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涵

摘 要：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出高发频发态势，这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本文以科塞的社會冲突理论为视角，分析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内涵、特征和成因，并基于此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研究表明：转型时期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社会成员疏导不满的渠道不足、下层的被剥夺感增强和政府的应对不当是我国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我国政府应正确看待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畅通利益诉求表达通道、建立和完善社会安全阀体系。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社会冲突理论;冲突

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深入，我国社会急剧分化，利益格局巨变，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与日俱增。群体性事件已成为转型期我国社会发展中突出的社会矛盾表现形式。近几年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如果处置不当，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将不可避免的产生扰乱社会秩序，引发社会动荡等不良影响，如何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因此，应进一步厘清此类事件的特征及成因，并探索其治理措施。

本文借鉴西方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对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特征和成因进行分析，并基于此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以期对以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有所启发和借鉴。

一、群体性事件的时代标签

1.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国外研究中通常把群体性事件界定为特定的集群行为。国内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概念，暂时没有统一的界定。本文通过综合了学者们对群体性事件的定义，认为群体性事件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第二，它是公众采取的集群行为;第三，它源于某些矛盾或诉求;第四，它缺乏合法性程序。

2.群体性事件的特征标签

纵观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除了高发、规模大、主体多元、方式多样等特征外，还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1）传播迅速且影响广泛。随着互联网科技的不断发展，群体性事件传播速度更快，影响也更为深远。不同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够快速便捷的进行信息互换且不受到地域限制。不少群体性事件从微博、微信、贴吧等社交媒体上开始传播，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传播的范围和传播的频率上，都远超传统媒体。

（2）从物质利益冲突向非直接利益冲突转变。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冲突性质随着社会的变迁呈现出从物质利益冲突向非直接利益冲突的转变。广东茂名PX群体性事件、厦门PX事件、江苏启东事件等就是非常典型的基于物质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在此类事件中，冲突对象和目标是十分明确的，冲突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1]而在基于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中，冲突本身就是目的，冲突的发生是为了释放紧张情绪。在重庆万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等典型的非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中，群众参与其中不是为了某种明确的利益诉求，而是为了宣泄对于社会不公的不满情绪。

（3）线上线下联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发展，普通民众能更多的享有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机会。现今，互联网与群体性事件的互动愈发紧密，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都呈现出线上线下联动的性质，现实社会与网络空间两个舆论场往往紧密相连。在昆明泛亚事件、海南海口阻挠花园建设打砸抢事件等事件中，群众凭借网络平台发布信息，寻求舆论关注，通过线下集会示威、罢市等方式给政府部门施压。如今，通过线上线下密切配合，线上引爆舆论，线下造势扩大影响，达到自身的利益诉求，已成为众多维权类群体性事件的一般模式。

二、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

1.社会层面：社会资源分配不公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阶层分化是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改革开放之后，原有的阶层内部进行了剧烈的分化重组，并形成了企业经营管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民工群体等新的阶层，社会阶层结构开始变得更为复杂。社会阶层分化使得各群体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处于不同地位，在经济收入、社会权力地位、社会声望等方面差距悬殊。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因自身利益受损，对所处的环境产生不满情绪，很容易在表达其利益诉求的过程中发生矛盾冲突。

2.制度层面：疏导不满的渠道不足

科塞关于冲突起因的观点中指出，不平等系统中的下层成员越怀疑现存的稀缺资源分配方式的合法性，他们就越有可能起来斗争。[1]而造成这一点的主要原因是：下层发泄不满的渠道很少和向特权集团流动的流动性很小。换句话说，如果下层人员缺乏疏导不满的渠道，而社会又缺乏有效的流动机制，使下层想成为特权集团的成员的流动性很小，下层就会有可能怀疑现存的稀缺资源分配方式的合法性，从而爆发冲突。当前我国制度内的政治参与渠道尚不健全，群众的利益诉求如果不能通过体制内的渠道得到满足，大量的不满情绪便会不断的累积发酵，社会上出现的任何一个敏感事件，都可能会被群众当作一个“出气孔”，诱使人们将以往积累的不满情绪全部释放出来，从而形成影响极为广泛的群体性事件。

3.群众层面：相对剥夺感增强

科塞认为，相对剥夺比绝对剥夺更容易引发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的不公平感，更有可能引起被剥夺者的不满与反抗。当处于弱势地位的下层群众，看到上层人们的高消费行为和奢侈的享受时，相对剥夺感会增强。近年来，在我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群众矛头指向最多的群体是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和富人群体，从这一点便不难看出，下层群众的相对剥夺感正在增强。部分政府官员存在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行为，引发普通民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政府公信力下降，使得政府极易成为群众指责的对象。而富人群体，一旦出现关于他们的任何不良事件，在社会上都可能引起轩然大波，“李天一轮奸案”、“杭州富二代飙车案”、“药家鑫事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由相对剥夺感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严峻，严重威胁社会的长久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