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6岁时，王小波来到云南德宏插队，这段经历也在其日后的创作中不断穿插，并以另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方式复现，成为王小波用以建构其文学世界的重要元素。云南偏狭中国西南边境，山高地远，除了蓝天和热带气候，这里纯朴的民风和相对落后的文化心理状态，极大地宽容和助长了王小波荒诞的文风和极具想象力的叙事语言。

关键词：王小波 云南经历 边地风貌 独特气质

云南经历对于王小波的创作经验来说是独特而深刻的，因为那个从小聪明、追求智慧的高个子少年在那遥远的地方所经历的一切生动而残酷的现实，以及他所看见的全部真相，都成了他灵魂的褶皱，被刻写在他的创作生命中。这样的早期经验塑造着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对世界的初步印象，于是王小波对自由的向往被严苛的环境煽动起来，那双不大的眼睛，在看见所有集体主义愚蠢的狂欢之外，还看见了所有的真相，看见了真相照见的所有荒诞。

一.王小波笔下的边地书写

（一）自然景观

云南地处亚热带，地势高，夏季阳光往往直接而强烈，天空蓝而无云，展现出极具特色的边地风貌。《地久天长》写青白色的旱季天空、白茫茫的地平线、绿色城堡般的村寨以及蓝蓝的天空和丝一般的游云;《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写翠绿的竹林和洁白的云彩。这样的对云南风景的描写单纯而直白，给了我们对云南更加现实的印象：山地、旷野、阳光、云和植被。涉世未深的少年总是拿干净的颜色来涂抹他的心爱画作，而此时的作者年轻而激动，对生命充满了美的想象，这样的情绪引导了他的视线，所以看见蓝天和白云。在这样的天真视角下，风景从厚重的历史意义中脱离出来，而以一种更像它自己的方式被呈现。这样的描写取消了风景在文本中的必要性，反而将独立性还给了它。“在构图的一瞬间，古老的文化便拖着世代的记忆，从它们的洞穴中爬出来”，这样美好而纯净的风景描写与文中三人之间的情感性质是暗合的，也就是说，正因为如此，风景才被看见了。

而荒诞风格的小说《黄金时代》对云南风景的描写则显示出细微的不同——它像某种化学剂一样参与其中，并发生反应。当陈清扬和王二在山上野合，看到“天黑下来，阳光逐渐红下去”，于是触景生情，流了很多眼泪。荒山、旷野，以及在山的视角下相当距离以外的世界，给王二和陈清扬的性爱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二者完全沉浸在性的快感中，但黑夜到来及随之而来的阳光褪去、气温下降，及时地冷却了这种过分热情的感觉，还原了真实。这一段关于景物的微妙描写，以一种群山、旷野下的旁观视角让性爱展现出被审视感，让所有的叙述和描写都发出微微碎裂的声音，使得王二和陈清扬的性爱在一种更具现实感的氛围中显示出它的本质——它就是性本身，无关其他。还有二人在章风山野合，陈清扬“极目四野，都是灰蒙蒙的水雾，忽然间觉得非常寂寞，非常孤独”，在这个时候，人坐落于风景之中的窘迫而无解的状态被看见，其实对应了人出于反抗状态中的绝望心理。既然带着一种自我毁灭的决心来反抗，那么当自我已然毁灭，反抗是否还存在意义？

（二）热带气候与王小波小说独特的气质

云南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多风，并且由于地势高，晴天的时候阳光往往直接而强烈。那些“亚热带旱季的阳光”和“热风”直接而强烈地“煽动”着主人公的性欲。对于原始召唤的呼应产生了快感，安全而危险的野外环境则放大了这种快感。“我听见浩浩荡荡的空气大潮从我头顶涌过，正是我灵魂里潮兴之时”，这段感受源于云南的風，它极富力量地掠过崎岖大地，掠过树丛高高低低的冠顶，发出摩擦的声音，“正如深山里花开，龙竹笋剥剥地爆去笋壳”。王二在风的“勾引”下性欲勃起，而寂寞的灵魂、被束缚的自由，如同王二那含苞已久的性欲在大风的肆虐吹刮下获得了短暂而充分的发泄，风与主人公的内心欲念不谋而合，不再仅仅是一股自然力量，它席卷天地，声势浩大，代替王二在天地间呼喊。

作者的书写一经刺激便无法制止：写性，写陈清扬浑圆的线条和真实的触感，写她像一只树袋熊。王小波的妻子、中国社会学家李银河曾评价：“在对常态的性的叙述上，性是自然的、干净的，就如生活本身;性又是反抗的、具有颠覆性的，在压抑的环境中像一阵自由奔放的劲风。”在那样一个年代，自我的“清白”要以这样荒谬的方式进行反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残忍的荒诞。但陈清扬的内心本质依然是痛苦、困惑的，才会感到“非常寂寞，非常孤独”，她对于性爱的反应和感受消解了性对于“话语暴政”的消解。对于“破鞋”称呼的反抗曾是陈清扬愿与王二“敦伟大友谊”的原因之一，却发现这种反抗本身的荒谬及无意义的性质。

（三）多重空间塑造小说立体感

云南地势高，多山，地貌复杂，这是作家向远处眺望时受到阻碍的主要原因。一重又一重的山迫使作家的目光返回到狭隘而逼仄的现实世界，返回到自己内心，在一次次的向外出逃的渴望中不断重建现实世界。山成为人眺望中的“远处”的实体，成为视线的终点，也是人的“迁徙地图”中最后的希望。这种潜意识下的投射使得王小波小说创作的立体感大大增强。

《黄金时代》塑造了“山上”“山下”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彼此对立和责难。在山上，王二的欲望自然地被唤醒，被满足;而山下的世界却把人部分阉割，人成了被监视者，同时也默契地成了监视人。王二和陈清扬二人的性爱显示出充分自然和反叛的原始力量，而权力话语试图通过偷窥和责难消解这种力量的英雄性质，而使之沦为供世俗把玩、消遣的对象，在一遍遍的报告和检讨中对人进行格式化。王二和陈清扬一方面在山上享受快意的二人世界，一方面在山下接受检查和示众，两边的经历相互切割，塑造出一种凹凸不平的叙述感。

（四）小说创作中的神话意蕴

云南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有着灿烂的少数民族文化，并以神话的形式进行植入和编码。这些神话在不合理中叙述合理，并潜在地影响着王小波的创作。汉族神话中化生出万物的是与人物身体结构相似的盘古，而在一些少数民族神话中却是以牛为万物母体，并象征着一种神秘的生殖力。《黄金时代》中王二躺在草地上，在阳光照射下自然勃起，此时河岸上有几头牛在斗架，“这种牛阴囊紧缩，阳具直挺”。“人”和“牛”在这一刻表现出了同样的生理特征，而这种特征是任何“进化”或是“文明”都无法予以取缔的。但人类为了防止牛斗架，影响春耕，把它们都阉了。经过锤骟后的牛，从此“只知道吃草干活，连杀都不用捆”。切除性器官，破坏了最原始的生殖力，使其失去最重要的生命激素，是对所有反抗和愤怒的最终毁灭。在特定时代下，人和牛的处境竟如此相似。

而当王二与陈清扬在山上野合，在西南边陲的深山里，性逃脱了社会监控，与白水牛的相遇，却让这种性有了被追问的味道。野性在这里被暂停，在作者故意制造出来的与白水牛的对峙中显示出对自身的追问。它像镜子一样反映出人的存在状态，用“看见”引发人的追问，而答案，就在追问之中。

二.王小波云南印象的独特性

（一）政治时态下的云南书写

文革那段荒唐岁月给王小波带来的惊心动魄的体验以压倒性优势战胜了异域文化对他的冲击或是改造。在云南度过三年插队生活的王小波见证了这场闹剧在底层上演的所有具化细节，它们相互矛盾，在作者理智而不失幽默的叙写下自乱阵脚，在无人反抗的威严中使自己成为了真正的闹剧。王小波的杂文写作针对性极强，都是在亲身体验中找到历史的尴尬之处，找到所有在义正言辞的政治面孔下不断出糗的个人或集体。他敏锐地捉住所有“衣冠楚楚”的丑态，嘲笑“文革”这件红大衣企图扑向整个中国时显现出来的捉襟见肘。

王小波与中国传统文人的不同之处正体现于此：他极少被感化。当他的目光紧紧锁定在人的生存境遇上时，他的视线就基本不会发生偏移。政治时态下的云南书写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政治丑化，“北回归线上的皎洁月色”不仅照见了云南这片美丽大地，更照见了那个时期所有的荒诞。

（二）对政治时态的挣脱和超越

在这种政治时态的捆绑下，王小波为他自己的所有讽刺找到了真正的归宿——自由。其笔下的王二甚至可以看作是在话语的监牢中，寻找着出口。作者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倒不是要活得多“特立独行”，但一定要是个敢于打破“设置”的人。《黄金时代》中王二和陈清扬以“上山”这样象征性的举动试图找到“设置”以外的自我参数。王小波举重若轻地把沉重的历史分解成一个个可供把玩的素材，而他之所以没在这种素材的“四面楚歌”中被吞噬，就是因为在他心里，始终有一个出口，那就是自由。那个出口可能在当时并没有被打开的机会，但他知道，它就在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的黑色幽默、荒诞有了真正的归处。

因此，王小波笔下的云南书写对政治时态的挣脱是通过其对自由的追求实现的。作者笔下的藍天、游云和广阔的地平线，那只特立独行的猪，以及王二和陈清扬在现实追捕下的浪漫逃亡，一定程度上是作者自由心灵的投射和寄托，而只有在这一层面上的书写使历史和现实超越其本身成为自我灵魂的容器从而获得永恒的意义。作者用非现实的现实和荒诞的笔触建构的所有叙事面，在这一意义上获得了交汇。

三.结语

面对文革，王小波极力避免书写“历史的哭声”，而代之以一种更加个人化的书写方式来述说这段经历，用趣味性和幽默感解除了历史的距离感以及个人哭诉悲剧的渴望，从而引发了九十年代以后青年的共鸣。在云南的三年插队经历不仅为这一书写视角奠定了心理基础，更构成了王小波书写个人体验的一大参照面，成为其在颠倒、思索、戏谑与嘲讽中不得不回归的一个节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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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赖鼎，大理大学文学院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