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吕文焕的一生历经宋元两个朝代，宋朝时为吕氏家族重要一员，担任宋朝守将南征北战，降元之后，受到元世祖重用，高官厚禄加身。但因他的降元行为一直被后人诟病，认为他是不忠不义之士，而抹灭他的功绩。通过对其仕宦经历、降元过程及原因与其降元之后的活动研究，可知他不仅军事能力出众而且对元朝理财还有一定的贡献。只是他身处乱世之中虽有心抗敌却因种种原因不得已而降。

关键词：宋元之际;吕文焕;降将;元朝贵族

元兴宋衰的形势下，一部分南宋将领因各种原因降元，成为当时著名的降将群体，对这些降将的研究前人已有一些论述，比如对刘整的研究，而吕文焕也是当时降将群体著名的一员，前人较少专门研究，只是在研究宋元战争中对吕文焕有所涉及。吕文焕的降元对南宋来说影响最为巨大，他是襄阳守将，襄阳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处于盆地的十字路口，南北贯通，四周道路都汇聚于此，向南可通江汉、向东可与汉口、信阳相接、向北可直达洛阳，进入中原，向西则可进入长安、汉中等。所以元朝得到襄阳之后，便可长驱直入进入长江沿线，切断四川与江南的联系，对进攻南宋极为有利。襄阳地理位置见图1。吕文焕作为吕氏家族首位降元的将领，他降元之后，他的亲族与部曲还留守南宋，但因为他的不断招降以及他降元之后得到的优渥待遇，如吕文福、吕师夔、范文虎等纷纷降元。使得南宋的抵抗力日趋减弱，元朝的实力则大增。本文拟通过对吕文焕仕宦及降元过程、降元之后的活动以及降元原因的探析和其之后的心理活动等几方面来阐述。

1、吕文焕仕宦及降元过程梳理

吕文焕“安丰人，兄文德。微时鬻薪于市。”[1，p698]只知其祖籍在安丰，在吕师孟墓志中则有更详细的介绍“世居安丰路霍邱县”[2]安丰路霍邱县（今属安徽省）。“父文福……伯武忠公文德时……从叔父参政文焕时亦在焉”[2]吕师孟是吕文福之子，称文德为“伯”而称文焕为“从叔父”可知吕文福与吕文德为亲兄弟关系，吕文福、吕文德与吕文焕则为堂兄弟关系。从上面可知吕氏家族在吕文焕之前地位低微家境也比较贫困以卖柴火为生。吕氏家族是在吕文德时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称为吕氏家族则是因为吕文德在不断升迁时期大量提携自己的亲族与好友。如吕文焕、吕文信、吕文福、子侄辈的吕师孟、吕师夔，其婿范文虎，旧部夏贵等人。吕文德的升迁与其他人的官职见表2[3，p864-875]仅以开庆元年和景定元年为例。

吕文焕在担任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之前的仕宦过程史料缺乏记载，在他所写的《回本国书》只有少量的记述，这是德祐元年（1275年）南宋招降他时写的回信。“某少服戎行，壮临边徼，干戈满眼，轻性命于鸿毛，弓箭在腰，系生死于马足。不但驰驱与西北，誓将屏蔽于东南。”[4，p172-174]可知他前期一直处于戎马生涯之中，为守护南宋而四处作战。“吕文焕特授中大夫毫州防御使依前职任”[9，p3158]由“汪立信除直宝章阁依旧浙西提刑”[9，p3158]汪立信任浙西提刑是在景定元年，所以猜测文焕授职也可能在这一年。后来又在咸淳三年（1267年）十二月宋朝正式任命他知襄阳府并兼京西安抚副使，掌管襄阳府中军民事物并成为襄阳守将。

襄阳在淳祐十一年（1251年）被高达收复之后，南宋朝廷逐渐开始重视这一地区。宋理宗时期不断调拨大量人力和物力，经过十几年的经营，成为坚不可摧的重镇，是南宋长江中上游的门户。咸淳四年（1268年），吕文焕向朝廷报告元朝军队在白河口、万山、鹿门山兴筑城堡，在为围襄阳做准备。元世祖派元帅阿术、阿里海牙和刘整取襄阳，最后一次襄樊战役拉开序幕。咸淳五年（1269年）七月，大雨，宋朝大将夏贵、范文虎相继率兵来支援襄阳，均被击退。守将吕文焕也以一万五千人来攻万山堡，张弘范与李庭败之。咸淳六年（1270年）吕文焕时出拒敌，南宋“遣范文虎总统殿司、两淮诸军，往襄、樊会合备御，赐钱百五十万犒师。”[3，p905]咸淳七年（1271年）宋將范文虎遣都统张顺、张贵驾船支援襄阳衣服与兵器，遭到刘整等人袭击，张顺去世，只有张贵得以入襄阳。抵达襄阳后，吕文焕力留他共守襄阳。咸淳八年（1272年）正月，吕文焕登城观敌，刘整骑马到前曰：“君昧于天命，害及生灵，岂仁者之事。而又龌龊不能战，取羞于勇者，请与君决胜负。”文焕不答，伏弩中整。[5，p3787]三月，刘整攻破樊城的外城墙，杀两千余人，擒樊城副将十六人，并不断增兵于襄阳，水路并围之严，虽鱼虾也不能过。张贵“恃其骁勇，欲还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数日不食，使持蜡书赴郢求援”[3，p13249]。不料事泄，被阿术与刘整伏击重创身亡。襄阳和樊城之间隔有汉水，两城以木做浮梁连以铁锁，互通援兵，阿里海牙发水兵焚毁其桥，襄阳援兵不能到达。咸淳九年（1273年）十月，阿里海牙用西域人所献新炮法攻樊城，十二月，攻下樊城。并用新炮击中襄阳城门上的望楼，声响巨大，城内震惊。襄阳城孤零零的立在元军面前，襄阳城外援完全断绝，城中“衣装薪火断绝不至，文焕撤屋为薪，缉麻为衣，每一巡城，南望恸哭”[4，p134]而元张庭珍不断施压呼吕文焕曰：“我师所攻，无不取者，汝孤城路绝，外无一兵之援，而欲以死守求空名，如阖郡之人何。汝宜早图之。”[5，p3920]文焕帐前大将田世英、曹彪抓总管武荣一起投降元朝，文焕处境日益艰难。在阿里海牙亲自到城下与文焕语：“君以孤军城守者数年，今飞鸟路绝，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则尊官厚禄可必得，决不杀汝也”[5，p3125]后文焕出降。

二、吕文焕降元后的活动

（一）助元攻宋

吕文焕坚守襄阳六年后投降元朝，元世祖甚为欣喜，不仅因为襄阳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且也因为吕氏家族的重要影响力，必会为元朝统一南方做出巨大贡献。当吕文焕投降之后，世祖便“敕枢密院：以襄阳吕文焕率将吏赴阙。文焕等发襄阳，择蒙古、汉人有才力者，护视以来。”[5，p148]可知元世祖对吕文焕的重视，另外还授“文焕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汉大都督，赐其将校有差”[5，p149]，“襄阳降，以宋将吕文焕入觐，上嘉之，有锦衣白金宝鞍之赐”[6，p130]。元朝已兑现对吕文焕赐予高官厚禄的承诺，而文焕此时也一心要为元朝建立战功。在咸淳九年（1273年）四月入觐之后“即为汗画攻鄂之策，且请身为向导，”[1，p698-699]为世祖策划了攻打鄂州的计划并亲自为向导。咸淳十年（1274年）元朝改荆湖、淮西二行枢密院为二行中书省，任命文焕为参知政事，荆湖行中书省，八月世祖下令“江汉未下之州，请令吕文焕率其麾下临城谕之，令彼知我宽仁，善遇降将，亦策之善者也。”[5，p156]于是文焕开始随伯颜攻城，每到一个地方，便先向城内射黄榜、檄文诏降，如若没有回应，便令文焕亲自到城下诏谕，一些守将都与文焕相识，一般不会奋力抵抗，会主动归附元朝。此外还有吕氏亲族如吕文福、吕师夔等也主动归附元朝。进攻新城时，因新城守将边居谊不耻吕文焕等人的投降行为，便假意投降实则要暗杀吕文焕，吕文焕不知，到城下时被边居谊射中右臂，退回军中，后来新城总制黄顺、副都统制任宁都投降了元朝，边居谊率余中两千人与元军作战，最后举家自焚，新城被攻破。随后攻鄂州，遣“吕文焕、杨仁风等谕之曰：‘汝国所恃者，江、淮而已，今我大兵飞渡长江，如履平地，汝辈何不速降。’”鄂州守将本想据汉阳与元军一战，奈何元军先烧毁鄂州战舰三千艘，城内军民大俱，于是“知鄂州张晏然、知汉阳军王仪、知德安府来兴国，皆以城降，程鹏飞以其军降”。[5，p3100]德祐元年春正月，元朝大军至黄州。不久沿江制置副使、知黄州陈奕与其子陈岩降元。后来又遣吕文焕、陈奕以书招降蕲州安抚使管景模，又遣阿术以兵至其城下。不久伯颜到蕲州，景模出降，蕲州归顺元朝。德祐二年（1276年），吕文焕与伯颜直抵南宋都城临安，南宋投降，吕文焕持皇榜入城安抚军民，并和右丞张惠，参政阿剌罕、董文炳等人拜见谢太后，宣布元世祖的德意，并帮助元朝在临安“籍其军民钱谷之数，阅实仓库，收百官诰命、符印图籍，悉罢宋官府”[5，p3102]。随后元朝升吕文焕为中书左丞。这是吕文焕降元之后的一大突出事件，助元攻宋，加速了南宋朝廷的灭亡。

（二）助元治理社会问题

降元之后的吕文焕，除了助元攻宋之外，还帮助元朝治理一些社会问题。其一，管理军士有方，考核宋朝的生券军和熟券军，他们中有能继续作战的朝廷每月要给他们一定供奉，不能继续作战的士兵，让朝廷给他们耕牛，让他们进行屯田。如《元史》所记“诏中书左丞吕文焕遣官招宋生、熟券军堪为军者，月给钱粮，不堪者，给牛屯田。”[5，p199]其二，助元征收榷茶税。榷茶征收始于唐朝年间，到宋朝时逐渐成为国赋，数量与盐相当。到元朝时，榷茶由约而博，沿袭宋朝旧制。到元世祖时期才开始征收，“世祖至元五年，用运使白赓言，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私自采卖者，其罪与私盐法同。六年，始立西蜀四川监榷茶场使司掌之。十二年，既平宋，复用左丞吕文焕言，榷江西茶，以宋会五十贯准中统钞一贯。”[5，p2393]平定宋朝以后，元世祖采纳了吕文焕征收江西茶税的意见，使得元朝茶税收入不断增多，“十三年，征一千二百余锭……十四年，增至二千三百余锭……十五年，又增至六千六百余锭”[5，p2394]。从元世祖对文焕的赞誉中也可知文焕能力出众，“帝谕昂吉儿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能兼此三者，乃为称职。尔纵有功，宰相非可觊者。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阿里年少亦精敏，南人如吕文焕、范文虎率众来归，或可以相位处之。’”[5，p202]因此文焕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便被授予中书左丞，这也是元朝对他能力的肯定与赞誉。

三、吕文焕降元原因及降元后处境

（一）南宋朝廷奸臣当道是其降元客观原因

当吕文焕任襄阳守将后，因为元朝的不断围攻，文焕屡次向朝廷上奏但南宋以权臣贾似道为首的一批掌握实权的官员竟充耳不闻，如《贾似道传》所言

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其妾有兄来，立府门，若将入者，似道见之，缚投火中。尝与群妾踞地门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酷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

似道既夺恣日甚，畏人方己，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又加太学养钱，宽科场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断绝，威福肆行。[3，p13783]

在国家陷于危难之时，一些官僚不以拯救国家为任，反而继续向贾似道等人阿谀奉承以期在朝廷中获得立足之地，如“吏争纳赂求美职，其求为帅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赵溍辈争献宝玉，陈奕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陈振民以求进，一时贪风大肆。”而一些正直之士则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毫无立足之地，如“李芾、文天祥、陈文龙、陆达、杜渊、张仲微、谢章辈，小忤意辄斥，重则屏弃之，终身不录。一时正人端士，为似道破坏殆尽。”[3，p13784]这些正直之士多为不满贾似道专权，都在不同程度上弹劾过他，因此被排挤得不到朝廷重用。除此之外，还有著名的南宋将领刘整，因为吕文德与贾似道相善，形成朝堂上的重要团体，在刘整奋力抵御元朝进攻之时，本应该做为他后盾的南宋朝廷则正处于权臣排除异己时期，刘整因吕文德的妒忌，郁郁不得志，也无力抵抗新兴的元朝，最终只能举城降元。故吕文焕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相同的处境，在他死守襄阳过程中，宋朝虽派夏贵、范文虎、张世杰等人来救，却依然成效甚微。除此之外，南宋朝廷则对吕文焕也不信任，自元朝围攻襄阳以来，吕文焕一直没有获得较大的军事胜利，因此当时南宋朝堂之上“时物议多言高达可援襄阳者，监察御史李旺率朝士入言于似道。”[3，p13785]要追派高达来守襄阳，可看出朝廷对吕文焕的不放心。在德祐元年南宋谢太后诏谕吕文焕等人的文书中“息兵通好，诏曰贾似道专制朝政，十有五年，挟智私行矜已自用，结怨军民，失信邻国，战功当赏而不赏，边费当支而不支。尽心力以守襄城者，坐视不救，备已财以赠郢兵者反受责言，遂使诸将离心，三军解体，比者请师出督，畏死偷生，不战而逃，莫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师。未有如此之缪者吾已。”[4，p107]可知当时正处于奸臣当道，忠义之士被迫害时期，而在此种环境下，吕文焕降元可能也是为客观形势所迫。

（2）吕文焕个人情况是其降元的主观原因

首先吕文焕他是一个社会中的人，每个现实的人都生活在一张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在依靠这张网络生存的同时，又必须受到它的约束。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個体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处在社会的框架之中。一般的社会关系可分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放在当时同样适用。吕文焕在坚守襄阳时，向朝廷告急，当大臣商议要让更有经验的高达来守襄阳时，吕文焕则不同意，因为他与高达素不相善，不愿他来襄阳，所以便编造虚假消息，谎称打败元军。如《贾似道传》所言“文焕在襄，闻达且入援，亦不乐，以语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阳急，故遣达援之，吾以捷闻，则达必不成遣矣。”文焕大以为然。时襄兵出，获哨骑数人，即缪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实无援襄事也。”[3，p13781-13782]只因为他和高达不合，便出此荒谬之计策来迷惑南宋朝廷。这要从吕文焕与高达有关系的人来分析二人为何不合？并使得吕文焕在危机情况之下宁可假传消息也不愿高达来助。分析《贾似道传》可知高达在围中，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见其督战，即戏之曰：“巍巾者何能为哉！”每战，必须劳始出，否即使兵士讹于其门。吕文德谄似道，即使人呵曰：“宣抚在，何敢尔邪！”曹世雄、向士璧在军中，事皆不关白似道，故似道皆恨之。以核诸兵费，世雄、士璧皆坐侵盗官钱之贬远州。每言于帝欲诛达，帝知其有功，不从。寻论功，以文德为第一，而达居其次。[3，p13781]

高达有战功，骁勇善战便轻视嘲笑贾似道，贾似道故因此记恨他，而当时吕文德阿谀奉承贾似道，便斥责高达。按照血缘关系来说，吕文焕是吕文德的堂兄弟，是吕氏家族一员，吕氏家族与贾似道相善，并且受到吕文德和贾似道的提携，所以贾似道憎恶之人一定程度上也会是吕氏所厌恶之人。所以有大臣奏用高达时，贾似道才会说“吾用达，如吕氏何？”[3，p13781]也可看出贾似道比较倾向于用吕氏家族人，并不想让高达取代吕文焕襄阳守将的地位。所以提建议的李旺等人才会发出如此感慨“吕氏安则赵氏危矣。”[3，p13781]如果吕文焕能摒弃这些恩怨，使高达来襄阳，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另外，吕文焕心胸也较狭窄，“许月卿字太空，以宋亡更字宋士，许昌人。其父大宁，尝教之读高宗追贲李若水之训辞：曰小子识之，其忠义之教，有自来矣年。十六，领乡试徃师魏鹤山，始闻六经之要。登进士，第授濠州司户，辟吕文焕幕。以刚直忤焕，焕欲杀之不得，而杀其仆。”[7，p553]因为他的谋士许月卿比较正直忤逆吕文焕，吕文焕竟起了杀念之心。从这也能看出吕文焕比较刚愎自用，锱铢必较的性子。

其次吕文焕也是一个害怕失掉功名利禄的人，吕文焕之前家景贫寒，靠在市场卖木为生，当他们经过一定的努力之后所收获的名与利，他是很难舍弃的。尤其是元朝不断招降并许之以高官厚禄，如《元史》所载“若降，则尊官厚禄可必得，决不杀汝也”[5，p3125]当他坚守襄阳数年间也了解到南宋朝廷自身难保，又怎能继续维持他的地位，他又坚守了孤城这么久，所以当阿里海牙传世祖之命许他以高官厚禄，并且生命无忧之时，他便转而投降了元朝。所以这可能也是最后他降元的原因。

（三）降元后处境及心理活动

吕文焕以襄阳归附元朝不久，他的随司千户陈炎便谋叛，元朝便将为首叛乱的两人处死，其余的随司及其家属则令他们内徙，“吕文焕随司千户陈炎谋叛，诛首恶二人，其随司军并其妻、子皆令内徙。”[5，p154]这件事可能也为吕文焕敲响了警钟，虽然事件没有波及到自己，但毕竟是其随司所犯的错。之后吕文焕便更加小心谨慎，听从元朝大将伯颜、阿里海牙等人的命令。

此外，吕文焕帮元朝平定南宋之后，本以为会高枕无忧，没想到江东道按察使阿八赤竟然向吕文焕索要金银财宝及房屋和子女，吕文焕不肯，阿八赤便诬陷吕文焕藏匿兵器铠甲，并且与行台大夫相勾结要一同威胁诘问吕文焕，幸好事情大白于天下，是蒙古贵族阿八赤诬陷。《元史》中有详细的记载“江东道按察使阿八赤求江东宣慰使吕文焕金银器皿及宅舍子女不获，诬其私匿兵仗。诏行台大夫相威诘之，事白，免阿八赤官。”[5，p201]从“本道按察使来阿八赤欺文焕新附”[1，p698]可推测出当时南宋降将吕文焕、刘整等人的处境，以阿八赤为首的一些元朝将领必会对新附的南宋将领怀有敌意，尤其是当元世祖越发重视这些归附的将领，元朝旧时将领怕他们地位受到动摇，便会想办法阻扰世祖继续重用南宋降将。吕文焕可能也感觉到了这些元朝将领的敌意，怕自己卷入这些斗争之中，便在元至元二十三（1286年）告老还乡，急流勇退。

吕文焕降元之后，南宋与元朝对他褒贬不一。他的堂兄弟吕文福说其“为人扶拥，以襄阳降非由己心。”[3，p914]而大丞相文天祥则大骂吕氏一门卖国求荣

天祥斥言：叛逆遗孽，当用春秋诛乱贼法。文焕谓：丞相何故以逆贼见骂？天祥曰：“国家不幸至今日，汝为罪魁，非逆贼而何。三尺童子，犹斥骂汝，独我乎？”文焕曰：“守襄阳七年不救至此。”天祥曰：“吕氏一门父子兄弟，受国厚恩，不幸势穷挼绝，以死报国可也，岂有降理，汝自爱身惜妻子坏家声，今汝合族为逆矣，尚何言？”文焕惭恚，师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杀师孟？天祥谓：汝叔姪卖降，恨朝廷失刑，不族灭汝，汝今日能杀我，得为大宋忠臣足矣，岂惧死哉。师孟语塞，伯颜闻之吐舌云：男子男子。”[7，p552-553]

可知以文天祥为首的南宋忠臣对吕文焕等人的投降行为是嗤之以鼻的，并十分厌恶这种行为。南宋其他人则也痛恨吕文焕的行为，如宋代罗大经所写

吕文焕游浔阳琵琶亭，龙麟洲见之。吕令赋诗，麟洲即席为诗，曰：老大蛾惭负所天，忍将离怨付哀弦。夜深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过别船。吕见之大惭，盖讥其负宋而降元也。[9，p71]除了南宋的人，元朝也有一部分人对他的行为不认可，如上面所提到的元朝官员阿八赤，他可能也因为不满吕文焕的不忠因他新归附于元朝，才要与他作对甚至诬陷他。还有如伯颜等人在听见文天祥大骂吕文焕等人之后，不仅不帮忙，反而对文天祥的直率与忠诚所折服，直夸天祥为“男子男子”，这也可以看出来，虽然伯颜等人需要吕文焕来助他们打胜仗，但他们在心底里其实更尊重忠义之士，甚至会以礼相待忠义之士。当他们攻打鄂州时，程鹏飞和他的守将以城来降，但他的幕僚张山翁则宁死不屈，元朝将领要杀张山翁的时候，“丞相伯颜曰：‘义士也，释之。’”[5，p926]所以吕文焕降元之后的心理一定是矛盾且纠结的。

四、结论

通过对吕文焕降元原因的探析以及他在元朝的一系列活动，可以清楚的知道吕文焕是一个才华出众之人，但是他最后以降元而终，这在当时是为不忠不义之士，所以才会引得文天祥對其及其家族连连责骂。而他最后效力的元朝虽善待他但一些将领却从心里不屑这种行为。所以吕文焕也是一个处于时代变革中的悲情人物，他一方面坚守襄阳数年，抵挡元朝数次进攻，对南宋是保家卫国之将领，对元朝则是阻碍前进的人;另一方面他又因诸多原因降元，并为元朝作向导攻宋，对南宋是灭顶之灾，对元朝则是功臣。所以对吕文焕的评价不应该仅仅把他看成是不忠不义的降将，而要用科学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他降元是在坚守襄阳六年之后，而并不是世祖一招降就归顺的，他的投降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南宋方面的迟迟不援;元朝的不断紧逼;其他将领的不断劝说;还有保护襄阳民众的意愿，在多方面原因之下造就了他的降元。这种行为固然为世人所嘲讽，但他在大环境之下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帮助元朝完成了大一统，并助元朝理财征收茶税。吕文焕本人降元之后的心境也是很复杂，在他曾孙吕惟清的诗中“家有薄田在芜湖，而老父以隐约居湖上，归耕以养父，读书以明理，庶几乎古人耕且养，子将何以语我？”[7，p612]可知文焕后裔则远离朝堂，归耕田园以读书明理为乐，以磨砺其志趣，生活为清贫简朴，可能也是受文焕降元行为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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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小红，女，河北省张家口市，内蒙古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