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璐娇

【摘要】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文学的实验田，比较文学的多棱镜，民族文学的展示台。拉美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优秀代表，对世界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且极大鼓舞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本文对“1949-2019”70年间拉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在中国译介出版的阶段特点进行分析，对中国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出去”提供示范性路径参考。

【关键词】 诺贝尔文学奖;拉美文学;译介出版;示范性

【中图分类号】J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8-0084-03

从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奖颁发至 2019 年，全世界共有 116 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们分布在全球11大地理区域的 40 个国家。西欧和北美地区获奖作家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比例高达约79%，这体现了诺奖评奖价值取中的西欧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来自第三世界的拉美国家共计6名作者获奖，占比约5.17%，与东欧地区并列第二，说明拉美地区作者对世界文学的较大影响力并受到广泛认可。

1945年智利诗人、剧作家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获奖，诺贝尔文学奖的版图第一次扩展至拉丁美洲地区。

随后1967年危地马拉诗人、小说家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1971年智利诗人巴勃鲁·聂鲁达（1904-1973）、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2014）、 1990年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2010年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36-），共6位作家陆续问鼎该奖项。

1945-2010年期间平均每约11年在该地区诞生一位诺奖获得者，尤其是1967-1990年期间，平均每约6年就有一个拉美作家获奖，这也说明了世界文学对拉美60年代“文学爆炸”时期涌现出的大量优秀作家的高度认可。

一、6位拉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在中国的

翻译及出版

1949年-2019年70年间，拉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及出版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8年）作者作品被译介到中国主要是受意識形态趋同的影响;第二阶段（1979-1993年）国内渴望优秀文学艺术的引入与改革开放后西学东渐的影响合力形拉美诺奖作者作品传播繁荣时期;第三阶段（1994-2009年）的平缓冷却期是市场版权逐步规范的结果;2010年后再掀高潮更多是中国“文学外交”发展战略、莫言获诺奖等主动文化因素导向所致。

（一）第一阶段（1949-1978年）：政治和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出版低谷

新中国成立前，拉美文学只是零星地被译介到中国，且绝大部分为转译。直到20世纪50年代规模性地被中国翻译和出版。被塑造成“反独裁战士”的危地马拉作家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和“共产主义战士”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虽然当时尚未获诺奖，但因作品意识形态与中国大陆地区趋同，得到了重点推介。

50年代两位作者先后造访中国，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聂鲁达诗文集》（袁水拍译）、之后陆续推出了具有反美革命色彩诗集《伐木者，醒来吧！》（袁水拍译）、《葡萄园和风》（邹绛译）。1956年阿斯图里亚斯短篇小说《危地马拉的周末》《美洲豹33号》等被译介到中国。1965年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终止了对亲苏的拉美国家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在此期间获得诺奖的阿斯图里亚斯和聂鲁达的作品也受此影响，相关图书出版暂停。

（二）第二阶段（1979-1993年）：辉煌繁荣期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诺贝尔文学奖为代表的西方文学奖成为中国接受外国文学的先在视野。

1980年开始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译介了许多当时已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

米斯特拉尔诗歌散文集《露珠》（王永年译）和聂鲁达史诗级作品《诗歌总集》（又名《漫歌》）（王央乐译）被列入丛书系列，这也是米斯特拉尔的作品集第一次在中国内地正式出版。此外漓江出版社在八九十年代陆续推出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成为当时出版界的轰动事件，在国内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1982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位拉美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力和在中国的知名度至今无人可及。当年《外国文学》发表了他中篇小说代表作《没人给上校写信》（石灵译），仅1984年《百年独孤》就翻译出版了两个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黄锦炎译本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高长荣译本（参照英语、俄语翻译）。随后对话录《番石榴飘香》（林一安译）、《霍乱时期的爱情》（徐鹤林、魏民译）、《族长的没落》 （伊信译）等作品相继在中国出版。

马尔克斯作品多部作品的多种译本在中国图书市场井喷式涌现，研究马尔克斯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也相继出版发表。在中国沉寂20年后，聂鲁达在这一时期重获中国出版界重视，但大部分译著仍是英文转译。此外《聂鲁达自传》（林光译）、回忆录《我曾经历沧桑》（刘京胜译）等传记类作品推出。

1990年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1991年北方文艺出版社随即出版了《奥克塔维奥·帕斯诗选》（董继平译），这是中国第一次系统编选出版该作者诗作。

（三）第三阶段（1994-2009年）热潮逐渐冷却

略萨的作品在这一时期以全集系列的形式密集出版，1996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略萨全集，共10部作品，囊括小说、回忆录、散文多种体裁。2000年后，略萨之前未在中国出版的作品和不同译者的翻译新作也以系列作品集形式陆续推出。译介在这一时期的视野覆盖了略萨不同维度的各种体裁作品。[3]其小说方法论随笔集《中国套盒：致以为青年小说家》（赵德明译）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先后在2000年和2004年出版，标志着我国出版界对拉美作家的关注和出版主题探索进入了新阶段。

1992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后，拉美文学翻译缺乏规范的问题逐步得到纠错，中国出版业开始受到市场法则和国际版权公约的制约。1998年被誉为“活着的最伟大的诗人”帕斯逝世。

马尔克斯的作品译作繁多，但均未获得正式版权，属于重复出版，拉美诺奖作者在中国出版的热潮逐渐冷却，90年代中后期，拉美文学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

（四）第四阶段 （2010-2019年） 再掀高潮

2010年后随着中拉关系的日益密切，拉美文学的译介出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10巴尔加斯·略萨当之无愧获奖，2011年新经典以高达百万美元的版权费首次同意授权中文版 《百年孤独》，2013年中国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去世，2015年5月李克强总理率团访问了拉美四国，包括莫言、铁凝、格非等知名小说家在内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陪同总理开启第一次“文学外交”等一系列的大事件合力让拉丁美洲文学重新回归中国读者的视野。

六位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版在2010年均呈现“爆发式”增长。新译作和不同主题体裁的作品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出版界重点关注，例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系列小说作品，新版《总统先生》通过翻译和装帧的修订，受到中国年轻读者们的关注，在豆瓣、亚马逊等主流图书榜单跃升畅销书小说行列。

此外，2014年南海出版社出版的巴勃鲁·聂鲁达代表诗歌精选集《二十首情诗和一只绝望的歌》，2017年北方文艺出版《密丝特拉尔诗集》，两本译著的作者均为台湾著名诗歌译者陈黎、张芬龄夫妇，内地出版社与港台译者的合作出版受到了市场的肯定。

这一时期，南海出版社成为助推拉美诺奖作家作品出版的中坚力量。2011年唯一获得马尔克斯授权的正版《百年孤独》（范晔译），成为年度外国文学出版領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随后南海陆续出版了《霍乱时期的爱情》（杨玲译）、《枯枝败叶》（刘习良译）等共计17部马尔克斯作品，涵盖作者长篇、短篇小说、随笔等。

二、拉美诺奖作品的传播趋势与特征

根据中国1949年后历年出版的《全国总书目》和calis数据库查询的统计数据，相较于马尔克斯、略萨、聂鲁达三位诺奖“大家”，米斯特拉尔、阿斯图里亚和帕斯在中国未能广受“追捧”。出版图书数量和种类呈现“冷热”两极化趋向。

但值得肯定的是2010年后“冷门”作者出版图书数量提升明显，这一时期拉美文学作品的译介出版主要逐渐以市场行为为主导，但大量拉美优秀作家的作品被忽视。

究其原因，一是国内读者对诺奖的过分推崇，二是国内对拉美文学大部分出版主要是受欧美国家主流阅读审美的影响。中国出版业还需打破欧美语境下的拉美文学出版风向，独具慧眼挖掘更多优秀作家并将他们的作品更多译介到中国。

从出版物内容来看，2010年后围绕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的传记、访谈录以及少儿读物等各类衍生图书出版得到长足发展。

例如米斯特拉尔由于女性作家身份和曾担任过学校校长经历，新译介出版作品主题常与“母爱”教育”等关联，教育、亲子等有关主题图书陆续出版：2011年儿童诗集《柔情集》（赵振江译），《孩子，你是这样出生的》（译者三川玲，刘雨涵绘画，改编自传奇诗篇《母亲的诗》）等。

201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作者于1971-1972年间在哈佛大学所作诺顿讲座的文稿《泥淖之子：现代诗歌从浪漫主义到先锋派》（陈东飚译）、2019年中信出版社推出访问记《马尔克斯：最后的访谈》，这些新视角体裁作品为出版选题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方向。

文学与政治的高度融合也是拉美诺奖作者作品的集体特征，6位作家均积极投身社会活动，例如阿斯图里亚和聂鲁达积极投身国内政治运动与革命，都曾因政治迫害流亡海外，也深刻地影响了作者们的创作主题与风格，文学与政治的相互包蕴为困境中的世界当代文学指明了发展方向。

6位拉美作家的母语与写作语言均为西班牙语，四个阶段重要译者的变化与更迭说明越来越多年轻一辈的译者参与到拉美文学的翻译工作，但中国西班牙语知名学者和译者均对西班牙语文学翻译人才的数量与质量表达了极大的担忧。

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认为：“现在仅靠少数的译者或学者，大量文学作品无法进入中国市场。学西班牙语的学生大多从事外交、经贸等工作，很少人愿意从事文学行业，西班牙语文学翻译人才严重匮乏，出现断层危机。

全国各高校西班牙语专业应深刻意识到文学翻译人才危机的严重性，应从西语文学和翻译方向的课程设置、学生的兴趣与培养等方面入手，对高年级人才分流化教学，有意识地培养专业化的翻译人才和出版传媒人才，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提供翻译与出版的专业人才储备。

教育部公布的 2019 年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开设西语专业的院校共有 96 所。此外塞万提斯学院也 成为西语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据塞万提斯学院《2019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西语学习者共计55816人，其中中小学 8874人，大学34823人，塞万提斯学院3253人。2017年度报道显示中国西语学习者共计31154人，两年时间总人数增长了44.2%。出版界需更多地关注国内日益庞大的西语学习者、拉美文学爱好者的阅读需求，做好市场细分。

经典作品的儿童绘本、传统书籍与有声读物的融合出版、双语版（中文、西班牙语）诗集、简易读本、文学评论，分级别阅读等鲜有开垦的选题还有待更多业界人士开发。

拉美诺奖作者作品出版在中国逐步规范以及传播与推广离不开西班牙著名“文学代理人”卡门.巴尔塞的经营。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版权经纪人”和20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爆炸”的操盘手，卡门成功挖掘马尔克斯、略萨等拉美大家，独具慧眼获得众多拉美作家的作品代理权并将他们成功推向世界文学。拉美作家作品对世界文学的广泛影响力和作为“非欧美主流文学”在全球图书市场运营的成功推广反映了图书出版专业化运营、规范维护版权秩序、尊重和合理运用市场规则的重要性。其国际版权运营策略和文学经纪人制度为我国当代作家作品的图书出版的国际化和推广运营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中国出版领域的文学代理业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文学需要通过更专业的市场化运作实现“走出去”战略，形成更广泛的世界影响力。

拉美获奖者作品作为经典文学的突出代表在中国出版的阶段特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拉美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流变。目前在文学翻译出版和文化输出方面，拉美文学对中国文学始终处于“出超”地位，中国文学在拉美的传播尚处于起步阶段。

同为第三世界国家文学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译介与出版可以借鉴拉美文学走向世界的示范性路径，在文学作品作者与内容的选择、专业出版运营、人才精细培养等方面优化整合，让更多的优秀中国作家“走出去”，在对交流中，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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