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星亮

“到陕北去”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由于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导致红色武装割据的江西、福建等革命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被迫撤离江西苏区，进行英勇悲壮的战略转移——长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由“山沟里”的共和国变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征用了很多骡马，驮着公章、油印机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央红军一起，走上了两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

中央红军在历经浴血奋战之后，于1935年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哈达铺（今属宕昌县）。根据在这里找到近期出版的《大公报》《民国日报》《晋阳日报》等报纸，毛泽东、张闻天等获悉刘志丹领导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仍然存在，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向陕北活动的消息。这一消息，使中共的领袖们在重重危机中看到希望，使红军指战员在艰难险阻中为之振奋，也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最终落脚陕北的向导。毛泽东果断地提出：到陕北去！

中央红军历经两万多里的长途跋涉，看到将要到陕甘根据地的“家”了，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广大红军指战员也精神振奋，激动不已，第一纵队一师宣传科长彭加伦兴之所至，创作了《到陕北去》的歌曲，写道：“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创造了十几县广大的红区。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成立了十几万赤色的军队。迅速北进，会合红军二十五军;迅速北进，会合红军二十六军。消灭敌人，争取群众，巩固发展陕北红区，建立根据地。”

在向陕北前进的途中，红军看到沿途的革命标语，情绪更加高昂。10月1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现在每天走路不多，请令各部利用时间进行教育，并尽力改善营养。”要求扩大红军并“征集资材，解决冬衣问题，一面派人去苏区联络”，做好同陕北红军会师的准备。当中央红军进入陕西、甘肃两省的分水岭时，毛泽东对身边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

1935年10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红军从铁边城进入吴起镇（今吴起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队初到吴起镇的情景，当年红军长征干部团老战士成仿吾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傍晚，刚吃过晚饭，司令部命令备纵队都进驻吴起镇及附近村落。大家听到这个命令，莫不十分高兴，因为就要回到红区了。很多人忘记了几天行军的疲劳，像小孩一样，连跳带跑，直往吴起镇跑去。但是，当我们进入吴起镇时，群众误以为是匪军又来骚扰，仓惶（皇）逃避一空。我们在街上与窑洞内外，到处发现‘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的标语，确定这已是陕北红区的地方了。大家兴奋地不约而同地说：‘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于是四处去找群众，半天找着几个老头、老太太，却语言不通，讲什么都说：‘解不下，我们的同志误以为群众‘害怕，因为音很相近。战士们首先把街道打扫干净，贴上各种标语，如‘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不久那些老人又找来了一些群众。很快当地的支部书记与乡政府主席回来了，他们和战士们热烈握手，战士们把乡干部们围起来，差一点把他们举上天空，口里说着南腔北调，但一张张的脸上表现出十分激动的心情，有的人热泪久久挂在脸上。乡干部们很热情地和部队的负责同志研究解决各种需要。第二天早晨，全镇的男女老少都回来了，见了我们一个个笑容满面，不断地说：‘啊！原来是咱们自己人！”

中央红军指战员饱尝无根据地之苦后，看到现在有了陕甘根据地，有红军和群众的欢迎，像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一样，心情无比激动，尤其中共中央提出要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心领导全国革命，更是兴奋不已。从长征路上一路走来的“四老”之一林伯渠，回顾一年来长途跋涉，越过无数雄关险道，瞻望未来，写下了《初抵吴旗镇》的诗篇，诗中写道：“一年胜利达吴旗，陕北风光慰所思。大好河山耐实践，不倦鞍马证心期。坚持遵义无穷力，鼓励同仁绝妙诗。迈步前进爱日永，阳关坦荡已无歧。”

“见面礼”与“奠基礼”

长征结束了，新的任务等待党和红军去完成。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初抵陕北，外有国民党军大兵压境，形势岌岌可危;内有陕北“肃反”，根据地内部忧心忡忡;中共中央立足未稳，对陕甘根据地的基本情况、西北军民对中央的态度以及西北民情文化等都缺乏深入了解。何以立足？何以生存？是面临的现实而重大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极大地注意同陕甘苏区同志的关系，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要求红军各部在沿途群众热烈欢迎时，须准备回答的口号，并注意与红十五军团见面时要打草鞋，洗衣、洗澡，补充粮食，力求部队清洁、整齐、有礼节，终于在甘泉象鼻子湾会合。接着，红军“切尾巴”战斗和直罗镇战斗的胜利，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新的战斗姿态展现在陕甘根据地群众的面前，使他们看到了希望和未来。

当时，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部的骑兵和东北军白凤翔部的骑兵尾追而来，对红军形成夹击之势。为将尾追的国民党军消灭于陕甘根据地之外，中央红军在吴起镇西山地设伏，组织了著名的“切尾巴”战斗。毛泽东说：我们要利用吴起多山的地形，打个胜仗，作为“见面礼”送给陕北人民。10月21日晨，当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骑兵团进入红军的埋伏圈时，彭德怀迅即下达攻击命令，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打得敌人纷纷落马溃逃。东北军白凤翔部骑兵先遣团增援，又被击溃，掉头逃命。红军乘胜追击，利用土岗深沟将敌人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大获全胜。此役歼敌1个团，击溃3个团，俘敌700余人，实现了毛泽东不将敌军引进陕甘苏区的战略决策。战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步兵打骑兵，这是个创举啊！”他还写下热情洋溢的诗句赞扬彭德怀：“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將军。”彭德怀将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把诗稿还给毛泽东。

“切尾巴战斗”胜利不久，蒋介石命东北军第五十七军4个师，由甘肃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北鄜县（今富县，下同）进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1个师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企图乘红一军团立足未稳之时，将红军聚歼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11月20日下午，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在飞机掩护下，率部开进直罗镇。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指挥下，乘夜将其包围，战至次日下午二时，歼其大部。此时，东西两路国民党援军迫近直罗镇，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一〇九师残部和阻击由鄜县西援之国民党军一一七师，主力部队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之第五十七军，在张家湾歼其一部，余部退回太白镇，一一七师逃回鄜县。其时，牛元峰及其残部被红十五军团围在寨子里，在趁夜突围时被红军全歼，牛元峰自杀身亡，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在总结直罗镇战役胜利时指出：“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给地瘠人贫的陕甘根据地增加近万人的生活用度，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但陕甘根据地广大军民与中央红军共克时艰，积极筹粮筹款，踊跃参军参战，动员民众参加战地勤务工作。定边县宁赛川动员700多名游击队员、赤卫队员，使用牲口300多头给中央红军送粮约4万斤;赤安县（原保安县，今志丹县，下同）六区的三个乡送粮食2.8万斤，猪50头，羊270余只;吴起镇政府组织收集羊毛数千斤，为中央红军赶制了一批毡衣;赤源县（原安定县，今子长县）在1935年12月26日前筹款1600元。在陕北崎岖的山路上，形成了川流不息的运粮大军;许多妇女放下自己的活计，为中央红军制作御寒被服;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苏维埃干部带头参军，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参军的动人景象随处可见。鄜县组建一个团编入红二十九军。直罗镇战役时，鄜县和中宜县苏维埃政府组织数百副担架转送伤员和军用物资。中央红军到陕北时，已近初冬，缺衣少鞋，苏区群众夜以继日缝衣做鞋。据不完全统计，陕北群众做军鞋8486双，袜子553双。延川县在四天内赶制军服3000套。有的地方还组织妇女洗衣队、缝补班，为红军伤病员服务。

西北新景象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初，在分析陕甘革命根据地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对陕甘苏区的形势和地位做出了正确判断，一方面制止和纠正错误“肃反”，一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和政策，开始了领导中国革命新的历程，也开创了局部执政新的局面。

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一一中共中央到达吴起镇后，于1935年10月2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现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后再向东。张闻天在吴起镇会议上分析了长征胜利后的形势和任务后指出：我们到达陕甘根据地，“长征行军中间所决定的任务已经最后完成”，“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现在新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这一苏区”，“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和反帝直接结合起来”。要求对各部队“应说明我们新的任务，提高部队对巩固与扩大苏区的自信心”。

开展陕甘根据地苏维埃运动大局面——在11月3日下寺湾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下一步的任务是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目前要“猛烈扩大苏区。洛川、中部、宜君、宜川、韩城及关中、陇东一带游击区与白区，都可以变成苏区”。“要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为实现上述任务，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南下，粉碎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博古等率领中央机关前往瓦窑堡，开展新的工作。

把陕北苏区建成反日的领导中心——1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就是讨论陕甘根据地的工作，张闻天在会上做了《把陕北苏区建成领导反日的中心》的总结发言并强调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巩固和扩大这一苏区，使其成为领导的中心、反日反蒋的根据地。我们在陕、甘、绥、宁、新建立反日中心是历史任务。”这次会议明确了在历史转折关头“把陕北建成领导反日的中心”的方针。

建立健全中央党政军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在1935年10月22日召开的吴起镇会议上，张闻天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提出中央常委分工和组织人事安排的方案，经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政府工作。会议还决定：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尚无适当人选，先由吴亮平做工作（后由张闻天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王稼祥任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刘少奇负责工会;凯丰任少共书记;保卫局负责人由常委同志兼任，王首道为副。确定李德到红军学校工作。11月2日，中共中央机关从吴起镇移驻甘泉下寺湾，并于次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张闻天为书记;决定在陕甘晋苏区（即西北苏区）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简称“西北办事处”），博古任主席;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陕甘根据地的游击战争、神府地区工作、陕北土地、苏维埃选举、根据地的反倾向斗争等问题，为把“陕北建成领导反日的中心”指明了方向。

三军会师陕甘宁

1936年7月2日，在红一方面军取得西征胜利之时，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甘孜城郊举行会合大会。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进，红一方面军于9月30日派红一、十五军团各一部南下，组成左右两个纵队。10月2日，右纵队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主力抢在国民党军之前占领会宁，并会同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打退了敌军的多次反扑，为与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的会师创造了条件。

10月9日，晴空万里，红一军团红一团在会宁城门前搭起了高大的彩门，道路两旁插满鲜艳的红旗。当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部队进城时，陈赓与红一团官兵及当地群众夹道欢迎，锣鼓声、口号声响彻云霄。徐向前、陈昌浩与陈赓紧紧拥抱，细叙思念之情。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纵队司令兼第四局局长的杜义德后来回忆道：“我们自南口进入会宁城。会宁城内，万象更新，标语，人群，欢声笑语，使这座偏僻的小山城空前的热闹起来。与一方面军的部队会合了。多么激动人心的会师啊！同志们悲喜交集地拥抱起来，手挽手地走来走去，兴高采烈地互赠礼品，互相倾吐盼望之情，互相谈论一路来的艰辛，互相询问其他同志的下落……都为能够再次重逢而庆幸。”“我当时只觉得，好像长期飘零在外的孩子又回到了父母的身边，有党中央领导了，有靠头了，有自由了，感到非常温暖。”红一团官兵将早已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战友，并把红四方面军部队接进打扫干净的房屋。两军官兵再次相见，沉浸在深切热烈的战友情谊之中。

10月10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文庙前的广场上举行盛大的庆祝会师大会。各方面负责人相继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来的《祝贺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通电，电文称：“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就是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戰线的模范”。随后，红军宣传队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他们发自肺腑地唱着：“十月里来好风光，心中的歌儿尽情唱。欢呼三军大会师哟，歌唱毛主席好领导。红军长征二万五，急得老蒋瞪眼珠。日本强盗休猖狂哎，中华民族不可侮！”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赤安县委在赤安县城隆重举行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大会，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领导人出席大会。

这时，红二方面军经过艰苦跋涉到达甘肃通渭兴隆镇一带。10月2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率领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在隆德西北的平峰镇与左权、聂荣臻等红一军团领导人会合。久别重逢，特别是经历长征的艰难险阻，每个人都非常激动，欢聚会一直持续到了深夜。左权对贺龙、任弼时说：“有你们这一来，红军兵多将广，大西北可就热闹了。”任弼时笑答：“大家早就想和中央红军的老大哥会师。这下好了，三个兄弟会到一起了，打开新局面不成问题了！”10月22日，红一军团部队在宁夏将台堡与红二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政治委员萧锋代表红一方面军把数万斤粮食，2000多只羊，20多头牛，30多头猪，1000多套棉衣，数万张羊皮，540匹布和3万块现洋送给红二方面军，以示欢迎和慰问。

至此，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长达两年的长征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