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研究综述

2020-09-06谭若丽

现代交际 2020年14期

谭若丽

摘要：英雄史诗《江格尔》是蒙古族人民的智慧结晶，反映了早期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习惯与社会习俗。《江格尔》的研究具有补白文学史的意义，既保存了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就，同时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现有的《江格尔》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江格尔》文本的探索及《江格尔》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两个方面，为《江格尔》此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江格尔》英雄史诗文本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4-0112-02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伟大人物具有独特的作用，不仅能带动社会快速发展，还能给予人民以精神鼓励。马克思强调：“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江格尔》是蒙古族的一部英雄史诗。它描绘了以圣主江格尔汗为首的十二位英勇将领率领几千名勇士团结同心，为保卫他们所热爱的水草丰美、美丽富饶的宝木巴家乡（今天山、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环绕的山地、草原）而与各色邪恶势力、凶煞魔鬼进行艰苦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热情讴歌了他们奋进、勇敢、坚强、不畏艰险的大无畏精神，赞美了群体英雄们的爱情、友谊和喜悦。《江格尔》不仅是蒙古族人民的伟大著作，也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的场合的多次讲话中提及《江格尔》，称它为“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是我们应该重视和予以保护的文化资源。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将《江格尔》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重视，经过他们的辛勤探索，相关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了丰硕成果。鲁迅先生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世界各国、各民族由于生存环境、经济基础、文化源流、政治制度等因素的不同，產生了差异巨大、各具特色的行为习惯和风俗民情。世界就是由各国家、各民族多样化的文化组成的，每一个民族与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尊重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保持各自文化的独特性，才能形成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综合现有的《江格尔》相关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学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江格尔》文本的多样化探索，二是《江格尔》与其他作品的对比研究。

一、《江格尔》文本的多样化探索

《江格尔》的文本探索是以文本为根本依据，以人物形象塑造、母题的归纳等，揭示其对当代人民的启示作用。以《江格尔》文本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有伊丽谷穆的《民族史诗<江格尔>中口述历史的运用与价值》[1]，作为一部口传文学作品，讲述人在讲述中可能有根据环境进行加工的情况，会对作品的内容和传播造成一定的影响。以《江格尔》对口述历史的运用作为视角，展示口述历史在这一大型民族叙事史诗中的独特地位与价值。李叶《<江格尔>审美意象的认知美学考察》[2]，以科学美学为视角，对《江格尔》中展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意象做深入探究，清晰地呈现蒙古族独具特色的审美文化及其背后的深层审美发生机制。萨仁格日勒《论史诗<江格尔>中的服饰文化》[3]，则着重探讨了《江格尔》蒙古族服饰文化、着装礼仪及其变迁。王艳凤《人类生存的诗性智慧——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生态思想探析》[4]，环境保护与生态意识是当今全球的关注热点，《江格尔》中蕴含的马背民族的原始生态思想，为当代的全球生态思潮提供了有启发性的精神资源。李耀丽的《论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原始意象》[5]，从接受者的心理角度来分析《江格尔》中的意象，呈现蒙古族先民的心理碎片。贺·宝音巴图《论史诗<江格尔>中的萨满教》[6]，认为萨满教中“万物有灵论”是《江格尔》中英雄群像的精神动力和支柱，并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巴·苏和《<江格尔>与蒙古族的象征文化》[7]认为《江格尔》对象征文化的运用扩大了艺术形象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增强了艺术效果。此外，还有张越《<江格尔>征战母题面面观》[8]，红戈《<江格尔>生命美学思想探微》[9]等对《江格尔》的某些方面都做了细致论述。

二、《江格尔》与其他作品的对比研究

侧重于《江格尔》对比研究的论著有：霍洪涛《<江格尔>与<伊利亚特>英雄形象塑造研究》[10]。《江格尔》与《伊利亚特》都是英雄史诗，文章深入分析了东西方不同文化系统中的英雄形象的异同点，扩展了我们对中西战争题材史诗的认知范畴。王文华《<江格尔>与<水浒传>之比较》[11]，两部作品都讲述了兄弟同心、共同奋战、创造理想世界的故事，文章从英雄群像的塑造、战争的描写、武器的使用等方面对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与汉族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进行了对应式比较。刘昌蕊、王晓利《<江格尔>与<圣经>神话原型之比较研究》[12]着重对两部作品的神话原型进行了比较，通过作品探索不同民族的文化。王艳凤的《被男性英雄世界边缘化的女人——女性诗学视野下<江格尔>与<伊里亚特>女性形象比较》[13]，《江格尔》与《伊里亚特》中男性是绝对的主角，在男性夺目的圣光照耀下，女性的形象变得模糊，地位变得无足轻重。但是仔细阅读文本后发现，两部史诗与不被重视的女性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后来是不容忽视的。此文从女性形象着手，揭示了古代战争的不同面貌，是一篇为女性写就的悲歌。以上成果将《江格尔》文本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在相同中找区别，在差异中找联系，凸显了《江格尔》的多层面貌。

值得关注的是，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塔亚、包勇教授结合地缘与语言优势，指导学生致力于《江格尔》的综合研究，现已有乌云斯琴《<江格尔>赞颂研究》（2017），格根塔娜《<蒙古江格尔>研究》（2017），苏日娜《<江格尔>史诗兵器研究》（2015），娜仁格日乐《<江格尔>中的江格尔世代研究》（2013），格根哈斯《史诗<江格尔>中的国家观研究》（2015），乌鲁木吉·巴登其其格《史诗<江格尔>中的“忽础”思想研究》（2015），诺敏《<江格尔>的崇高美研究》（2010）等多部学位论文，是《江格尔》研究的主力。

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的研究，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社会价值和应用价值。长期以来，我们文学史的写作形成了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传统，缺少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涉及，造成了文学史面貌的单一和缺失。对以《江格尔》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对中国文学史具有赓续和补白意义。对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研究，是带有综合性质的基础研究。首先，研究成果有助于蒙古族诗歌、文学研究，为少数民族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提供参考。其次，对其他文体如蒙古族小说史、蒙古族影视文学等研究有启示、促进作用。再次，能为东北文学史、地方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提供补益。最后，对民族文化的研究也有一定影响，有助于深层次揭示民族文学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吸引更多有兴趣的学人关注并投入到对民族文学的学术研究。

三、结语

总体来看，《江格尔》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客观地讲，还远未达到其应有的关注程度。我们还应从两方面进一步开掘：一是拓展研究范围。目前，《江格尔》研究相较于其丰富的内容还只是冰山一角。现有的大部分成果为蒙语写成，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它的传播和影响范围。二是进一步挖掘研究的深度。即使目前已经进入研究視野的内容，研究成果数量屈指可数，论述角度完全可以更精准，内容可以更丰富。

在以后的《江格尔》研究中，我们要统筹兼顾，将理论研究、文献研究、综合论述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多角度展现《江格尔》的创作特色与成就，开拓《江格尔》研究的论述维度。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采用文献考证与文论批评相结合的方法，讲求文学性与学术性并举。立足于《江格尔》的文本内容，通过文献分析的方法，对文本中英雄人物的形象、英雄人物的特质、文本内容的母题等内容加以解读和研究;再通过归纳法和文论批评对人物、事件的共性进行提炼，勘察深层次动因。另一方面，可坚持文史结合、文化与文学、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结合的跨学科交叉阐释的研究方法。采用多样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人们多方面、多角度、立体化地了解古代蒙古族的社会文化、组织制度。

参考文献：

[1]伊丽谷穆.民族史诗《江格尔》中口述历史的运用与价值[J].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2018（1）：232-242.

[2]李叶.《江格尔》审美意象的认知美学考察[J].齐鲁学刊，2017（6）：146-151.

[3]萨仁格日勒.论史诗《江格尔》中的服饰文化[J].民间文化论坛，2012（5）：91-95.

[4]王艳凤.人类生存的诗性智慧：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生态思想探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161-164.

[5]李耀丽.论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原始意象[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1）：47-49.

[6]贺·宝音巴图.论史诗《江格尔》中的萨满教[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33-38.

[7]巴·苏和.《江格尔》与蒙古族的象征文化[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5）：85-89.

[8]张越.《江格尔》征战母题面面观[J].西部蒙古论坛，2010（3）：46-57+127.

[9]红戈.《江格尔》生命美学思想探微[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96-98.

[10]霍洪涛.《江格尔》与《伊利亚特》英雄形象塑造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7，38（1）：145-148.

[11]王文华.《江格尔》与《水浒传》之比较[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2（4）：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