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平

摘要：埃里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认识到人们追求自由的需要和摆脱孤独的需要同时存在，为了获得安全感而不得不逃避自由。弗洛姆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解读逃避心理机制典型形式，分析现代人生存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从微观心理层面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学说，为人们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自由 马克思 弗洛姆 爱 生存困境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4-0227-04

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现代人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不断地摆脱外在束缚，确立个人的独立与自由;但与此相对的是个人安全感的丧失，面对新的世界充满无力和孤独感。逃避自由作为现代人生存困境之一，就是建立在这种对自由的需求和安全感的渴望两种需要基础上的。埃里希·弗洛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继承发展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观点，对现代人生存困境进行解读和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一、现代人生存需要的两重性

弗洛姆对人的研究结合了弗洛伊德的生物性和马克思的社会性，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对人的心理发展起决定作用，同时心理因素又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制度中。他在探讨自由对现代人的含义时，结合当代历史事件，着重分析社会经济、心理及意识形态诸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们在当前社会历史阶段中，实现了政治自由，并向下一个自由状态奋进，但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面对外界威胁个人又形成了无力感和孤独感。这体现了现代人生存需求的两重性，即现代人对自由的需求，以及在自由状态中寻求安全感甚至是逃避自由的需求。

1.个体化进程的两重性

自由是现代人不懈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个人的生存状态，只有人类以个人形式存在时，以“自我意识”为基础对自己进行独立认识时，自由才有意义。封建社会与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缺少个人自由，“每个人出生以来就在社会体系中有了一个明确的、不可变更而又不可置疑的定位，因此他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也不能怀疑其生命的意义”[1]29。中世纪封建社会中根本不存在“个人”概念。随着资产阶级的出现和发展，“个体”第一次出现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发展至今，“个体化”达到巅峰。弗洛姆将前个人时代中人与外在自然社会的联系称为“始发纽带”，这些纽带束缚人类，但也带给人安全和归属感。个人在成长中，独立化、自由化需求越来越高，断绝始发纽带的程度也越来越高，这一个体化的过程，也是个人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与此同时，不断觉醒的个体化进程还具有辩证特征。“一方面，它作为一种进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力量与完整性不断增强，对支配自然的信心与日俱增，个人的社会化需求及社会化程度不断显现;另一方面，不断觉醒的个体化进程使人们逐渐感受到孤独感和不安全感，这也意味着独立的人面对庞大的宇宙体系，对自身生命的意义提出质疑，由此产生的无力感和自卑感也日渐强烈。” [1]19-20

个人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即自我力量的增长和孤独日益加深处于和谐有序的状态，才能使人朝着自由不断迈进。但个体化增长又无时无刻不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经济、政治制度等往往滞后于整个人类的个体化进程。这种滞后性使自由成为生命意义上的负担，于是人们便产生了哪怕放弃个人的自由，选择臣服权威或重新与旧世界相连接，也要為其安全感埋单的逃避自由的强烈需求。而这种强烈的不安，正是来自与生物性需要相对的社会性需要。人不仅需要与他人合作才能达到生存的目的，还需要借助自然及他人来证明或认识自我存在的位置及意义。精神孤独与物质孤独一样令人难以忍受，追求自由是对物质孤独的战斗，而寻求安全这一社会性需要就是对精神孤独的抗争。现代人这两种需求之间的对抗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心理机制——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现代人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之一。

2.生存方式的两重性

个体化的发展是人类自我成长的需要，是某一历史阶段受社会经济结构及政治体制影响的自发规律。然而在这一客观的个体化的进程中还存在着与之相对的以主观意识为主导的在生存过程中对于生活的两种体验形式，即弗洛姆在《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通过对人们生活中两种不同体验形式的分析，得出两种生存方式：重占有和重生存。

当人们选择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时，人们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一种以占有物为基础的死的关系，将自然和他人甚至包括自己都变为自己的占有物;这种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促使人同自然及他人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而在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中，人们积极地融入社会生活，以内心世界的和谐构建人与人之间不断发展且趋势良好的交际网络。弗洛姆认为，两种生存方式往往同时在个人的身上体现，占有的倾向以生物性需要为基础，通过占有物的方式获取生存资料;生存的倾向源于人们的社会性需要，进行自发性的爱与创造性的劳动，满足个人发展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需要。而选择以哪种方式为主导，其重要依据是当时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把成功和物质利益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因为我的自我感觉和心理健康状态取决于对物的占有，而且是尽可能地占有”[2]。一时间对于生物性的需要占据了上风。人们试图在对其他事物的充分占有中寻求个人的独立与成长，进而实现个人的自由。然而这种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恰恰形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异化，走向了自由的对立面：随着占有物的增加，对其他物的占有难度不断提升，人面对外部世界产生更多的无力感。同时，人与自然和他人的关系不断恶化，在社会关系中越来越孤独，最终将导致人面对自由充满恐惧和无奈，进而逃避自由。

3.自由模式的两重性

不论是个体化进程的两重性还是生存方式的两重性，都与追求自由和需求安全这两种生存需要相关。但是由于受社会结构的影响，人们似乎陷入了最终必将逃避自由的生存困境中。弗洛姆将上文中人们对于自由的追求模式，即孤立原子化的、否定性的自由模式“freedom from”称之为消极的自由，与之相对的是完整人格的、肯定性的自由模式——积极的自由，“freedom 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