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土改题材小说创作产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其独特的思想意蕴和艺术价值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发表了许多研究性论文。文章对这些学术论文进一步梳理与分析，形成研究综述，试图共同促进土改小说创作与研究发展。

【关键词】 土改小说;研究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8-0031-02

土改题材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两个历史时期，一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另一个是八九十年代。人们对土改题材小说的研究主要从文化角度、人性角度和新历史主义角度来考察。不过，由于土改题材小说创作跨越两个不同时代，也有一些文章从综合比较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概括性的分析研究。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来概括疏理。

一、文化角度

新时期以来评论家一改以往阶级分析方法，主要从文化角度阐释四五十年代土改小说，它旨在出新意，消解或推翻前人的观点。如万直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农村宗法社会》一改前人惯常采用的阶级斗争角度，而以农村宗法文化为视角，对暖水屯宗法关系网络图和地主宗法统治做了一番分析梳理之后，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意义，不仅揭示了地主阶级的宗法统治和农民阶级被宗法意识束缚的真实状况，而且展现了农村宗法罗网被冲决撕裂，地主宗法统治崩溃倒塌的历史命运。蓝爱国的《断裂的锁链——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江卫社和崔凤芹的《另一种真实——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解读》这两篇文章也是从文化角度重点分析作品中农民的宿命论、变天思想、私有制观念和宗法观念，认为正是这些思想观念的存在使农民生活在一个复杂的宗法人伦、乡俗人情社会之中，使他们向革命道路每走出一步都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文化视角为人们重新阐释与再解读四五十年代土改题材小说提供了一条富有学术新意的思路，但由于文化本身又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走向与作家创作意图、作品主题意蕴不一致的空泛而谈的境地。

二、人性角度

从人性角度进行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新时期土改题材小说的考察。张炜土改题材小说《古船》出版于1987年，当年就有多篇评论文章注意到它的人性描写，如黎辉、曹增渝《历史的道路与人性的冥想——评〈古船〉中对苦难的思索》、吴俊《原罪的忏悔，人性的迷狂——  〈古船〉人物论》、雷达《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但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黎辉、曹增渝文章肯定了《古船》中的人道主义激情的同时，又认为《古船》用人性的善恶来解释历史，偏离了科学的历史观，陷入了对于人性的抽象玄思之中，从而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吴俊的文章也认为《古船》中的人性揭示带有某种经验形而上的色彩，在对主人公陏抱朴原罪忏悔的分析中，认为他更象是一个朴素的人道主义者和抽象人性论者。雷达文章则肯定了《古船》中的人性挖掘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义：“让‘人’回到文学中的主体地位，让人的灵魂占据了文学的主位;不但‘人’不再是阶级意识的符号，政治经济观念的注脚，而且人的历史也不再是平行同步，于政治经济发展史的被动的活动史。‘人’开始与历史争辩，与时代争辩，要求在本体意义上得到更深邃的相对独立的理解。”作品中“人不是思想的符号，人与人的对立并不直接诉诸价值观和社会观的冲突，而是转化为人性的深度，转化为灵魂内部的鼎沸熬煎。”这些不同评价显示了80年代“人性回归”潮流中人们对人性的复杂心态与观念冲突，前两者的人性分析显得比较保守拘谨，后者则体现出求真求新的突围姿态。21世纪以来人们从人性角度研究土改题材小说又进一步向纵深层面挖掘，既有历史学的厚重，也有心理学的深度。如黄勇《“历史”的介入与还原——论尤凤伟的土改小说写作》认为尤凤伟的土改小说虽然有意回避宏大的歷史场景描写，但却能够将历史和社会的悲剧性冲突精妙地熔铸在人物的个性与命运之中，并以人性内在的尖锐疼痛来演绎深广的社会背景。陈思和《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六十年文学话土改》则按照弗洛伊德学说把这种破坏性强的原始本能、欲望称为人性深处的恶魔性因素，并从这个角度出发，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张炜《古船》、尤凤伟《诺言》《小灯》、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等新时期土改题材小说中阶级斗争场面、还乡团杀戮情景以及人物的欲望与仇恨情绪，认为张炜《古船》所代表的新时期土改题材小说“不是一般地揭示人性与暴力倾向的内在关系，而是把人性中的暴力视为阶级斗争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人性在阶级社会中异化的产物”。这篇文章精辟独到之处在于，把人性与个人、社会、历史结合起来，既注意到人性深处的微观细节，又看到社会历史的宏观视野。

三、新历史主义角度

新历史主义是80 年代中期一个重要的文化思潮，它的特点是反正统性、反崇高化的历史，而主张多元性、世俗化的历史。人们也常常从新历史主义角度来评论新时期土改题材小说。如王晓明《〈古船〉的道路——漫谈〈古船〉〈故乡天下黄花〉〈白鹿原〉》、赵云华《〈故乡天下黄花〉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边敬国《〈故乡天下黄花〉解读——兼论新历史小说》、卞策《审视历史的一双冷眼——读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都是从新历史主义角度来进行解读的。王晓明文章认为《古船》的意义在于开辟了一条注重个人历史见解而藐视崇高、颠覆正统权威的历史书写道路，《故乡天下黄花》和《白鹿原》则把这条道路拓宽拓大;赵云华文章认为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是新历史主义思潮的代表作，呈现出对正统历史改写的民间化与个人意志化的倾向;边敬国文章认为《故乡天下黄花》以平民化的历史叙事消解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观照历史的新视野;卞策文章也认为刘震云以强烈的个人化写作，为历史和革命祛魅，以冷静得近似无情的笔墨触摸历史的荒诞无常，使我们越过沿袭已久的历史叙事，见到了被压抑了的另一种历史景象。总之，他们的评论都注意到了《古船》 《白鹿原》 《故乡天下黄花》的新历史主义元素，即反拨过于正统严肃的历史书写，回归与还原民间的写作立场。

四、综合比较角度

综合比较研究就是把两个时期土改题材小说综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较早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是贺仲明文章《重与轻：历史的两面——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土改题材小说》，这篇文章从“重”与“轻”两方面来探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土改题材小说，“重”方面是指四五十年代作家大都是土改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的创作更多关注这场运动深刻的政治历史意义，追求深沉厚重的文本形式。“轻”方面是指新时期的年轻作家由于政治文化背景与前辈作家不同，在创作上创作则表现出明显的消解色彩，具有反讽和游戏的特征。作者认为“重”与“轻”，折射着作家对历史的不同认识，也包含着值得总结和思索的缺陷。如作者写道：“老一代作家在展现了部分历史意义和深重的同时，却遗漏了更广泛的人性内涵和个人视阈，从而遮蔽与掩盖了更多的历史意义和真实。”“年轻一代作家对传统历史观念进行了解构，却缺乏必要的新的建构，一些作家将历史的意义停留在传奇故事和一味嘲讽的层面上，事实上是将历史之轻等同于完全的虚无。”可见作者在分析评论时，既肯定了两者各自的时代意义和艺术价值，也看到了两者创作上的明显缺失。

最近几年也有多篇高校硕士学位论文从综合比较角度来研究土改题材小说，如暨南大学黄勇《土改小说论一以文学叙事、知识分子、现代化为中心》（2005年）、兰州大学刘金良《现代中国土改小说研究》（2008年）、山东师范大学郑立群《多维文化视野下的“土改”叙事——从解放区到新时期“土改书写”的叙事变迁》（2008年）、曲阜师范大学刘媛媛《“土改”：不同时空中的文学影像 ——论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文学对土改事件的不同书写》（2009年）、江西师范大学舒畅《历史的重与轻——大陆土改小说的两种书写》（2009年）。这些硕士学位论文都能站在较为宏观的视野上阐释和分析土改题材小说，注意到了四五十年代土改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倾向于政治功利性，而新时期土改作品则倾向于人性欲望的挖掘。

通过以上的材料分析，人们对土改题材小说研究主要以单个作家作品分散式探讨为主，并取得较为独特的研究成果，尤其对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暴风骤雨》这样土改经典小说的研究，还经常有新的解读方式和理论观点的出现，这说明土改题材小说蕴含着丰富的研究内容与价值。但是，能把各个时期土改题材贯通起来做整体性研究的文章还处在发展阶段，仅有的少數几篇虽然有所涉及，但还更多地停留在时代环境背景与叙事模式的比较分析上，其中的复杂性、矛盾性、深刻性等内容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因此，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值得后来者去探索与阐释。

参考文献：

[1]黄修已.赵树理研究资料[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2]雷达.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J].当代，1987（05）.

[3]陈思和.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六十年文学话土改[J].南京大学学报，2010，（04）.

[4]贺仲明.重与轻：历史的两面——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土改题材小说[J].文学评论，2004，（06）.

作者简介：

李俊文，男，壮族，广西南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