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积林

对于那个人的冷漠你怎么形容都不为过，近乎冷酷，但眼神里又时常透出些莫名的忧郁。如果这么说，你还不甚明了，那就说个事实吧。

这趟西去的列车上，他比我上车早，我从兰州站上车，找到自己的铺位时，他正在铺位对面窗口边的凳子上坐着。确切地说，我推着皮箱查看铺号时，不留神，还撞了他一下。我赶忙后退了一下皮箱，很抱歉地说：“对不起！”但他只是愣怔地看了我一眼，并没有任何与之相应的表达，很漠然地把头转向了窗外。我在下铺，看迹象，铺面上乱七八糟的，上一位旅客肯定刚下车，不然的话，乘务员早把铺上收拾停妥了。我把行李放好后，打理铺位时，还感觉到被子里热烘烘的，证明我的判断没错。我把被子疊整齐，又从小背包里掏出一本书，准备躺铺上看会儿。这时，我突然感到背后有一种锥力，我肩胛骨上的某个穴位还猛地跳了几下。我下意识地一转身，才发现那个人正直愣愣地看着我。许是一种礼貌性的示好，我忙在脸上堆了点笑，但他马上把头转向窗外了。实话说，我心里确实有些小受挫。真是奇怪了，一个与你没任何相干的人，你何必在乎他对你的反应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旅途嘛，太在乎别人对你的在意，就是庸人自扰。我顿了顿神，像整理铺位一样整理了一下自己麻乱的思绪，脱了鞋，躺在铺上，看起书来。

我看了一会儿，就有些迷糊了，但我还是硬撑着往下看。当然，在这之间，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偷觑过他几次。他的脸一直朝着窗口外，仿佛塑在了那里。中间有那么一两次，他猛地咳嗽过，并且咳得很破，身体猛颤着，像是他的身体里有人拿着斧头，猛劈了几下柴，马上又停住了。他用手抹了把嘴唇，望了我一眼，又把脸转过去了。

列车上的喇叭吵醒了我，“这是第三次播音。”晚饭时间到了。

我把扣在脸上的书取下放在一旁，但我还不想起，又回味一下刚才的梦境。我梦见杉杉了，和前几天在电话里和我恶吵的情形截然相反，她像以前一样，我是说我们爱着的时候那样，很热烈地亲了我，说，她收回说过的话，和我重归于好，一如既往的好。但这倒霉的喇叭吵醒了我。

我咂了咂有些干渴而又甜蜜的嘴唇，仿佛那里真有很深的吻痕。我抹了一把嘴唇，叹了一口气，坐了起来。

“瓜子，花生，啤酒，饮料，八宝粥……”随着一声喊叫，走道里过来一辆卖货的手推车。

那个人动了起来。有点刻意。我仔细地观察着那人。他猛地坐正了身子，嘴唇蠕动着，眼皮一闪一闪的，两眼里像是有两头并驾齐驱的鹿在奔跑。但它们发现了我在看它们时，马上停住了。又是那股冷漠向我睃视了一下，瞬间垂下了眼皮，像是把那两头鹿关进了圈里。

手推车到他旁边，他撩起手示意了一下。

“要什么？”服务员说。

“有白酒吗？”他不假思索地说。也许事先他早已想好了要什么。“还有花生。”

“有，小瓶的，二两装的。”服务员很热情地说。

“两瓶。两袋花生。”他说，脸上有了点兴奋，慢慢地有了光泽，并没有看我，但我觉得他看了。

把东西放在小板桌上，他抖抖索索地从衣服内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四边发毛的钱包，付了钱。

车子已过去了，他又硬梗梗地问了一声：“有烟吗？”那力道，像是费了很大的劲才说出来。

“有。”服务员又拉着手推车倒了回来。

“五块的？”他说。

“没有。”服务员说，“哪有五块的，最低的都二十。”

他快速地闪动着眼皮，算计似的仰起了头，接着又摇了摇头。“算了。”他说。服务员斜了他一眼刚要走，他又说，“来一包吧。”

他爬上中铺，我才知道他就是睡在我的上铺呀。他取下一个背包，把其中一瓶酒和一袋花生装进了包里，又把包放回了铺上。

他拆开花生袋，嚼了几粒花生，又打开酒瓶，抿了一口。他就那样，吃几粒花生，喝一小口酒，似乎很享受。

我看着看着，居然有了饿感。我这几天几乎很少吃东西，被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折磨得够呛，啥事都不想干。怕自己憋出病，才有了这次无目的的旅程。也不算无目的，大目标是新疆，那儿地大景阔，想好好放松一下自己。我穿好鞋，去餐车吃些东西，再迟怕没有了。不像往常，我一出差时，妻子总大袋小包的，包括方便面、鸡爪子什么的，装上许多，到下车都吃不完，甚至连回程的都备下了。但这次没有，这次我是直接从办公室出来的。

我看了看窗外，天色已近黄昏。紧接着，火车进入了一个很长的隧洞，我明白，这是在过乌鞘岭。我起身去了餐车。

我从餐车回到11号车厢，一过门，就看到在我铺位那儿有几个乘警，还有些嚷嚷声。出于好奇，我加快了步子。

“车厢里是不准吸烟的！”一位乘警说。

“我？”那个人很紧张地说。

另一个乘警指了指车壁上“车厢内禁止吸烟”贴纸上的一根香烟上打了个×的图标说：“老师傅，你不识字吗，该懂得这个图的意思吧？”

“广播里刚还播呢。”女乘务员说。

“要是高铁上——”另一个乘警说，带着语重心长的口气，“这可是犯法。”

“我？”那个人一直嗫嚅着，好像他身体里只有这个词，使劲也掏不出别的来。“我——”

“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一位乘警说。

“我？”

“别怕。”乘务员附和着说，“这是例行公事。登记一下。”

那人站了起来，爬上中铺，从背包里摸索了好久，也没下床梯，斜着身子把身份证递了过去。

乘警看了看一眼身份证，又看了看那人，又向那人点头示意了一下，把身份证递给了乘务员，一起向前走去。

走在后面的乘务员像是发现了什么，又转过了身。“跟我们到乘务室来一下。”她说。

“咋弄？”那人终于从一向的冷漠里挣出了些急躁，慌忙跳下床梯。

我不知为什么，也为这人着想开了，好像经历过这类事似的，说，“别急。”又说，“不会有事的，我和你一起去。”

那人跟在我后面，追上了乘警。

到了警务室前，一看里面人多，那人拽了拽我的衣襟，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我没理会，先走了进去。我一回头，那人却没有进门，并拢双脚，双手贴在两腿外，像个礼宾或者哨兵，站在门口。

“有事吗？”一个乘警说。我注意了一下说话的，衣袖上别着“乘警长”的牌子。“乘警长。”我心里念叨了一遍，明白了他是个头头儿。

“一块儿的。”我说，指了指门外那人。

“去哪儿？”乘警长说。

“乌鲁木齐。”我说。

“干什么去？”

“摘棉花。”

“你像吗？像个摘棉花的吗？”乘警长说，笑了笑。其他几个跟着笑了起来。

“我怎么就不像个摘棉花的了。”我寻思了一下，但我没说出来。我知道摘棉花是怎么回事，也明白他为什么要那么说我，不过，我必须顺着他的话来。我乡下老家的大哥就干过这事，见面常给我提说，由一个人揽活儿，领上一帮人去新疆摘棉花，他不干活儿，算是个包工头，只是指挥、催促着大家抓紧干，他从每人中抽个小份儿。

“我是揽工的。”我说。

“听口音，你不像四川人？”乘警长说。

“我是甘肃的，老家那边不好找人，就到四川招人去了。”我说。

“是个老板呀。”

他站了起来，看着乘务员在一个本子上写了点什么，从乘务员面前拿过了身份证。“管好你的人，别让他在车厢里抽烟了。抽的话，要罚款的。”他说着，带着关切的表情，把身份证递给了我。

我一出门，那人赶紧后退了几步，紧接着又向我靠了过来。“我——”他说。我把身份证递给了他。“没事。”我说。我递身份证时，留心看了看，那个人叫吴坏，四川南充什么乡的。一个人怎么能叫这么个名字？我想。

回到了车厢里，他照旧坐在了他一直坐着的那个凳子上。我坐在了他对面。火车已到了武威。看到“武威”两个字，我就像看到了杉杉。自从我和她在一次订货会上认识后，我们不是我来，就是她往，时常往返于“兰州一武威”的列车上。三年了，先开始，我总是给妻子说去武威参加订货会，要么就是收货款，妻子玩笑地说：“你怎么老去武威呀，难道武威人就那么喜欢你们的产品？”她的话倒是提醒了我，我不说武威了，说些别处，偶尔再说上次武威。我生怕妻子要我的车票或机票看，但她一直没那么做过。当然，我也做过些策略，每次都把票毁了。我有想好的理由——如果她问起来——现在公司制度非常严格，出差回来当天就得报销。

列车停稳后，听到“各位旅客，武威车站到了”的广播，我身子一震，几乎做好了下车的准备。“武威”两个字一闪一闪的，仿佛杉杉眩动的眼睛，瞅着我走下车去。

那人突然咳了起来，才使我回过神来。

我望着他，他停住咳，试图要跟我说话的樣子。但停了一会儿，他还是没说什么。我心里有别的伤感，回到铺上躺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我一醒就看见那人——那个吴坏——依旧在窗口边坐着，专注地注视着外面朦朦胧胧的天色。他是一夜没睡，还是很早就起来坐在了那儿？我想搭讪一下，但一夜的怪梦折腾得我没有一点情趣。梦里的她怎么又和我吵了起来，和现实中的那次一样凶，她恶狠狠地说她爱上了别人。真是莫名其妙，好端端的，她突然就发短信说不爱我了，再不想和我纠缠了。头几天，我还刚去武威见过面，她像往常一样缠绵悱恻地说要好好爱我一辈子，尽管那些话或者叫誓言我们每次见面都要说的，但说到最后她还是抑制不住而楚楚动人地哭了。她舍不得我，临走时，她说，永远！可是没过几天，她就变了。我打电话过去，她居然一改往日温柔的口气，说别再打了，她已爱上了别人。好决绝呀！我停了会儿又打过去，她一恶，我们就吵了起来。“你有意思吗？别再说了！”最后她气恼地说，把手机挂了，我都能感觉到她那个动作的狠劲。我不死心，以为她是在和我开玩笑，或者是在考验我。我在办公室里前思后想了一早晨，也或许真有个男人在纠缠她。不行，我得阻止，我要夺回我的爱。下午，我又来了精神，感觉那不过是一场梦。我要再给她打电话好好劝说她，可是，她的手机号已是空号了。我想到武威去找她，但是到哪里找去呀？妻子肯定发现了我的异样，问我怎么了，气色太难看。那几天，我尽量不回家，托词工作忙，到很晚了才回家。妻子说我一晚上都不安稳，又是跌脚，又是说梦话的，还哭过。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作了个决定，给妻子打电话说新疆有个订货会，和头儿一块儿去，走得急，就不回家去了。然后，我向单位请了假，坐上了这趟去乌鲁木齐的火车。我再不想把坏情绪带到家里去;我想放松一下自己，我想通过游历，忘掉一些东西。

我到车厢头的盥洗间洗漱完毕后，坐在铺上看起书来。但一点也看不进去，思绪一直从一晚上的梦里走出来走进去地张皇着，折磨得够呛。我放下书，也坐在了窗口边。我看了看他，吴坏依然是那种冷峻而可怕的表情，几乎没有感觉到我的存在。从他脸上一颤一颤的神色中看，他是不是也进入了一个说不清的幻想世界里。这样一想，我放弃了要和他说话的想法。

突然，广播喇叭“咔咔”地响了两声，随着一曲欢快的歌声，第一次播音开始了——“现在是早餐时间。”

卖早餐的服务员推着手推车过来时，我买了一份：粥、馒头和一个鸡蛋。我想买上两份，但我用目光注视或者叫询问了他几次，他都无动于衷，就放弃了。他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这会儿，火车已到了哈密。

我吃早饭的时候，吴坏去过一趟卫生间。回来后，他爬上中铺，从背包里掏出昨天买下的小瓶酒和花生，放在了小桌上。我收拾完，把桌上的垃圾送到了车头上的垃圾桶里。他已经吃开了，像昨天一样，嚼几粒花生，抿一小口酒，旁若无人，很投入，也很享受。

我像是受了冷落。我本身就被一个事件放逐了，冷落了。我向车窗外面看去，大片的棉花地像晨霜一样的白。地里面，几个摘棉花的人，像蜜蜂一样移动着。一辆绿色的拖拉机停在地头，我看见拖拉机手在车上捣鼓着什么，然后跳下车去。我仿佛看到几声“突突”还徘徊在烟突口，像一些东西哽咽在我的喉咙口。

“你去过巴里坤吗？”我被一声问话突然惊了一下。是在问我吗？谁在问？我转过头四处寻视着。其他铺上的人都还睡着，或躺着，有看手机的，有插上耳朵听音乐的。没有别人，只有他，吴坏。他已吃完了花生，酒瓶也干了。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像是被什么激动了;脸上放着紫光，像是刚刚拉开了尘封已久的帷幕;他两眼很直，很动情，有什么东西就要溢出似的望着我。不是他，还能是谁呢？我赶紧“哦”了一声，有点跌跌撞撞的慌乱。“哦，哦。”我说。

“你去过巴里坤吗？”兴许是他以为我没有听清，又问了一句。

“没有。”我摇了摇头。

带给他的是一种失落，甚至可以说是打击，从他的脸上能看出来。

或许是为了补救什么，我有点讨趣地说：“我去乌鲁木齐，你呢？”

“巴里坤。”他说，表情又回到了以往的冷漠，并很快把脸转向了窗外。

“你到巴里坤干什么去？”我试探着问。

他没有反应。

我把目光从他的侧脸上转到了窗外，作出了一个决定，既然我是无目的的游历，何不随他去一趟巴里坤，但我没给他说。给他说了他会是什么反应呢？我正在给他说与不说中纠结着，被他一阵劈柴般剧烈的咳嗽给惊醒了。

他这般嘶厉的咳嗽，让我对他的身体产生了恻隐之心。他晚饭和早餐都是以一包花生和一小瓶酒为食，怎么能行？“你光吃那个能行吗？”我说，“光喝酒，不吃点别的咋行？”他转向我，脸像沙漠上的一块砾石，咳得黑鼓黑鼓的。他摇了摇头，像是对剧烈咳嗽的无奈和嘲弄，又点了点头。

看他并没有和我有更多交谈的意思，我从床上拿过书看了起来。一会儿后，我又从包里拿出笔记本，记了些东西。

火车在又一个站上停靠了一次，下一站就是乌鲁木齐了。广播喇叭里报了最后一个站名，停了播音。

“你除了看書，也写书吗？”我把书和本子折了起来，准备收拾好行李，等待下车，他突然向我说。

“嗯。”我对他望我的脸点了点头。觉得还不够，我又说，“是的，我也写书。也许，”虽然觉得唐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我会把你也写进去。”其实，我刚才在本子上就是写他呢，把他的举止通过我的猜测做了些刻画和描写。

说完后，我在等着他的反应，也许他会动怒的。但他没有。他咧了咧嘴，居然有了少有的笑意。他的笑也有些太——你见过昙花吗？见过你就会明白，如果再夸张一点的话，可以这么说，他的笑只是猛地绽了一下，就收敛了，说枯萎也行，但我看得出来，他的身体里有一种冲动，并且蓄满了力度。他该不会反目成仇吧，也许刚才的笑不过是一次揶揄的冲击。我以防范的意识从心底里避让着，我可不想惹事，我够烦的了。

我看他一反慢悠悠的状态，很有力地登上了床梯，拿上背包，“通”的一声就跳下来了。

他拢了拢桌上的东西，把背包放在了一边。很快，他拉开拉链后，麻利地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皮笔记本，我看到里面还有一个——是不同颜色的两本，一红一蓝，但他不用选择地掏出蓝的那本，很用力地递给了我。“给你，也许，对你……有用。”不允我推辞，已紧紧塞进了我手里。我翻了几下，看到每页上都有日期，分明是他的日记嘛，这不妥吧。“我——你？”我说着，看他手在包上迟疑着，一狠心，又把另一本也掏了出来。“都给你。”他说，挡住了我还要翻看的举动。“现在不要看，以后吧。”他说。他把包放回了铺沿上，坐回原处，像没发生什么似的又向窗外看去。

已经知道那是他的日记本，说明他肯定喜欢记日记。他的日记本都给我了，他以后用什么记？我想起我包里为了写东西，多预备下了个空白本子的，就拿了出来给他。起先他坚决不要，并且一个劲地摆手。“那我也不能要你的了。”我这样一说，他龇了龇牙，才勉强收下，站起身装进了背包里。

我产生了冲动，我得把心里的秘密公诸于他。“我也去巴里坤。”我说。

但他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有了同伴的高兴，只是轻轻地“哦”了声，“你也去巴里坤。”不是疑问，也没问我去那儿干什么，好像与他无关。

下车后，我问怎么走。我在手机上已经查过，从乌鲁木齐到巴里坤没有火车，只有早晨十点发的一趟长途客车。此刻已经下午五点了。我明白，现在只能是住店，明天再走，但我还是那样问了。

他望了望我，眼神感觉如同陌路。前走了几步后，他才又回过头来说，“先吃饭，然后再走。”腔调像是给个问路的人说话，兴趣不大。

跟着他进了路旁的一个小饭馆，坐定后，那哪是吃饭呀，他照旧要了两小瓶白酒和两袋花生米。我可不行，随着一路西行，许多东西似乎已抛在了后面，变得模糊起来，而积聚下的饿却像猛虎一样向我扑来。我本来饭量就大，这些天都被饿瘦了几圈。我要了两大碗烤肉盖饭：他一碗，我一碗。但他不吃，我怎么说他都不吃，他只是冷静地嚼着花生米、喝着小酒。无奈，我不想让那碗他原推到我面前的饭浪费了，一咬牙，也吃了。

他早就消耗完了一小瓶酒和一袋花生。看起来，他坐在那儿闭目养神，但我知道他是在等我。

等我吃完后，他把另一瓶酒和那袋花生装进背包，悄没声息地出了门。

原来，他有去巴里坤的另一个方式。走了好久到了一个公路边，停了下来。一见车他就挥手，他这是在拦过路车，搭便车呀。我感到非常的渺茫，并且有些怨恨。

但你不得不服气，这人还真有点能耐，一会儿就有一辆大货车停了下来。他急急地喊了我一声：“来！”

他们居然认识，我是说吴坏和那个司机。一上车那个司机就问开了：“又去巴里坤呀？又来了。”

“嗯。”他还是没个笑脸，至多咧了咧嘴。

“找到了没？”司机的话里带有玩笑，但绝对没有嘲讽，甚至还有的是关切和认同。

“没呢。”吴坏说。

“还带了个同伴呀。”司机说，侧脸望了望我。

吴坏沉默着并没回话，算是默认也行，算是拒斥也行。反正我答应了一声。“是的。一起。”我说。

大货车中途开出路去，司机趴在方向盘上休息了一个小时，又继续上路了。到达巴里坤，天已大亮。司机好像知道吴坏要去的地方，直接把我们拉到了派出所门口。

吴坏没说什么，只是向司机很经验地点了点头，就和我下车了。我说：“谢谢！”司机不在意地挥了挥手，仿佛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司机打着车，起动时，吴坏别有意味地向货车鞠了一个躬，背好背包向派出所里走去。

上车后，我从吴坏和司机的话里听出来他是来找人的，但也不至于这么直接，好像他事先与派出所说好的。也许吧，我想。

但我还是有些生疑。“这是？”

吴坏凝望了我好一会儿，眼睛向一边斜了斜，仿佛在作什么决定。“你忙你的事去。”最后他说，“你忙去。”

我有什么忙的呀，只不过是他不知道我是特意，也是出于好奇追随他来的。我紧跟着他。“走吧，”我说，“一起去。”

他和这里的人还真够熟的，一进办公室，就有个警察迎了上来。“老吴，又来了。”

在桌子前坐的另一个警察笑了笑——能看出来那种笑里包含的无奈，也站了起来。“给你说了，找到的话，我们会电话通知你的，尽跑啥？”但并没有恶意，并且热情地让老吴坐下，同时，给他倒了杯水。看到后面的我，也赶紧让座。“一起来的？还是？”警察问。

“同路，同路。”我怕产生误解，赶紧想做解释，但警察似乎把我当成了吴坏的亲人或什么，没有听下去，就截断了。

“上了年纪了，有个年轻人陪着也好。”并且警察毫无顾忌地说，“吴坏脑子里出了点问题，你们应该知道，在家里，多疏导疏导。”

我不知可否，连连点头，显得局促而又茫然。警察显然没有看出我的被动，还继续说，“这是个心结，三十多年了，还解不开。”停了停又说，“也许就没有他找的这个人。”很明显，这句话给我说的时候，重点还是让老吴听。

吴坏肯定在认真地听着警察的每一句话，但他没有任何异样的不自在。不过，当警察说到没这个人时，他一下急了。“有的，银花，高鼻梁，大眼睛。”一反先前的木讷，声音很高地嚷了起来。“她和我说好的一起回四川，却突然不见了。总不是让人劫走了，你们得抓紧找。”

警察和气地一笑。“一直在找，把整个巴里坤叫银花的资料都翻了又翻，好像没你说的那个银花。和你年龄相仿的，都已经成婚了，孩子都大了，而小的呢，还是姑娘或孩子。”警察说，示意另一个警察打开电脑让老吴辨认。

那个警察让吴坏坐到他的旁边，他翻着电脑上的资料、图片，老吴嘬着嘴唇，一个一个地看。看一个摇一下头，或者“嗯”上一声，意思是下翻。

我也站在旁边看着。我算明白了个中意味——老吴是在找三十年前认识下的一个叫银花的女孩儿，找了三十多年了，对吧，我是这么理解的。翻到一处，吴坏让停，像被什么卡了一下，眼睛里满是深情，但他马上又绝对地摇了摇头，“她不会那么无情的。”嘴里喃喃地念叨着。

一直翻完了，也没有吴坏要找的人。他的否定后的决定比警察还快，猛地站了起来。“不行，还是我挨家挨户地找去。”

“这可不行。”警察说，“你又不是没挨家挨户找过，结果怎样？让人把腿都打断了。”

听这一说，我才反应过来，吴坏走路的异样，他总是一颠一摇的。

“那咋弄？”吴坏一脸茫然地说。

“只能是原遣送上你回。我们会继续找的。”警察转向我，“还有你，陪着他回吧，多做些思想工作，再不要来回跑了。”

我不能回。我出来一趟可不是这样。我在单位请了十天假，为了好好游历一次新疆，以解心头之惑。但我在警察眼里可是陪同吴坏的亲人。我赶紧给警察做了解释，说清了来龙去脉。警察一笑，说，“误解了。那你游你的去吧，有什么不便了，联系我们。”并给我留了电话。

“吴坏呢？”我说。

“放心，”警察说，“我们会有专门的人把他送回去的。”

出于好奇，或者还有别的心思——比如写写吴坏，我还想多了解些情况。但吴坏在旁边，有些不便，我给警察说，能不能和他單独说个话。警察把我领到了另一个房间。

原来，吴坏三十多年前在乌鲁木齐的一个砖厂里打过工，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巴里坤的叫银花的姑娘，也是打工的。在砖厂，他是拉砖坯的，银花是切砖坯的，两个人一来二往就恋爱上了，但银花的家里人听到后，坚决不同意，并且有天晚上，悄悄把银花领走了。吴坏就跑到巴里坤去寻找银花。派出所知道后——他已经有些扰民——就把他带到了派出所，并遣送回四川老家。后来，他年年都来，周折上一番，再遣送回去。

我疑惑地问：“那你们真找了吗？”

“咋能不找？先前没电脑，找起来不方便，现在人员的资料都在电脑上，并且所有叫银花的，我们单独设了个档案。我们也多次下去查询过。警察都换了几茬了。”警察说。又说，“咋说呢？其实，他说的这个银花已经找到了。”

“咋？”我说，“那怎么不落实？”

警察沉默了一会儿，像在梳理什么。“就是打断他腿的那个男人的女人。他坚持认定是他的银花，就让人家给打了。可是，把他和银花丈夫带到派出所来，他又否认了，说他的银花没那么绝情。说好的一辈子都等他的。”警察说，“从那以后，吴坏就有些神神道道的，脑子出了毛病。”警察带了点嘲弄地笑了笑。“但他每年都来。”

“给他说实情呀。”我说，“老这样跑咋行，不光是坐火车跑，主要是精神上，脑子里总是往这里跑，一辈子就给毁了。”

“说的是，就是这样把脑子给跑出毛病来的。”警察说。我心里一惊，仿佛豁然开朗。我可不能再在脑子里跑火车了，赶紧得刹住。“给他怎么说，他都不信。”警察说，动了动手上的指头，像是连接着什么。“那个银花，就是打了吴坏的那个男人的妻子，后来来过派出所，把所有的情况都说了，他就是吴坏要找的那个银花。没办法，当时家里人不同意。前面我给你说的那些，就是她给我说的。关键就是他们当时私订了终生，才毁了吴坏的一生。”说完后，警察又添了一句，“这个吴坏也太死心眼了。”紧接着又“唉”了一声。

我一个人去了巴里坤草原，晚上住在了一个叫“木木”的民俗客栈。吃过晚饭后，我本想出去再溜達一圈，但一直牵挂着吴坏——你别说，就那么接触了一下，真还牵挂上了——我想知道得更多些，就放弃了再转转的想法，回到房间，急急打开他送给我的日记本看了起来。我一口气看完两本，已是半夜两点了，让我沉思了好久。由于篇幅的原因，我就不全部抄录下来了。这么着吧，我概括地一说，加上前面的经历，你一定会明白的。

吴坏是啥时候到乌鲁木齐一个叫“星光”的砖厂里打工的，并没有记录，第一篇日记是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日的，可以想到，吴坏在之前并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而是从那一天，他突然心仪上了和他一块儿打工的从巴里坤来的叫银花的姑娘开始的。日记里，他很细致地描写了银花的相貌：大眼睛，高鼻梁，每说一句话都是一笑一颦的，而正是她可爱的微笑中露出的一对小虎牙打动了他。她似乎对他也有意，他拉着坯车回来时，切坯的她看到他满脸是汗，还偷偷给他擦过汗，并把一个手绢给了他——吴坏的文笔不错，至少也是高中毕业，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端倪——接下来的几天里，吴坏的日记里都是对银花的捕捉和描写，她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他的心。有天晚饭后，他主动约她出去转转。他们在砖厂附近的一个树林里徘徊了很久。平时他的话很多，可两个人的时候，他却不知道说什么，心慌得都想逃离开。

他们的宿舍是相连的，都住在一排砖房里，南边是男的，北边是女的。而吴坏和银花的宿舍正好是男女交界相连的两间。当然，每间里都住着两个人。有天晚上，和银花一起住的那个姑娘回家去了，只有银花一个人。银花就叫吴坏，说家里带好吃的来了，让他去吃。后来，银花突然亲了他。他也就“如饥似渴地亲了起来，真美，那种感觉”——这是他的原话。就是那天晚上，他们“亲”着私订了终身。

可是，没几天，银花在一个晚上突然不见了，他就辞了砖厂的工作，到巴里坤找去了。他连着在巴里坤找了几个月也没找见，身上的钱都花光了，几乎成了乞丐，被派出所的人发现后，遣送回了南充老家。

以后，他每年都到巴里坤来找他的银花，然后被遣送回家。

有一篇日记非常长，是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好几页，前面的几天又都是空白。他写到，前两天，他终于找到了银花，但银花说不认识他，并且银花已有了男人，那个男人还打了他。他还自责地说，也是他太冲动了，什么都没说清，就拉上银花和他回四川去，银花说不认识他，他就骂开了，说她背信弃义，是个骗子。关键是他最不应该当着那个男人的面说银花亲了他，她怎么还又跟了别人。银花恼羞成怒，说他胡说呢，她根本就不认识他。银花的男人像是受了侮辱，突然就打了他。不是银花拦挡，那个男人非把他打坏不可。接着他否认了一切，说那不是他要找的人——他的银花，是他认错了，她也就是和他的银花长得像些而已。他的银花没那么绝情——说好的，不管发生什么，她都只爱他一个人，一辈子——吴坏特别注明那是他们在那个晚上私订终身时发的誓言。

后面的日记记得有些简单。伤好后，派出所的警察把他遣送回老家时给他说了，他不要再找了，他们会帮他找的，找到了，就给他送过去。但第二年，等到九月份没有任何音讯，他就又去巴里坤了。从以后雷同的日记里，他每天就记挂的是银花：银花，你在哪里？我又想起了坐在火车上，他的那个愣劲。他几乎每天都是在用酒麻醉着自己，然后幻想。

日记的最后一篇是他前两天出门上路前写的。说他病了，老迈的父亲带他到医院去看病，医生诊断他得了肺癌。“这可能吗？”他写道，“我的银花还没找到呢，得赶紧去巴里坤。”