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其所著的《菊与刀》中谈到：在整个历史上日本一直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当今日本国民的等级观念植根于封建的等级制度。因此社会等级制度文化背后对民族性格特点有何影响值得深入探析。

【关键词】 等级制度;武士道精神;名誉;矛盾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8-0046-02

一、不可动摇的等级制度

（一）严密的等级制度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阐述等级制度时说到，在日本人信奉和遵行的生活准则中，日本人会像呼吸空气一样承认等级制行为。在德川幕府时代已规定森严的等级制度，将国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每个人身份世袭固定。这个时期德川家族历代世袭的将军是最高级武士和日本最高统治者。[1]每个地方设置藩主，但不同藩主的地位与权利有着显著差别。这种门阀制度不仅表现在公务上，而且在两人的私交甚至孩子出生后就教育要有等级观念。这些地方的农民被要求缴纳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实物税。除了赋税之外，还要负担许多徭役和无偿服务，他们并不会绝对服从，他们也会反抗，这种反抗的目的却不是为了推翻不公平的等级制度，而是为了反对徭役赋税。足以看出他们信奉等级制的观念。明治维新后，天皇地位仍然存在，让复杂的等级制得已简化，先是废除将军的职位，之后消除藩国，消除了是效忠藩国还是效忠国家的矛盾，这些改变只不过塑造了一个新的等级制度。日本没有中国一样的王朝更替，它在历史中有过许多变迁，但社会组织形式从未瓦解，遵从的模式也无根本改变，可谓是阶级固化的代表。

（二）武士阶级的主导地位

日本的等级制度虽引进于中国封建的官僚等级制度，但没有引进可跨越阶级的科举制，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以科举考试为途径入朝为官，即使是出身低微的人民也可以通过科举改变自己的命运，是一种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因此，古代中国人并没有觉得高贵的皇帝是遥不可及的。日本则与之相反，日本的封建官位等级大多都是世袭制。日本民族若想改变自身阶级，方法有三，其一，在获得财富后迫使农民抵押自己土地成为“地主”;其二，与武士阶级通婚;其三，过继和收养。即便有途径，要想打破等级制度也是尤为困难的。

在德川幕府时期武士阶层在历史和传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日本传统的武士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日本的文化和民族性格。日本封建时期大部分都是武士主导政治，而这形成了尚武的传统，导致近代日本逐渐走向军国主义，在二战中遭到惨败也是情理之中。

二、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精神的理论来源是儒家思想，其基础就是儒家。在江户时代武士被称作武官，是社会最高支配层，与同样尊奉儒家思想的中国的武官相比，日本武士社会地位相对比较高，因此被要求做表率，代表国家最高道德标准。当时著名的日本儒学家山鹿素行就要求和平时代的武士必须掌握剑术、弓马等技艺，掌握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和夫妻之道，要有正确义利观，约束自己的行动，为农工商做出表率。另外要求武士必须廉洁，安分守己，人是无法控制命的，一切都是天命的安排，不是自己所能左右。另一位日本儒学家新渡户稻造为武士归纳了“义”“勇气”“仁”“礼”“诚信”“名誉”和“忠义”等具体内容。[2]

（一）武士的忠诚

“忠诚”是武士道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求必须忠于主君。特别是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是没有战争的，不需要打杀的武士，更需要安守本分，这也是武士在和平年代得以存在的理由。在明治时期更是把武士道解释为忠君爱国，在几百年历史中形成的忠君是对武士来说的。想让万民拥戴天皇，需要建立爱国意识，民族主义观念，由武士的武士道向民族的武士道转变，因此武士道精神也成了日本的民族精神。

（二）武士的生死观

武士“忠”的最高境界是“死”，武士的尚武精神前提就是不怕死。武士山本常朝的《叶隐》一书把死的问题推演到极致。他在《叶隐》中论述了武士道的含义，即，“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在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他说，“武士赴死，在死的瞬间与美相遇，便舍弃人生，随美而去。因此，武士道是一种死的美学，即，落花之美。”他还说：“每朝每夕，一再思死念死决死，便常住死身，使武士道与我身为一体。如有一日，我终于进入死的自由自在的境界，那么一生都不会失败，更不用说恪尽武士家臣之职了。”这里写出武士不怕死才不会失败。[3]体现了武士不惧死亡，为保名誉不受损害，追求死得其所。

因此理解了忠诚和死亡便理解了日本武士和武士精神，更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民族性格特点。

三、日本民族“矛盾”人格的形成

日本民族的“矛盾”人格无处不在，他们的人生观就是通过忠、孝、人情等这些道德规范所体现出来。每一部分都有其特定行为规则。

（一）日本民族“恩”与“报恩”

“恩”与“报恩”是武士道精神的表现形式，日本人把“恩”从时间的维度分为两种，一种是无限的恩，也就是说即使报恩的时间是无限的，这种恩也没有办法彻底报完。这种恩一是孝，即父母的养育之恩;二是忠，即天皇的恩赐。另一种是有限的恩，是需要一定时间内将恩情还清的。

对于报恩的方式，孝和忠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是每个日本人必须履行的义务，是必须完成的;关于孝，日本不同于中国，它不包括有几百年历史的祖先，主要针对的是近祖。对于孝的理解不只是尊敬和服从自己父母或祖先，照顾好子女也是对祖先尽孝的内容之一。关于忠，是用于“皇恩”时，以忠诚为基础，对于天皇的恩情，每个人需感激着接受这份恩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说到，“日本这个国家百姓安居乐业、万事称心，一切都是天皇所赐”。此时，“忠”已演变成每个人对天皇的报恩。

另一种有限的恩，是对老师、同学、同事，朋友等在生活中曾帮助过自己的人。因此在他们有困难时会答应他们请求，也会给亲属予以关照。因此报恩的义务，对于日本人来说时间越久，如果无以为报便会形成压力，认为是对于恩情有所亏欠。也因此他们不喜随意受恩。

举例来说，日本商家对于顾客总是彬彬有礼，面带笑容，以使顾客感到购物的愉快，也是想借此表达对顾客光顾的感恩之情。

（二）日本民族的情面与名誉

日本民族不愿意接受和欠他人恩情的原因是源于他们的情面与名誉，他们对情面和名誉非常看重。日本人的性格中不喜欢表露自己的感情，因为从小教育就是不轻易流泪，不大声哭泣。特别是对武士的教育，被要求有克己精神，这是忍耐的训练。何谓日本人的“情面”？一本日语辞典的解释是，“正道;人应该遵循的原则;做一些自己并不愿意做的事以免被别人非议。” [4]《菊与刀》这与西方社会借债还钱的概念类似，其表现在对于情面的回报，应当分毫不差，并且如果情面没有按时返还，会像利息翻倍增长，加重自己的偿付。

在他们看来，名誉是指为了维护自己名声，对自己负责，更是一种自己对自己恩情的回报。面对他人诽谤，要有抵御侮辱的能力，要忍耐，如有必要，甚至报复诽谤者或自杀，绝不能置之不理，这成为道德定义的一部分。对于维护名誉日本人有许多约束，如女性分娩时不能叫喊，男人在面对痛苦和危险时不能惊慌，名誉还要求日本人的生活礼制要严格按照身份等级的差异进行，不可有僭越之举，通过遵守等级制度来保持自尊心。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日本人会在新年之夜自杀，以挽回名誉。

（三）日本民族的享乐主义

也许是因为日本人过于强调个人的义务、極端回报和自我克制，所以他们在享乐上就比较宽容，尤其是日本男人认为享乐是值得追求的，这种享乐范围广泛，比如泡温泉，吃料理，喝酒甚至是去妓院。也许是因为对于情面名誉的看重承担着过大压力，所以对于享乐就显得尤为宽容。

日本享乐最基本的一项是泡温泉，无论身份地位如何都会每天泡澡，已成为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但也必须严格遵守顺序，先长后幼，先男后女;睡觉可以无时无刻进行，不管何种姿势，都能舒服入眠;把吃饭当享乐可以做到菜品色香味俱全;多数日本男人可以不时地与艺伎和妓女一起玩乐，丈夫外出妻子甚至会为他梳洗，妓院也可以随时把账单送给妻子，而且视为理所当然。特别是在婴儿和老年期，他们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与宽容;不断成长限制就会逐渐增加，开始接受各种义务束缚，年老后因为孝道因素，本性又会恢复一些。享乐但同时也会不断地克制自己，也会把吃饭当作严格的训练只为维系生命需要，一系列如冲冷水澡、绝食、不睡觉都是日本人认为检验意志的好方法。

四、结语

日本民族“矛盾”人格主要体现在由于外部的强制的约束力与内心对享乐的向往。他们认为，当欲望和义务冲突，只有弱者才会迷恋个人欲望。[5]甚至在当代社会，很多日本人做错事被世人指责时，他们会因保全自己名誉或惩罚自己，而选择自杀，同时也把自杀当作是人们对美好而神秘事物的追求。在及时行乐与不断压抑中矛盾的行走。

人生来就是具有感知的能力，民族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个人的性格，当我们真正了解了日本民族这种“矛盾”人格的历史渊源，我们便能更好地从中日文化的差异来了解日本。

参考文献：

[1]（美）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志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朱可人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01.

[3]廉德瑰.日本凭什么与众不同[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01.

[4][5]（美）鲁斯·本尼迪克特.新版图解菊与刀[M].叶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0.

作者简介：

胡岩珊，女，辽宁盘锦人，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科学技术哲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