的史学》的开头部分，便让人看得云里雾里。

成书时间久远，许多旧观点已被取代。随着研究的不斷深入和各项史料的更新，《中国史学史》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在现在已经被推翻。如书中第二章中关于《周礼》部分的内容，已然为阎步克先生的《周礼》战国说所取代。内藤湖南所阐述的《四书》的史学价值也随着大量文献的出土而不断丰富。此外，在新的历史观的指导下，《史记》的地位和作用较之内藤湖南的表述也有了变化。

五、结语

瑕不掩瑜，《中国史学史》不愧为“人类第一部《中国史学史》”3，对整个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着引领作用。掩卷之余，我仍深叹作者的博学多识和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这部倾注内藤湖南晚年心血的著作，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借鉴经验，意义重大。我们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习其中可以为我所用之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诚不我欺。

参考文献：

[1]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内藤虎次郎，曾任大阪朝日新闻社记者，多次造访中国，后曾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是日本“中国学”创始人之一

[2]（日）内藤湖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7页

[3]朱志先、张霞：《“人类第一部<中国史学史>”——读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有感》，《文化学刊》2011年第2期，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