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综合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和戈夫曼的社会角色理论，指出媒介的变化导致社会环境的变化，电子媒介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在于它重新组织社会环境，并削弱了物质场所对情境的重要性，使人们的经验和行为不再受其所处场地及人的限制。本文从当下新媒介环境的新变化出发对梅罗维茨的媒介思想进行再解读。

关键词：梅罗维茨;媒介思想;媒介情境理论;消失的地域

梅罗维茨是媒介环境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作为电视一代的学者，梅罗维茨亲身经历了印刷、电视、网络三种媒介之间的两次主导媒介转型，1985年他凭电视研究专著《消失的地域》中的媒介情境论声名鹊起。作为梅罗维茨媒介情境理论的代表作，《消失的地域》影响力不可谓不大，它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出版，梅也因此书获得极高的学术声誉。站在当前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节点上，对梅罗维茨媒介思想进行再解读，不仅能帮助我们厘清其媒介思想的起止，还能在此基础上挖掘当代新媒介景观中存在的某种延续性，并以此思考新媒介环境下人的媒介化存在问题。

一、梅罗维茨媒介思想的理论渊源

梅罗维茨认为，媒介的演化通过改变社会信息的接触方式影响信息系统，从而改变了社会秩序。在20世纪60年代复杂的社会现实背景下，作者以新媒介介入导致人们行为的变化为切入点，研究了能够将面对面交往与媒介的研究联系起来的共同基础——社会“场景”的结构。这个社会“场景”的结构在梅罗维茨看来是麦克卢汉与戈夫曼之间的连接点即信息流模式，面对面、印刷、电子媒介都是信息接触方式，每一种场景都是一种信息系统，群体身份是通过接触共同信息形成的。信息流模式发生改变时，场景就发生改变了，人们在表现自己行为时，都是在寻找共同的讯息，面对面和媒介传递信息形成的群体是不一样的，呈现的“自我”也是不一样的。

梅罗维茨的研究基于戈夫曼的场景理论和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形成了理论对话。在《消失的地域》中，影响梅罗维茨的主要是戈夫曼的拟剧论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感知研究。他将麦克卢汉身体感知的媒介环境与戈夫曼拟剧论中社会身体所在的现实情境进行了结合，认为戈夫曼思想中前后台的舞台模型同样适用于对媒介环境的结构分析。

戈夫曼的“表演”中的自我呈现是按照自己的期望用身体去表达自己，场景则由人的行为所决定，当人进入固定的地点时就形成了场景。而梅罗维茨所认为的场景，则是根据信息的流动来形成的，因此当电子媒介进入到场景中时，就打破了原来有形的实体的物理空间，依据新的信息传递模式形成了新的场景，造成了“物质地点与社会场所的分离”。戈夫曼这种传统印刷时代的场景表演观已不再适合当下电子媒介变革时代的新发展，新的信息传播场景开始出现，人们所扮演的角色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戈夫曼所指的“前台”和“后台”的界限也不再清晰。戈夫曼提出的以身体为媒介的传播在梅罗维茨的发展下成为了基于信息系统的信息传递，这正是电子媒介介入下导致的结果——场景和信息接触模式的变化。

戈夫曼的“情境论”为梅洛维茨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行为的全新视角。但梅洛维茨却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人们在“前台”和“后台”中不同表演行为呢？他最终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中找到了答案。

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将伊尼斯思想中潜藏的身体主体放到了前台，麦克卢汉认为，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传播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不同的媒介是人的不同感官的延伸。新媒介在一种文化出现后，首先会引起人的感官不平衡，然后影响人们的意识，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梅自认为主要受到麦克卢汉思想的影响，他在《消失的地域》中像人类学家一样，考察了具体的身体在不同媒介情境中的感知状态，以及由之导致的不同角色认知。

在影响他的两个理论来源中，麦克卢汉明确了人是身体主体的存在;戈夫曼则侧重于展示角色群体性的社会身体。梅对社会身体的理解、对身体主体的取舍，是决定他在情境层次研究中如何理解人媒介化存在的关键。梅洛维茨认为，戈夫曼和麦克卢汉为理解社会行为提供了不同的思路，但二者都存在某些方面的缺陷。一方面，戈夫曼显然忽略了角色和社会秩序的变化，其所指“环境的限定”，只囿于静止状态，显然无法再解释60年代后美国社会发生的新变化;另一方面，麦克卢汉也没有对电子媒介的应用所产生的社会角色变化进行清晰的解释。因此梅罗维茨试图将两种理论观点融为一体，以对电子媒介施加于社会行为的影响进行新的认识，也就是“媒介情境理论”。

二、梅罗维茨媒介思想的传统解读

新媒介产生新场景，新场景催生了新行为和角色的变化，即人的社会化。人们通过接触不同的媒介以获取信息，不同媒介构成了不同类型和不同数量的信息系统。媒介的演化通过改变我们收发社会信息的方式重塑着社会场所与物质地点的关系，也改变着社会秩序的逻辑。这就是梅罗维茨对社会场景结构的阐述——媒介改变人接触和获取信息的方式，从而改变信息流动的模式，形成了不同的信息系统，改变了场景行为的逻辑，也改变了社会秩序的逻辑。

（一）电子媒介：打破时空的新媒介

梅罗维茨将戈夫曼论述的现实面对面互动作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场景情境，其中的媒介是作为社会规范载体的口语媒介。根据其媒介矩阵的观点，媒介转型不会导致旧媒介的完全消失，而是会形成新结构的媒介矩阵。他理解的印刷媒介情境是以印刷媒介为主导、兼有其它媒介的情境。

依梅洛维茨的观点，相比较于之前的媒介，集声音图像于一体，使观众有着视、听双重享受，而且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相较于纸质媒介不易受到控制的电视媒介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它使得社会场所对自然场所的分离，打破了不同信息群体系统的分离状态;其次，电视的传播生动具体，使它能成为观察别人私人行为的渠道，出现了“公共情景”合并“私人情景”的现象，人们的私人空间成了媒介的聚焦之所，整个世界处于一種透明的状态。

梅以人體感知信息为基础，提出了信息系统的概念，以桥接现实情境与媒介环境中的结构。个体在现实互动中的情境定义建立在感知信息的基础上，可以将情境理解为信息系统。从面对面互动到印刷媒介，再到电子媒介，改变了人们的互动场景，场景的改变是信息流动模式的改变。

因此，人们的社会角色要放在社会场景中去理解，社会场景与物质上的地点联系在一起，场景不断变化使人的社会位置和对地方的感觉不断变化。场景行为的逻辑与信息流的模式有很大关系，将场景看成信息系统，信息流模式发生改变时，信息场景就会发生改变。

（二）信息系统：超越地域的新场景

梅实际上将媒介视作社会身体间互动的情境。将媒介视作情境，就是将媒介视作个体间的关系建构过程。媒介是个体之间发生关系的介质和途径。在传统上，对场景的关注一般将地域作为场景的界限，社会交往首先是在有形地域中进行的，但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对交往性质起作用的不再是物质场景本身，而是信息流动的模式，将场景看成信息系统，打破了戈夫曼的固定静态的场景模式。

媒介的特性会导致媒介情境的信息系统具有不同的结构特性。梅认为，美国六七十年代社会动荡的部分原因是社会主导媒介由印刷媒介变成了电视媒介。日常生活原有的情境地理中，群体情境的隔离导致了前后台二元结构。电视将人们从日常生活互动中的参与者变成了电视媒介情境中的类互动者，观众获得了前后台对应的群体情境信息，二元舞台结构变成了前台、中台、后台的三元舞台结构。社会群体情境的结构性变化导致个体自我中的原有角色结构的模糊，从而才会出现融合性的新角色行为。

以电视为代表的新媒介，改变了时间和空间对于社会交往的重要意义，使公共场景融合，打破了人口中不同群体信息系统的分离，打破了“这里和那里、现场和有中介、私下和公平”的界限，重新组合了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的联系。

（三）人的社会化：新角色与新行为

在传播学中，一般将媒介理解为传播形式、传播渠道、传播内容，甚至传播机构。梅罗维茨将媒介理解为社会身体间互动的情境，试图从人际互动层面理解媒介，将媒介视作社会性的，即媒介是人的社会性的延伸。

新媒介对场景的融合重组，引起了社会角色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群体身份，人的社会化的方式也发生着变化，而对信息系统的改变也影响了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具体到电子媒介对角色和行为的影响上，梅罗维茨是通过对其与印刷媒介的对比来显现的。

如在《消失的地域》中，梅罗维茨这样描述电子媒介介入下儿童的社会化问题：在社会化角色一儿童与成人的案例分析中，他对比了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导致的互动舞台结构差异。印刷媒介具有分隔群体情境的特性，支持儿童与成人两大群体之间的差异。印刷媒介的接触代码较难，儿童在成长、学习过程中不断积累读写能力，他们只能处在由印刷品支持的成人情境的前台。儿童的社会化被印刷媒介分隔成了阶梯式结构，其中明显地区分为儿童与成人两大区域。即便电视的内容与印刷媒介一致，它也会暴露成人后台的存在，并让儿童获得对后台的认知。儿童看到成人在成人之间是一种行为方式，当他们与儿童一起时却是另一种行为方式。他们看到了父母是从后台移到前台区域的。

梅罗维茨为了论述媒介对个体社会化的影响，将将戈夫曼的个体角色发展为群体身份，以使角色行为的区域也具有群体认同的意义，以此提炼出三类角色：群体身份（认同）、社会化（角色转化）和等级制（权威）。在这种新场景下，具有共同群体身份的人在共同的群体地方，群体之外的人则被排除在群体地方之外。同时以电视为中心的舞台结构中，以往前后台的二元舞台结构变成了前台、后台和中台的三元结构，人们逐渐将电视媒介建造的场景纳入社会场所，因此新媒介的出现造成个体意识中社会情境的普遍重组，不但会影响个人的行为，还会改变宏观层面的群体行为与群体行为规范。

梅的这种社会性媒介观有选择地在社会身体层面上延伸了麦克卢汉的生物性媒介观。梅的媒介情境背后是具有角色结构的社会身体，它承受着媒介环境中的信息刺激，并通过发出媒介信息实现与媒介信息系统的共生。

三、梅罗维茨媒介思想在新媒介环境下的延伸

梅的媒介思想建立在文字/印刷“媒介化社会身体”规训下的角色结构基础上，其为我们提供的一个思考媒介与行为之间关系的架构：“新媒介——新场景——新行为”在网络时代仍然适用。当我们将互联网技术带入新媒介这一范畴中，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互联网环境下的媒介、场景与社会化之间的关系。

对于当今互联网世界的网络原住民而言，互联网建构下的场景可能不再是融合，而是再次趋向隔离。网络原住民们一开始面对的就是随处可触的网络和电子设备，在这一代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成年人的权威进一步被消解。因为这一群儿童的媒介暴露时间和频次，以及对新型媒介技术的掌握程度很有可能高于成年人，儿童的“童年”有了不同的意义。但是由于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冗杂，网络原住民在接触信息时会产生自己的偏好，加入不同的网络社群。此时的场景再一度分离，通过群组的审核营造出新的隔离标准，这种排他性的隔离有利于群体凝聚力的提升，于是网络社会中出现了许多不可忽视的网络亚文化群体。所以当今的社会行为中，亚文化群体通过交互的网络超越地域隔离紧密联系在一起，呼吁消灭权威的平权运动以获得自身的合法权利。

在现在的网络媒介时代，网络原住民的媒介场景较之过去有了更大的不同，共享的观念已经成为理所当然和司空见惯的事实，在群体归属的驱动下，新的隔离正在形成，而新的场景革命正在展开，在互联网场景形成了全新的社会角色展演和等级结构变迁已成为互联网时代独特的媒介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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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詹玉姣（1997-12），女，河南信阳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