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悦

契丹族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有着符合自身生活特色的游艺活动，如狩猎、钓鱼等。随着与中原王朝的交流，契丹族的游艺活动逐渐丰富。在研究辽代社会生活史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大部分研究人员将契丹族游艺活动统称为体育运动，但我国古代并没有“体育”这个词，它是在清代末年西学东渐之后才引入中国的。所以用体育运动来指代中国古代所有的游艺项目或者一些文艺性质的活动就不太准确。因此本文将契丹族游艺活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于体育性质，一部分归于游艺性质，作为契丹族游艺活动的上篇，主要研究的是契丹族的体育运动。

契丹人好竞技，所以射箭、摔跤、骑马等相关体育类的活动开展得比较多，形式多样，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脚觝

脚觝其实就是摔跤，是契丹族最喜欢的竞技活动之一。宋人张舜民在书中曾对这种激烈的身体对抗活动进行了详细描述。《辽史》相对于其他史书较为疏漏，提到脚觝的次数虽多，但仅限于运动的名称，对于脚觝的形式和比赛的过程都没有详细记载。1931年辽代东京遗址（今辽宁省辽阳市）出土一个辽代陶罐，罐子呈八角形，每一面一幅幼儿脚觝图，但可惜的是这个陶罐早已难寻，也许契丹族的摔跤就是按照这个形式进行的。而且，在当时的契丹族内部上至朝廷显贵下至普通百姓都十分喜爱脚觝，如辽太宗耶律德光于“天赞四年（925）正月壬申，宴群臣及诸国使，观俳优脚觖戏”，表明契丹族好武尚勇的民风。今天蒙古族的博克之风盛行也许就有契丹族脚觝的遗风在其中。

马球

马球可谓是契丹族风靡一时的体育运动，但契丹族的马球之风并不是自身特有的，而是由中原地区传入兴起。鞠与马背运动结合形成马球运动当在我国唐代以前，因为唐代马球运动盛行，比赛的赛制、场地、比赛服饰都有了详细规定，这从出土的唐代墓室壁画可见一斑。而唐时契丹臣服于唐，“（唐）武德中，其大酋孙敖曹与靺鞨长突地稽俱遣人来朝……贞观二年（628），摩会来降……帝伐高丽，悉发酋长与奚首领从军。帝还，过营州……以窟哥为左武卫将军……未几，窟哥举部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封无极男，赐氏李”。唐初，契丹几经内乱、分化，慢慢臣属于唐，随着与中原地区交往增多，唐朝盛行的马球运动渐渐传播到契丹族生活的草原地区。契丹民族是马背民族，男女老幼马术娴熟，在马上击球无疑更贴合他们的生活。

《辽史》关于马球运动的最早记载始于辽穆宗时期，应历三年（953） “三月庚寅，（穆宗）如应州击鞠。丁酉，汉遣使进球衣及马。”皇帝下场打球且属国进马球所用马和球衣，表明穆宗对此项运动十分喜欢，所以上有所好，下有所效，进一步促进了辽地马球运动的发展。而且不仅穆宗，圣宗对马球也是喜爱非常。统和四年（986） “冬十月……甲子，上与大臣分朋击鞠。”到了兴宗朝更是，“诏善击鞠者数十人于东京，令与近陈角胜，上临观之。”纵观《辽史·游幸表》粗略统计辽代帝王打马球和观赏马球的次数如下：世宗一次、穆宗两次、景宗两次、圣宗四次、兴宗达到十四次。表明有辽一代马球之风不辍，不少契丹大臣积极参与马球运动，成为马球高手，其中部分契丹贵族死后也将这种爱好带进墓葬，因此辽墓壁画中有了马球图这一题材，表明了他们生前对于马球运动的热爱，也希望在逝后能继续享受这种运动。

契丹贵族在肆意享受击打马球的乐趣时，大部忽视了激烈对抗带来的潜在意外伤害，不少贵族因马球而受伤，加之辽代皇帝积极参与马球运动，使得契丹王廷内部也有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圣宗时谏议大夫马得臣曾上书：“‘臣伏见陛下听朝之暇，以击球为乐。臣思此事有三不宜：上下分朋，君臣争胜，君得臣夺，君输臣喜，一不宜也;往来交错，前后遮约，争心竞起，礼容全废，若贪月杖，误拂天衣，臣既失仪，君又难责，二不宜也;轻万乘之贵，逐广场之娱，地虽平，至为坚确，马虽良，亦有惊厥，或为奋击，失其控御，圣体宁无亏损？太后岂不惊惧？三不宜也。望陛下念继承之重，止危险之戏。疏奏，嘉纳之。”虽然圣宗对于反对意见“嘉纳之”，也许一定意义上减少了马球运动，但到了辽兴宗时期，“驰东京击球之禁。”打破了对马球运动的限制，马球之风愈演愈烈，至辽亡入金，马球依然是马背民族喜爱的竞技活动之一。

射柳

射柳在《辽史》中提到的次数较多，不单指契丹民族勇武較射，也是辽代礼仪的象征，契丹族起于游牧，他们将打猎射箭与礼仪相结合，令射箭行为有了仪式感。什么是“射柳”？就是用特制的箭击射柳枝。辽代关于射柳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辽史·礼志》瑟瑟仪中详细记录了射柳过程：“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质志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还其冠服。又翼日，植柳天棚之东南，巫以酒醴、黍稗荐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其实不仅瑟瑟仪，辽代的拜山仪等礼仪中也掺杂了射柳环节，可见射柳中蕴含的骑射、较射与礼仪祭祀已合二为一，不再具有单纯的运动的意义，这也体现了契丹民族的游牧文化特性。

从表中可知，《辽史》共记载射柳活动34次，其中明确与求雨有关的8次，剩下的射柳行为很可能是单纯较射活动。同时可见，射柳举行的地点并不固定。

钓鱼和放鹰

原本钓鱼、放鹰活动是契丹族从早期游牧生活时期沿袭下来的渔猎经济生产的一部分，但契丹族建国之后，钓鱼和打猎巳失去维持基本生存的目的，成为契丹族喜爱的娱乐运动。契丹族建国之后仍采用游牧性质的四时捺钵，皇廷随着迁徙而变动，在春捺钵时契丹族会举行钓鱼活动，很可能此时正值冬末春初，鱼类经过秋冬的休养最为肥美。宋朝使臣宋绶在使辽朝时曾见契丹贵族钓鱼，“番俗喜罩鱼……凿冰为窍……即垂钓竿，罕有失者。”宋绶出使之时正是辽圣宗时期，也是契丹民族汉化完成的历史阶段，因此这时的钓鱼活动已成为一种娱乐活动。另一项契丹族喜爱的运动是放鹰也称“障鹰”，即辽代的从禽之乐。契丹贵族喜好海东青，它产于白山黑水之间，善捕野鸭、大雁和天鹅，因羽毛呈青灰色而得名。辽代皇室贵族随着四时捺钵而猎于辽土各地，所猎之处都会带着海东青，加上其凶猛异常，是捕捉禽鸟的得力助手，也因此它深受契丹贵族喜爱。每年契丹派出银牌天使到女真人地区征索海东青，由于征讨无度造成民怨沸腾，所以有契丹因海东青而亡之说。随着辽亡，契丹族退出历史舞台，钓鱼、放鹰等运动也渐渐湮灭于史籍之中。

（作者工作于赤峰市博物馆，文博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