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娟

2020年8月6日，陈正宏在上海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潘建东 / 摄）

陈正宏特意将采访约在办公室，复旦大学光华楼16层，门外墙上挂着“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牌匾。推门而入，满坑满谷都是书，两侧堆起两座高耸的书山，山顶的书摇摇欲坠。再往里，一张大书桌，靠墙是一排木质书柜，里面装着二十四史，包括《史记》。

他取出自己四处搜罗来的各种版本的《史记》，铺满整个书桌。书页都泛了黄，书边也大都有残缺，文字倒很清晰，有《史记》的世家、列传，也有本纪、书和表。每本书都有故事，其中最贵的要数朝鲜铜活字版《史记》的一册零本。

2010年前后，陈正宏去韩国中央大学参加文化交流活动，花大价钱买了一块18世纪朝鲜半岛的汉籍雕版，回国时带不走——韩国认为那是历史文化遗产。后来，他将雕版送给该校一位老教授。对方感激不已，拿出铜活字版《史记》一册相赠。这一版本属于朝鲜半岛的甲寅字本，甲寅是中国明朝宣德九年（1434年），比西方金属活字早期代表作古腾堡圣经还要早。“当时觉得很神奇，真有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感觉。”陈正宏说。

每当闲暇无聊或者积郁烦闷时，陈正宏就捧起这些古书读一读。“有一种心安的感觉。尤其是读《史记》，常常读着读着，就会有一种宠辱皆忘、豁然开朗的感觉。”陈正宏说。这些年，他一边研究古文献，一边讲《史记》。他在复旦大学多次开设“《史记》精读”课程，一字一句细读，深受学生追捧。2018年，他开设线上课程“《史记》精讲”，收获了200多万听众。如今，他将音频讲稿整理成“陈正宏讲《史记》”系列书，其中第一册《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新近出版。

陈正宏的新书《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和他收藏的各种版本的《史记》。

历史呈现永久的人性

很多人听完陈正宏讲《史记》，都会有一个感觉：过去读的《史记》不是《史记》。他讲《史记》有三大特点：第一，既讲本纪、世家、列传，也讲表和书;第二，不只讲故事，也追溯历史故事背后的文本;第三，讲述《史记》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人的解讀。

“我不是历史学家，只是把自己当成司马迁去看《史记》。”陈正宏说，读《史记》要先了解司马迁，“他的人生以公元前99年为界，分成前后截然不同的两段”。

在此之前，司马迁饱读诗书，20岁开始游历山水，搜集旧事旧闻，归来便做上了汉武帝近旁的侍卫，父亲去世后子承父业，担任太史令，撰写《太史公书》，也就是后来通称的《史记》。公元前99年，将军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在朝堂上为其辩护，汉武帝当场翻脸，最终将他处以宫刑。在此之后，他意外成了汉武帝的机要秘书“中书令”，但也失去了往日的锋芒，默默无闻地活着，为的是写完《史记》。

“他对人性的复杂跟个体和群体历史发展的关联，一定有了比之前更深切的体会。”陈正宏说，正是在这种情境下，司马迁继续写《史记》，并为每篇撰写一段“太史公曰”，表达自己理性而不失人性的写作立场。

在《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一书中，陈正宏洋洋洒洒讲了25课，细读12篇《本纪》，分析《表》和《书》，探讨司马迁撰写各篇的出处。其中有些标题看起来很新奇，如《〈殷本纪〉（下）：什么叫“革命”，“革”谁的“命”》《〈秦楚之际月表〉：大王轮流做，本月到我家》……但实则均是平实的考证。

他讲《项羽本纪》，楚汉相争时有一个经典场景，项羽将刘邦的爹逮住了，想借此要挟刘邦，就把刘大爷绑了，推上一块大砧板，向刘邦放话：“今天如果你不赶紧退兵，我就要水煮你老爸了！”刘邦也不怕，回道：“我跟你是在楚怀王跟前拜过把子的……我爸就是你爸，你要是铁了心水煮你爸，可别忘了分我一杯肉羹吃。”如此传神的故事从何而来？“据考证，是司马迁从陆贾的《楚汉春秋》里抄来的。”陈正宏说，司马迁撰写《史记》来源有三种：传世文献、口述记录和亲身经历。《楚汉春秋》属第一种，作者陆贾在秦末汉初相争之际，曾作为汉王的外交代表，跟项羽和秦国高级将领接触，“写《楚汉春秋》，可以说是当时的第一手文献了”。

陈正宏也从《史记》中读司马迁，并据此做出“带有个人情感”的评判。他讲《吕太后本纪》，根据“太史公曰”中“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得出司马迁的历史观“既超越了现实，也超越了性别，具有更广泛意义上的评判国家领导者的指向”;讲《孝武本纪》，全文照抄《封禅书》，他认为原本的《孝武本纪》被毁去，推断出“司马迁和汉武帝相爱相杀”。

在陈正宏看来，《史记》的不凡之处在于“如实记录了人是如何活动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与后世的官修史书不同，司马迁笔下的人不仅仅是帝王将相，也有一些边缘人物，像是《封禅书》中蒙蔽汉武帝的方士，还有《刺客列传》里的刺客，“他们是复杂的，都在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中起到重大作用，改变了历史或者想要改变历史。司马迁通过书写一个个生动的个体，书写昨天的历史，来彻底揭示永久的人性”。

当普遍的人性不变时，历史就难免有重演的冲动，而这正是《史记》与现实的联结之处。“完整地读完《史记》，终会发现‘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再度回到现实中，人会变得更有预见性，更具智慧，也更有定力。”

给《史记》点标点

早在中学时期，陈正宏就开始读《史记》。当时，家里有一本中华书局点校本，每天放学回家后，他都拿出来翻翻。全是古文，他一开始也读不懂，后来以《司马迁与史记》为引子，读着读着也算入了门。

真正读透这部大书，则是在复旦大学读书时。1981年，他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和那个年代的很多青年一样，他也有一个文学梦，每天在学校疯狂地读书，偶尔也写诗、写小说，写的第一篇小说讲的是李白和贺知章喝酒的故事，发表在班里自办的文学刊物上。

当时，陈寅恪弟子、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编校的《陈寅恪文集》问世，蜚声海内外，学术界和读书界因此出现“陈寅恪热”。陈正宏也买来读，读到《元白诗笺证稿》，觉得“写得和侦探小说一样逻辑严密，又文笔典雅”，感觉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后来，他上蒋天枢弟子章培恒的古籍整理课，迷上了古书，专门跑去图书馆借线装书看。1985年，他大学毕业，被保送读研究生，拜在章培恒门下，跟着老师研究古文献学。

陈正宏至今还记得研究生古籍整理实践课第一堂课的情形。那天，他到章培恒先生家中，刚进门就看到线装版《史记》，竖排、繁体、无标点。先生操着一口绍兴腔，说：“那个陈正宏，你点一下吧。”意思是给《史记》点标点。陈正宏拿起书，一边读一边口头标点，逗号、句号、分号等都要读出来，一会儿工夫就汗流浃背。

“那种感觉相当于被空投到2000多年前的汉朝。”陈正宏回忆说，之后“点标点”成为上《史记》课固定的一部分。一年下来，整部《史记》讲完，“读懂了书中的文意，甚至能听懂作者的心声和潜台词”。后来，陈正宏才知道“给《史记》点标点”是先生从蒋天枢先生那里传下来的，及至后来，他站上讲台给研究生上《史记》课，也是先“点标点”。

1986年，已经退休的蒋天枢被复旦大学古籍所返聘，陈正宏成了他最小的弟子。“还记得先生给我布置的第一个作业，是用竖排繁体的文言文写一篇自传。我完全不知轻重，回他说：文言文我写不来的，繁体字不认识，竖排也不会。”83岁的蒋天枢愣了一下，说：“文言文不会，那就白话文吧。繁体字可以去查《新华字典》。竖排好办，你把横的文章竖过来抄一遍就好。”陈正宏只好一边查字典，一边写自传，最终写了上下篇，完成任务。

在宁波天一阁，陈正宏辅导学生做古籍整理。

左图：国学大师、“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陈寅恪（1890年—1969年）。右图：中国古代文学专家蒋天枢（1903年—1988年），师从陈寅恪。

“蒋先生注重历史，传承了陈寅恪先生的‘诗史互证‘古典今典并释的研究方法。”陈正宏说。他印象最深的是蒋先生讲《诗经》的开篇《关雎》，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讲得不是一般的爱情，而是上古部落的联姻，一边讲，一边在本子上画河中之洲给他看。

毕业前夕，陈正宏打印毕业论文，收到了蒋先生离世的消息。离世时，蒋先生耗费半生心血的专著《楚辞校释》还未出版，他的《诗经》研究以及一字一句校释的《三国志》文稿也终未完成修订，但却完成了《陈寅恪文集》的出版。“蒋先生是怀有一种超越了狭隘师生之谊的远大胸襟的。他觉得老师的学术成就，是一笔优秀的文化遗产，不能让其自生自灭。”陈正宏说，学术是一个薪火相传的过程，自己有责任将它延续下去。

不可或缺的古籍

毕业后，陈正宏继承师门，留在了古籍整理研究所，他投身的第一个大任务是参加章培恒主编的《全明诗》。当时，他辗转于各地的图书馆，翻阅古书，将资料一张一张地抄录到卡片上。去东北找资料时，正逢隆冬，他涉雪去图书馆，细读那些满是灰尘、好像从没人翻过的明刻本。“抄卡片虽辛苦，但我发现可以静心读书，于是能够自得其乐，不知不觉干了10年。”

天天和古籍打交道，陈正宏对收古书也上了瘾。那会儿工资不高，他经常到上海文庙旧书市场去淘书，时间久了，大家都知道他爱书，就常常给他留着，有时一留就是一麻袋。有一次，一个书商跟他说安徽歙县乡下有书，两人第二天一大早5点起床，先坐汽车到县城，吃一顿午饭，然后再包车到乡下，几经辗转，最终觅得好書。“我已经习惯了古书的味道，它从一地走向另一地，从一手流转到另一手，拿着它就像是和很多人在对话。”

作为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教授，陈正宏主要做两个工作：一是给学生上课，讲版本学，讲古文献概论，讲《史记》;一是做古籍调查、鉴定、编目与研究。他热衷于做善本编目，即对馆藏的古籍进行著录、鉴定版本、分类和典藏。

2016年，他接到一个任务，为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所藏汉籍编目。李约瑟生于1900年，是剑桥化学家，37岁开始进入中国研究的领域，主编有《中国科学技术史》，一生搜集了近700种汉籍。近4年的时间里，陈正宏利用寒暑假，多次前往李约瑟研究所。当时，他唯一的要求是专门为所有的线装古书设一个房间，“每天和那堆古书待在一起，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儿了”。如今，已经完成的图目刚刚出版，正摆在他的办公桌上。

古籍之于陈正宏，已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众多古籍中，他最爱的还是《史记》。现在的他，又多了一份工作——为大众讲《史记》，给司马迁做宣传。

陈正宏毫不讳言自己是司马迁的粉丝，他给儿子取名“家言”，来自“成一家之言”。有时他也会有一些幻想，比如穿越到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和这位大家对坐，聊一聊《孝武本纪》到底写了什么，聊一聊汉武帝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还想请司马迁到复旦大学，为他主持的“司马迁讲座”做一次特别讲座。

“司马迁人到中年，事业也到了高层，还很纯真、富有书生气，太难得了。”陈正宏说，他自我定位亦是“书生”。多年前有学生毕业，请他在纪念册上留言，他写道：“文亦尝校，史亦尝抄，答辩近了，犹思几度改论稿;家总要成，钱总要挣，奔走红尘，莫忘曾经是书生。”之后，每到毕业季，这副对联都会被翻出来热议一番。

“您心目中的书生是什么样的？”记者问。

“比较纯真，比较较真。”陈正宏答了8个字。他给自己的微信取名“双寅楼”，一个“寅”是陈寅恪，一个“寅”是唐寅，“前者为做学问付出一生，后者超越世俗、一生潇洒随性”。二人在他面前是一座难以抵达的高楼，但他愿意一步一个台阶攀登，慢慢去靠近。

陈正宏：1962年生于浙江杭州，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版本目录学、比较文献学、美术文献与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沈周年谱》《史记精读》《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诗画合璧史丛考》等。近日，出版新书《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